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时隔五十多年，至今难忘在陇川插队落户的那些往事

知青回忆：时隔五十多年，至今难忘在陇川插队落户的那些往事

（一）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1964年9月我进入昆明三中,成为一名初中学生。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 开始,校园里再也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了，学校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随着运动的深入，我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此一直到我下乡,就没有再见过父亲以往常常挂在脸上的笑容，母亲也更沉默了,每天不知疲倦地操劳着。每当看到父亲带着白袖套默默地走出家门时， 我都会感到阵阵揪心的难过。

1968年底，全国掀起了一场与文化大革命如影随形而来，同样是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虽然我们在校只学习了一年多的文化知识，但在一夜之间就都成了“知识青年”，必须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

1969年2月22日，我踏上了下乡的路。那天我母亲带着我最小的弟弟和三个妹妹到火车站为我送行，父亲则因被打成“走资派”后每天要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不能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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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汽笛声响起，火车车轮缓缓启动时，母亲和妹妹们都哭了。这时只听到车厢里和站台上哭声一片。火车到广通后，我们又转乘卡车继续前行，每辆车都坐得满满的，大家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

我和同学杨继美同行。继美和我同在初六七届三班，我们是同桌又是邻居，她家和我家院子只隔着一堵墙。我们通常都是相约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现在我们又相约一起下乡。

我和继美坐在车厢靠后的位置，紧挨着我们坐的是我们学校初一年级的几位小男生，他们都比较好动，一路上只要有下车的机会都不放过。一次，车子进入德宏地带，他们上来时手里拿着几根甘蔗。其中一个被同伴喚作“阿四”的小男生还递过一根来给我们，后来知道了“阿四”的大名叫 “吴先明”。

谁能料到半年以后的1969年9月，吴先明和另外两位初一年级的同学施子杰、丘林思家心切想回昆明，那时回昆明须持有县人保组的证明，才能通过架于怒江上的功果桥、惠通桥。开不到证明的他们就选择了翻越高黎贡山来绕过边防检查，后因高黎贡山险恶的自然环境而迷了路，又冻又饿最终造成了悲剧。施子杰同学幸免于难，而吴先明和丘林两位同学鲜活的生命戛然终止于年轻的17岁。

（二）

第六天终于到达此行目的地陇川。我们集中在章凤小学里等待分配到各乡村寨，在这里休整了两天后，我们被分到共瓦区，共瓦乡，共瓦社， 我们戏称为“共到底”了。

这天午饭后，我们启程了。我们社共有十四名知青，从初一到高一不等。从章风出发，还要走将近20多公里才会到达进山的路。景颇族社员赶着牛帮，牛帮驮着我们的行李，我们跟着牛帮走。进到山里，天色已暗， 这时大家都有了几分饿意，再加上长时间的走路，人也显得疲乏极了，脚步也是越来越沉重。我向前面望去，暮色中看见继美跟在一头老牛后面走着，我离她大约有二十来米。

二月底的景颇山，山风袭来，给人丝丝的凉意，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月亮出来了，白白的月光忽左忽右的照着弯弯的山路，牛铃声“咕咚咕咚”地响着。抬头看月亮，边疆的月亮，大大的，圆圆的，如脸盆一般，疑似到了天边一样。

突然，继美发出一声凄厉呼叫“妈妈呀！”赶紧抬头循声望去，只见她已跌倒在山边钭坡上，双手紧紧抱住一棵小树，努力往上爬。说时迟那时快，一位景颇族壮汉赶紧冲上前去，将她拉起来，后来继美说是牛屁股把她拱下去的。当时我被这一幕给惊呆了，惊魂未定的继美开始嚎啕大哭，撕心裂肺的哭声，久久回荡在山间：

天黑黑兮风凉凉

山弯弯兮路茫茫

林密密兮月白白

步匆匆兮心颤颤

约摸晚上十点钟光景，我们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共瓦山寨。村民们知道我们要来，好多人围在篝火旁等着我们。很快有几个景颇妇女为我们端上热腾腾的米饭和黑黑的豆豉、卤腐。我胡乱吃了一点，继美一口也没有吃。

待睡觉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社上安排我们住在一间四面通风的竹篱笆房里。竹子搭成的大通铺，中间挂了一床被单，男女生各在一头。我们和衣而卧。篝火熄了，山寨慢慢的安静下来。看着月光透进竹墙的缝隙，总觉得有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盯着你。

