周 武：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研究的鲜明主题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周 武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国历史上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世界研究中国的热情由来已久。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成功推进，现在中国学研究得以快速地世界化，除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传统重镇如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和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外，原本被视为中国学研究“荒村”的亚非拉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学研究已日益显示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世界中国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不断发展。

作为“中外交流之学和文明互鉴之学”，世界中国学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主旨，相比传统汉学和现代中国学，其内涵和外延已大幅扩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是将思考的重点转向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语言、社区、社群、社会、婚姻、家庭、心理等问题，并将现当代中国的发展放到中国历史演进乃至人类历史演进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察。当对中国学研究的重心转向现当代的时候，中国式现代化就自然地成为世界中国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鲜明主题，举凡中国式现代化的渊源、性质、内涵、意义、生成逻辑与发展路径，以及与中国式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和实践，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球文明倡议等，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者热议和竞相研讨的焦点议题。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日益成为世界中国学聚焦的鲜明主题？这既与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有关，也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心转移有关，但究其根本，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身所展现的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恢宏格局和气象。这种格局和气象无论对先行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强大吸引力，而且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这种吸引力还在不断增强。与此相应，持续升温的海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对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构建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既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也包含了对先行现代化模式的省思。这是一条显然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充分证明了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更新，促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正视、思考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中国式现代化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等重大命题，并以此为契机，揽镜自照，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及现代化理论做出反思。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提供了示范和借鉴，让那些原本缺乏中国学研究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思考中国、研究中国，并与中国建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的关系，借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公共平台携手合作。正是这种关注、思考、研究和合作，直接促成了非西方国家中国学研究的兴起，并成为世界中国学学术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参加过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一位外国专家所言：“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道路给了我们新的自信，这有别于过去单一倾向的西方模式，从而拓宽了我们的思维。中国学仿佛变成了一个新的‘工具’，我们掌握这个‘工具’，可以进一步与世界融合。新的视野和观点有助于非洲各国进一步和谐共处、合作共赢，进而拥抱世界。”

毫无疑问，时下中国出台的任何一个与中国式现代化有关的重大政策举措，都会吸引海外相关主流媒体、重要智库和众多学者迅速进行报道、评论和解读。比如，7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国际社会不仅高度关注，而且对全会的重大意义、重要内容等进行深入解读。这是过去的中国学研究没有出现过的现象。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新的研究机构纷纷设立、研究力量大量集聚，可以预期，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在未来世界中国学学术版图中的位置必将日益凸显。

需要认识到的是，从现在走向未来，将预期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比如，海外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目前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个个点上或者一条条线上，在点和线上也以媒体报道、评论和政策解读居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尚不多见。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而言，这些点和线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它们所体现的也仅仅是“局部的深刻”，如何在这些已描画出的点和线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图景，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更全面、系统、完整的看法，对于海外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来说仍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研究工作。又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者现在越来越多参与到各自政府对华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如何在为本国服务的同时，保持应有的学术性或者说相对独立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该如何与历史中国之学（汉学）、当代中国之学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并使三者在分野中趋向融合？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都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关乎世界中国学的未来前景。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如何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超越“古今中西之争”，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体系化学理化，构建一套立足中国本土又拥抱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并能与海外学者和智库专家展开理性、有效对话，在议题设置和研究导向上予以正向引导，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进一步走深走实，是摆在我国学者面前一项艰巨的时代课题，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