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军事素养评判，胡琏可称良将否？

在《亮剑》中有这样一幕，当赵刚同国军俘虏聊天时，得知他们来自第5军、第18军时，不禁感叹一声：“都是好部队啊……”

赵刚这番话，绝不只是为了赢得被俘士兵的好感，而是发自内心地赞赏。在抗日战场上，国军承担着正面战场的压力，浴血拼杀抵御日寇，这些功绩将留存史册。

由此推溯国军将领，也不尽然是一面口喊弟兄们给我顶住，一面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之辈。在国军序列中，不乏能征善战的良将。

比如对日作战“无役不予”的王耀武，缅北横扫日军的孙立人，以及血战石牌的胡琏，他们都是优秀的军人。

“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势力，待机取胜”。这是台湾史籍中所引对胡琏将军的评价，至于出处不是重点，以狐、虎作比，还是非常贴切的。

胡琏，秦之故地陕西渭南人，幼时家贫，12岁方才上学，18岁考入黄埔军校，自此走上戎马生涯。

之后投入国军土木系，并由此发迹一路升迁。所谓土木系，分拆即“十一”、“十八”，指的是国军嫡系18军及所辖11师，因在抗战中屡与日军苦战，被视为王牌，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

在抗战时期，胡琏的军事素养得到充分体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时任11师66团团长的他率部参战，负责沪北罗店防线。

在日军的重火力攻击下，他并未如其他国军将领一味被动防御，而是采用灵活主动的反攻击战术。

比如组织敢死队冲击敌方、集中机枪火力杀伤敌有生力量、敢于主动发起白刃肉搏等。可以看出，胡琏所部既能拼力血战，又能在不利情况下寻找战机，同为防御战，这种更为积极的战法显然能起到更好效果。

1943年的石牌战役，将胡琏的“虎狐之性”显现的淋漓尽致。石牌要塞距离宜昌20公里，是扼守长江航道、拱卫陪都重庆的要地。由于彼时入川尚无可通汽车之陆路，多依靠长江航运。如石牌失守敌军溯江而上，将直接威胁抗战大后方。

胡琏11师承担防御要塞核心的任务，战前全师将士立下遗嘱，决心以死相守。如果换作他人指挥，大概率会以擅长的纵深防御应对。事实上这种战法多次用于对日作战中，勇则勇矣，但灵活性不足，结果往往是付出重大伤亡，阵地也没守住。

胡琏则认为日军武器精良，具备炮火优势，硬拼很难守住。他将少部分兵力用于防守要塞正面，主力配置于要塞东南侧的山地。当日军逼近时，预先埋伏的11师部队猛然将敌团团围住，致敌伤亡惨重。

在高家岭阵地，曾有三个多小时未闻枪声，并非此处没有战斗，而是正在进行惨烈的白刃战。

石牌要塞一战，11师歼敌千余，成功遏止日军打通长江航道的企图。

在此战中，胡琏表现得有勇有谋，比之更重要的是，全体11师将士面对强敌敢于拼命，这种作风同严格治军有关。

胡琏赏罚严明，对作战勇敢不怕死者，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绝不小气；对临阵畏战者毫不宽容，要么军法严惩要么逐出队伍。

这种治军方式自古有之，多有物质激励而疏于精神引导，具有局限性。毕竟要让士兵们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这是国军的短板。

如果在抗击侵略时，可以用守土保国理念渲染士气。但如果对出身穷苦的国军士兵说，“你们要保卫的是地主老财、资本家”，啥？平时既受他们欺负还要保卫他们，大伙非兵变不可。

凡战必有目标，目标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士兵的战斗积极性，失去正确目标的军队，是没有灵魂的军队，这是胡琏无法左右的。

因此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贯能打的胡琏也败绩连连，国民党腐败统治已不得民心危如累卵，在此大势所趋之下，绝非一个统军将领能够扭转的。

即便如此，胡琏部仍不失为一支劲旅，在多处战场同解放军周旋，遭遇败绩往往也能全身而退。不过在淮海战役，由18军改编而来的国军12兵团，终究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金门一战给胡琏的军事生涯画上重重一笔，由于准备不足、后继无援，登岛万余三野将士，失利于拥兵四万、配备装甲部队的胡琏兵团。不过这种仗本就是众寡悬殊，倒也无甚值得吹嘘之处。

抛开成见，作为一名统军主官，胡琏的军事素养还是有目共睹，善于用谋、敢打敢拼、驭下有术、堪称良将。但他站错了队，这也注定他的余生和成就，只能止步于那几座海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