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

三天后，我们搬进了新家。

（三）

景颇山寨很美；景颇竹篱笆房掩映在高大的树木之中，郁郁葱葱的竹林和各种树木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山坡上，山风吹来树叶上下翻滚，阳光泼洒下来，看得人眼花瞭乱。

那时景颇人的劳作习俗，还保留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刀耕火种”阶段。在播种前，先用长刀砍下树木在土地上点燃，烧去地上的野草，再用烧过的草木灰作肥料，挖坑播种。你别说，在这火烧地上种出来的包谷，特别香糯好吃，这么好吃的味道回城后直到今天都没有再吃到过。

最喜欢景颇山收包谷的季节了，景颇人收包谷时就在包谷地里，支起一口大锅，用石头垒灶，就地取柴火。这样我们干活时中午或者晌午都能吃到现掰的新鲜甜糯的煮包谷。吃这么好吃的包谷，也还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景颇山上的包谷长得比人还高，在包谷地里行走，经常是手臂上、脸上被锋利的包谷叶划得伤痕累累。一次我在掰一个大苞米时，被一只长得像包谷一样绿，头上还有坚硬的角的大虫咬了一口，那钻心的痛啊……。手臂马上就肿起来，好几天后才慢慢消退。

景颇族妇女运送的方式是用头顶背箩，她们在竹背箩的上端，穿上一根宽宽的自己织造的带子，套在脑门头上，用整个头部的力量，撑起背箩的重量。顶着背箩的她们空着的双手来也不闲着，人手一个捻线陀，边走边捻线。我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一顶起那个背箩，头皮就会发麻，两眼冒金花，觉得眼睛珠子都要被勒出来了。

我们社里有一个叫排蕊的景颇族小姑娘，长得很美。我们叫她“景颇之 花”。“景颇之花”很能干，各种农活都会做，我们干活时都爱跟她在一起，她也总是很乐意教我们。

景颇人住在山上，水田却在山下面。每年到农忙春耕的时候，村里的主要劳动力就都要下山来干农活。我们寨子的水田就在公路边上，离县城有十多公里。下坝后主要的农活是男生犁田、耙田，或者挑送秧苗到田间地头。女生们就是插秧了，偶尔也有让男生下秧田来和我们一起插秧的。在这里天刚蒙蒙亮就要去到田里，大家一起先去秧田拔秧苗，拔到天亮就把秧苗挑到犁耙好的田里。田埂上的小路窄窄的，过水沟时竹子搭的独木桥一闪一闪，像要折断似的，真的是如履薄冰，步步惊心，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沟里。

在这里，我真正体验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艰辛生活的滋味。

刚下乡那段时间，除了生活上的劳累，还有思想上无休止的折磨。那时候只要一得空，我就会想家，想我的母亲和弟妹们，更想我那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时常担心他会不会被批斗，会不会挨打？什么时候才会得到平 反？……挥之不去的愁绪久久萦绕在脑海，常常想得夜不能寐，第二天还要打起精神出工。1969年9月下旬我父亲得以平反！消息传来我高兴得哭了， 长期以来的压抑、委屈和辛酸化为泪水任意长流……。

（四）

我们社里的知青除了初中生外，还有高中生。我觉得我们社里的高中生们很有见地，知识面又广，很庆幸能跟他们同在一个社。

他们会经常朗诵一首法国诗人雪莱写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 吗？”这诗句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于渺茫中看到了希望！

他们会玩各种乐器。在下坝社经常是我们收工回来晚饭后，他们会拉起小提琴、二胡，弹着吉他和文子铃，吹起黑管。他们会许多外国歌曲如《梭罗河》、《蓝色的多瑙河》、《共青团员之歌》、《卡秋莎》、《小路》……，这时而美妙轻柔，时而昂扬亢奋的乐曲声响彻在边疆的夜空， 是我的下乡记忆中最美妙的声音！

