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一封电报吓退胡宗南数十万大军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转折的一年。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已经实施反攻，向西推进；在西欧战场，盟军控制了地中海，德国本土正遭到空袭；在中国抗日战场，中国军民经过几年浴血奋战，已经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形势呈现了有利于我方的态势，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日寇妄图亡我中华的美梦已宣告彻底破灭。

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布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

这一变化，对国共双方都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7月4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给“西北王”胡宗南发去一封明码电报，内容为：“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地，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原来，胡宗南已经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正密谋以重兵进攻陕北，部署从对付日军的河防主力撤出6个师，向西调动，加上原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军队，沿宜川、洛川、淳化、固原线，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第三次掀起反共高潮。

红色特工熊向晖身为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收到明电后，吃惊之余，不得不佩服党中央的高明。

胡宗南把熊向晖送来的电报看了两遍，又让熊向晖给念了一遍，眉头紧皱地说道：“这一手，厉害啊。”并向熊向晖提了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还打不打？

熊向晖已经有心理准备，神态自若地回答：“应该查明是谁的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是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允许公开评论。‘中央将趁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了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了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熊向晖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与此同时。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向外界广为宣传，根据地军民纷纷集会、示威，广泛开展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揭露国民党进攻延安，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

胡宗南急忙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熊向晖照常出席了会议。会上，胡宗南并没有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是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

有人主张按原计划进攻，理由是：委座对共产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有人则主张暂缓行动，理由是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剿陇东的“暴民”快一个月了，没取得任何进展，对陕北的共军更不可轻视，况且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打日本人没得说，被朱德誉为“太行屏障”，还赠送了锦旗，让他打内战恐事倍功半。朱德的电报已使事机败露，如果日军趁机渡河，局面将难以意料。不如先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说：“不能坐待指示，我等应为委座分忧，要主动提出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算是为进攻陕的战略部署划上了句号。

会后，胡宗南让参谋长起草上报蒋介石的电文，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咨询、参照了熊向晖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

1943年7月7日，蒋介石复电胡宗南，同意暂时罢兵，但责令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之事。不久，特务头子刘大军向胡宗南报告，“通匪”事件正在查，泄密之事有两件：一是6月12 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开座谈会，以群众团体名义发表通电，声称：共产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交出政权军队”、“取消边区”；二是7月6日，中央社从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通过文件，致电毛泽东，叫他 “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辖区辖据”。

胡宗南大骂张涤非“混蛋”， 中央社是一帮“蠢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终，经胡宗南批准，刘大军将两名“匪谍”嫌疑犯抓起来，送到西安劳动营一关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