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驿寻踪｜邮驿“活化石”，蒲松龄曾在这个驿站做“站长”

“盂城驿前吟夕阳，高邮湖上好秋光……南来时见吴江棹，却倚船窗问故乡。”明代南京礼部尚书邵宝是一代大儒，也是一位大孝子。这应该是他离家多日，南下途中驻扎盂城驿时，写下的一首思乡情切的诗。千百年以来，大运河沟通着南北交通，而盂城驿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水马驿站，同时也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千百年来，无数的过往官员、商贾旅客曾在此驻足。古老的驿站，传递过京城的风、江南的雨，如今马蹄远去，扬起历史的尘埃。

曾是两京邮驿的重要站点

爬上京杭运河高邮镇国寺附近的东堤，就可以看到一座三层楼高的鼓楼矗立在一片青砖黛瓦之中，这就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盂城驿。

高邮，是全国唯一以“邮”为名的城市，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点段。高邮因河而城，因邮而兴，运河文化、邮驿文化在此生生不息。盂城，是高邮的别称，取意于秦观描写家乡“吾乡如覆盂”的诗句，盂城驿也由此得名。

盂城驿坐落于大运河畔，始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隆庆二年（1568年），知州赵来亨按旧制重建，此后，知州张德盛、冯馨、朱荣桂等人先后重建或增修，占地面积16000多平方米。作为明清两代水陆两用的驿站，它充分发挥了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陆路的发达使得人员和物资能够快速流通，而境内的大运河更是如一条大动脉，为盂城驿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这里不仅是货物运输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客运的关键节点。在古代，大量的货物通过大运河运抵盂城驿，再由这里分发到周边地区。同时，南来北往的官员也在这里歇脚、换乘，继续他们的旅程。

据记载，盂城驿鼎盛时拥有驿马130匹、驿船18条、马夫水夫200人，可见其规模之大、业务之繁忙。这些房屋和船只承担着接待旅客、存放货物、传递公文等重要任务，为大运河沿线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盂城驿里，展出了一张《两京邮驿图》，清楚地展现出明代南京和北京之间，沿着运河设置的46个驿站。运河边的驿站如此密集，是因为明王朝迁都北京后，都城里众多人口形成了特别强大的消费力量，急需南方的各种物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也就成了一条重要的经济命脉，每年都有300多万石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通过运河“漂”进北京。

大运河畔的中国邮驿活化石

辛亥革命后，随着邮政事业的兴起，盂城驿被奉命撤销，结束了邮驿的历史使命。40年前，被历史尘埃湮没的盂城驿在一次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并通过修复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盂城驿是中国邮驿的“活化石”。现存鼓楼、皇华厅、驻节堂、驿丞宅、马神庙等各类古建筑约3000平方米。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近盂城驿，可见大门口挂着一对“驿”字灯笼，门额悬挂横匾“古盂城驿”。推开大门，仿佛还能看到，那些匆忙交接文书的信使、那些喘着粗气的马儿，以及鼓楼之上那一声声曾经响彻古城的鼓声。

走进驿站，建筑风格古色古香，结构严谨，梁柱榫等结构衔接天衣无缝，不愧为“苏北一绝”。驿站内有厅房、马厩、库房等建筑，还原了古代驿传的真实面貌。皇华厅是五开间的明代建筑，作为通邮传令、处理公文的场所，同时也是驿站的管理中心。高邮州官在这里会见来往的上级官员，彰显了其重要的地位。厅内的布置庄重典雅，让人仿佛能感受到当年官员们处理政务的严肃氛围。驻节堂是接待四方宾客之处，担负着重要的接待任务。这里保存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厅、梁、瓦、柱都完全保持了当年的风貌。两侧的寝房供过往官员因公务出差下榻所用，为他们提供了舒适的休息环境。鼓楼是盂城驿的标志性建筑，楼高三层，高约 15米。鼓楼在当时具有站岗远望、值更报时、传鼓报捷三大功能。它不仅是驿站的重要设施，也是古代邮驿文化的重要象征。

蒲松龄做过盂城驿“站长”

在盂城驿里，有一尊蒲松龄的半身像，他曾是盂城驿“快递站”大名鼎鼎的“站长”。蒲松龄早有文名。顺治十五年（1658年），19岁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进学，受到山东学道施闰章的奖誉，荣极一时。但是时运不济，以后的每期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迫不得已，只得开馆授徒，做起一位清苦的私塾老师。

康熙九年（1670年），蒲松龄的同窗好友孙蕙任江苏省宝应县知县，特地聘请蒲松龄为幕僚（师爷）一同前往。次年三月，孙蕙调任监理高邮州署，蒲松龄作为幕宾同往，驻留盂城驿管理驿务，时年31岁。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高邮水灾连年，此时的高邮城内外，哀鸿遍野、满目疮痍。再看看盂城驿，也是银库库底朝天，驿马骨瘦如柴。孙蕙深感压力沉重，要蒲松龄代写呈文上报扬州府。蒲松龄在呈文中真实反映了驿站面临的困难：“站银毫厘莫辨，差使斯须难支，下吏穷于吁请，倒发在于呼吸，谨沥血呕心，仰求鉴，伏祈早书长策，以救一线危驿……”因为“夫邮邑值从来未有之奇荒”，造成盂城驿濒临倒闭。“就是（我）粉身不足充夫马之度支，锉骨不足救驿站之倒毙。若不早为决策，妄自苟延，恐后日遗误地方，即席待命，已为朝廷之罪人矣。”

高邮盂城驿的报告送达后，扬州府台、江苏上峰勃然大怒，最后只有让盂城驿驿幕蒲松龄引咎辞职，当一个替罪羊了事，当年秋天就打道回府。就这样，蒲松龄结束了他一年不到的师爷“仕途”，继续做起他的教书先生。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新一版《蒲松龄集》时，经过考证，认定这篇呈文应归于蒲松龄文集，将其收入《蒲松龄集》，列“第一卷”，并给该文名之曰《高邮驿站》。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顾潇 庄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