知青们向往外面的世界，都想出去走动走动，知青与知青之间也开始了相互之间的走村串寨。我和继美也曾徒步去过盈江县玩过，那次从盈江回山寨也是很惊险难忘的。我们回山寨的那天晚上差点迷路，在深山密林中转悠了大半夜。天上没有月亮，黑漆漆的，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山林中行走。看不清的小动物，不时在身边蹿来蹿去。走过一段空旷的地段， 看到地面站立着一个个骷髅头，吓得我俩汗毛都竖起来了，不停地奔跑， 奔跑。后来我们在白天又去到那片空旷的山坡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吓人，原来是些被砍了树杆的树桩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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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山寨第二天出工时我们跟景颇族社员们说起这事时，他们说你们真胆大，说那个树林里经常有熊出没的。

下乡一年后，好多知青户出现了分化。那时我们社虽然说没有分家， 但知青人数却减少了；有的回昆明探亲就没有回来，有的调往兄弟姐妹在的社去了，有的去了县宣传队。女生就剩下我和继美两个人。余下的几位男知青也在山寨呆不住，他们经常出去一两个月才回来。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他们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会唱起那首加拿大民歌《红河谷》。一天山寨又响起了《红河谷》的歌声: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我和继美轻声加入:

你可会想到你的故乡，

多么寂寞，多么凄凉。

想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

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随着歌声渐行渐远，他们走出了山寨。这样，知青户里就又只有我们两名女生了。

（五）

一天清晨，我和继美去村里水塘边淘米、挑水，准备做早饭。来到水塘边，看见有一个景颇小伙子蹲在那里洗脸，旁边放着一个绿色的肥皂盒好眼熟。走近一看认出是我前阵子不见了的肥皂盒，上面还写着有“要斗私批修”几个字，是来时路过瓦窑时买的。小伙子叫勒邦，我忍不住看着他说:“这个肥皂盒子是我的，怎么会在你手里？”他看了我一眼，脸涨得通红，嚼过槟榔的红嘴唇嗡动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反正是骂人的语言。然后腾地站起来，一把抓起放在地上的长刀，拔出来在我面前挥舞了两下，又挥刀用力把肥皂盆劈成了两半。旁边放着的淘米盆也带翻了，米撒了一地……

当时和他吵着时，无助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人过来帮帮我们。可能是时间还早吧，只有一位打水的景颇族老大妈手里拿着竹筒站在塘边，呆呆的看着我们。又有两位年轻景颇妇女背着竹筒过来，还不待她们靠近，勒邦悻悻地收起长刀扬长而去。

事后，我和继美越想越后怕:再也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要是哪天这个毛头熊小伙再来报复我们，那我俩就有可能彻底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一不做二不休，我俩当时决定去县城找政府要求转到坝区去。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带上随身用品，我俩下山了。

到了县城，我们住在县邮电局老刘家，老刘原来是我们共瓦山的邮递员，后来调到了县城。老刘夫妇很同情我们的遭遇，热情接待了我们。

来到县长办公室，陪着小心我们呈上请调报告并说明了来意，又详细地口述了一遍事情发生的经过。满心以为县长会站在我们这边为我们主持公道并挥手放行，不想县长却给我们泼了一盆凉水。他说现在县里对知青的安置工作已经全面完成了，就不再进行二次分配了。许是见惯不怪吧，他说知青与村民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呢也属正常，让我们安心回山寨去。我们说现在是发生了这么恶劣的特殊情况，您难道就不能做出特殊的处理么？县长还是摇头不同意，他让我们去位于景坎的公社办事处反映情况，说公社会派人去山寨做工作的，还以肯定的口吻说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县长是当兵的出身，说这些话时一脸严肃，显然他的话已然是铁板钉钉了。

然而，刚刚在山寨经历过的那种恐惧让我们铁了心，再也不愿回山里去了。难道我们去坝区傣家寨就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吗？而且经过这一年多艰苦山寨生活的磨炼，我们早已不是那种要依靠父母才能生活的学生娃了。

于是，我们决定跟县长“泡蘑菇”。

该说的话已经说了，我们就守在县长的办公室里尾随着他跟进跟出的。每每看到那些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走出办公室的人们，我们不禁心生羡慕，盼望着我们也会有那开心的一刻。

第三天下午，又一个人挂着满意的笑容走出去了，随即县长也出去上厕所了。这时我一眼瞥见刚才马县长办公时忘了收回抽屉里的红印台和县政府的公章，旁边还有一本县革委会的便笺。

