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研”大家谈·讲座回顾 | 周晓虹：中国社会学的知识锻造

2024年10月18日上午，由《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承办的“社研”大家谈活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笃学讲堂举行。此次讲座主题为“中国社会学的知识锻造——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本土解读”，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与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宗阳主持。在周晓虹教授的精彩讲授当中，一场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之旅徐徐展开。

徐宗阳副研究员主持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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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与理论框架

首先，周晓虹教授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社会学的缘起。周晓虹教授指出，中国社会学经历了崎岖却有目共睹的发展。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一发展主要包括两大向度。第一个向度是西方知识体系进入中国并被接受与吸纳，这不仅在现代中国学科体系中确立了社会学的地位，还促进了中国现代性的成长。第二个向度是社会学人围绕本土化问题展开的辩论和研究，主题关涉如何“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建设”。围绕这两大向度，中国社会学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知识积累和本土锻造。

周晓虹教授演讲

接下来，周晓虹教授指出知识社会学的中心共识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存在决定意识”相符。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舍勒承认知识是由社会及其特有的共同结构决定的，同时反对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寻找僵化的对应关系。曼海姆则划清了与某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提出“历史—社会过程”对于知识的重要意义，并将模塑思想的现实群体从阶级扩展到世代、地位群体、党派、职业群体以及学派等，这个扩展为知识社会学的范式转换搭建了桥梁。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知识社会学着眼于具体的文化事项和社会过程，主要表现为“新观念社会学”的涌现和“新知识社会学”的迭代——前者关注宏观社会与思想之间的地方性情境，后者则研究普通人的知识和意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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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的实践与发展

周晓虹教授将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实践分为“传入与接受”和“本土知识体系初步锻造”两个阶段，介绍了传教士和教会大学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作用，并强调葛学溥和布济时这两位关键人物的贡献。他对一个重点问题展开论述：为什么以孙本文为代表的学院派发展得不尽如人意，而燕京学派却能获得成功？周晓虹教授认为，燕京学派的成就主要源于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域、学术领袖和追随者形成的团体以及顺畅的代际传承。他进而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比较了三所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此外，周晓虹教授引用雷蒙·阿隆的话，指出社会学同时具有“秩序”和“进步”两种特性，并表明社会学在中国的曲折历史进程与这两种特性构成的矛盾性格有关。

周晓虹教授将1949年至1978年称为“大众社会学”阶段，强调这一时期学科建制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知识积累的停止，因为这一期间开展的少数民族调查、毛泽东提倡的社会调查等，都是社会学实践和知识积累的体现。1979年至2022年则为中国社会学重建时期，这一阶段的知识积累和话语实践可以主要归纳为“一个宗旨”和“两个议题”：“一个宗旨”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两个议题”则是在强调专业化的同时，继续推进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进程。周晓虹教授还指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国家形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的互动结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学同样也体现出这几方面影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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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补充与总结

周晓虹教授指出，罗伯特·弗里德里希曾提出社会学家的双重形象，其中牧师型社会学家秉持价值无涉立场，力图改良社会和抚慰民众，先知型社会学家则常呼唤理想社会而批判现实。周晓虹教授认为费孝通先生具有“牧师—先知”的双重精神气质——20岁时放弃医学转向社会学，初期扮演关注人间疾苦的“牧师”形象；完成云南三村研究后，转向“先知”，标志是就昆明“一二·一事件”对国民政府的批判；1979年社会学恢复时，费孝通带领的社会学重建几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富民实践；在全球化浪潮下，他又将余生聚焦于反思中华文明以及中外文明的关系，完成了从牧师到先知的再转变。

周晓虹教授以费孝通的案例说明，在中国社会学的知识锻造中，同样蕴含着与知识社会学相关的两面互倚的议题：思想有其存在基础，是否意味着知识是社会的自动映射？作为知识人的个体或群体可以做出怎样的选择？就第一个侧面而言，周晓虹教授认为“存在”可以作为“真正基础”，但由于存在与知识生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除阶级外诸多群体因素镶嵌于存在之中并同样参与知识的生产，真正的知识生产过程常常呈现某种复杂性。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知识人的个体选择在相当程度上依旧是个体所处的时代、社会与文化结构或更为微观的个人生命史的建构结果。费孝通的两次转身同样暗含着上述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外在力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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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与交流

短暂休息过后，谢立中教授在总结和肯定周晓虹教授分享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方向。谢立中教授认为，周晓虹教授进行的梳理主要涉及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且大多明确具有“社会学”名称，他进而指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都是为了回应国家或地区转型中的问题并为现代化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社会学”概念可以放宽。一方面，既然马克思被“追认”为社会学家，那么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也可以属于这一范畴。更何况，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称自己为社会学家，包括拉法格、列宁、布哈林等人；国内很多马克思的追随者也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视为社会学，例如瞿秋白、许德珩、李达等人。另一方面，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例如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也可以放到讨论的范围中，因为这些研究与社会学密切相关。将以上方面纳入考虑后，或许可以看到更宽阔的图景。

周晓虹教授对此进行了回应。他建议，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问题，大家可以参考谢立中教授最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这套书，其中有着详尽、科学的论述。单就知识的锻造这一问题而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这条线融入其中还需要另作思考。社会学学科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强调用马克思的思想来思考如何对西方社会学思想进行批判的吸收。周晓虹教授表示，谢立中教授谈的问题实际上能够成为一个专门的讨论议题，自己也对此抱有期待。

谢立中教授与周晓虹教授对谈

就在场学生提出的“如何避免掉入‘中国案例+西方理论’的陷阱”问题，周晓虹教授指出，我们首先需要对知识形成的过程和机制有着明确的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中国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思想积淀，如果抛开生产和生活实践来讨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只能是单薄且没有解释力的。他进而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历程，我们推进和面临的现代化是14亿人的现代化，如果不进行精神上的思考、不建立包括自主知识体系在内的精神叙事的话，那我们的现代化就有可能沦为单纯的GDP堆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担着建构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叙事的责任。

讲座合影

（供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团委学术实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