看着这枚决定命运的大红印章，我们的热血一下冲上了头顶，终于天赐良机了！在那鬼使神差的一刻，我们顾不上多想，以最快的速度撕下两张便笺，盖上了公章收好。虽然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似的在蹦蹦乱跳，脸上却还要故作镇静地继续跟县长“蘑菇”着。过后想想，为了能在这天遥地远的边疆平安地生存下去，我们也只能这样做了！当时这件事情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们觉得谁也不能说！

第二天，告别了老刘夫妇，我们来到景坎镇找到公社主任。递交上我们的调动手续，公社主任看过后为难的说景坎地区的傣族寨子都已安置满 了。只有一个叫“赛标”的寨子因为有个麻风病人，先前安排的两名别的学校的女生被吓跑了。我们赶紧说她们怕我们不怕，这样我们去了赛标社。

（六）

如果说陇川的山寨有着高山峻峭的美；那么陇川的坝子就是一种神秘诱人的美了。

公路两旁那一株株年轮已久枝繁叶茂的大青树，好像藏着许多古老的故事。清晨，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大地，放眼望去，大大的雾团立地而起。随着太阳冉冉升起，雾气散去，雾团原来是一丛丛被雾裹着的茂密的竹林。点缀在片片竹丛中的是傣家寨子，还有大片大片的甘蔗地和芭蕉林， 整个坝子呈现一片葱绿。

赛标寨子不大，只有十来户人家，社长是个景颇族。社里让我们住在社管会里。我们床前是一个三个人都围不过来的大谷箩，还架着竹梯，大谷箩里装的是社里的谷种。

我们这样在过山寨里的人来到平坝，干各种农活已然是轻车熟路了。傣族人无须“顶背箩”，是用肩挑，这个我们很快也就学会了。她们是用一根竹扁担直接插进小篾箩的上端，挑着走起路来一扭一扭晃晃悠悠的， 我们觉得还挺浪漫潇洒的。

赛标社里的年轻人很少，只有一个16岁的小卜哨（小姑娘）和两个更年轻的小卜帽（小伙子）。一个叫老五的是会计的弟弟，长得白白净净， 一说话就会脸红，另一个叫小煥的皮肤黑黑的，身板壮壮的，两个人笑起来嘴里都会露出一颗金牙齿。

老五和小煥常常是在收工后就来找我们玩。小煥的汉话比老五说的要好一些，他们和我们说着话看着我们煮饭，要到他们家人来叫他们吃饭才会离开。有时候我们饭做好了，叫他们一起吃，他们不吃。小煥还说，我们看着你们样样都好看，连脚都是好看的，看看你们我们就饱了。他们这样说，或许可爱，因为单纯。

一天收工回来，我们正在煮饭，他们又来了。坐了片刻，老五竖起耳朵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音，神色紧张地说:“雾，雾哎”（傣语：蛇），然后他们拿着手电筒进到我们睡觉那间屋子。突然“嗖”的一声，从大谷箩里窜出一条碗口粗的褐黄色花纹的莽蛇来，慌恐中的我们来不及反应，看着莽蛇上了房樑逃出去了。

想想我们跟这条蛇同房共眠了多少个夜晚，还蛮刺激的！

不久，社上帮我们盖好了新房子，我和继美搬出了社管会。

（七）

在共瓦山的时候，我曾染过两次大病，一次是恶性痢疾，一次是恶性疟疾。两次大病痊愈时，我都有一种再生的感觉。

来到赛标社的第二年一个炎热的下午，景坎社两位17中的女生，花季少 女，被景坎对面山坡上的水塘无情地吞噬了生命。

怪不得有知青朋友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能活到今天，全是老天爷的眷顾！

后来继美回昆明了，两年后的1973年9月我也回昆明了。

五十多年后，我们再次来到了我心中的第二故乡—陇川。

又见陇川坝、又见共瓦山。得知在共瓦山寨时和我们相处得很好很惹人喜欢的那个小姑娘“景颇之花”排蕊和那个在我们面前挥舞长刀迫使我们不得已离开山寨的熊孩子勒邦都已离世了，这不免又让人唏嘘一番。

在傣家寨帮助我们从住处赶走莽蛇的两位小伙子，其中的小五后来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现已退休在家。另一位小焕在我们离开后的第二年就去了外边，至今没有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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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当年给予我们很大帮助的刘哥刘嫂，你们现在还好吗？（感谢知青情缘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张瑾（昆明初中六七届3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