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钩沉：邵南事件记实

引子

＊本文摘自《邵武文史资料》第十辑(1989年12月)，作者李良寿、李垂隆，原标题《邵南事件记实》

正文

邵南粮食骚乱事件（以下简称“事件”）,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地点在当时的四区（和平、大埠岗），六区（肖家坊、桂林）和廿都办事处（区一级，现为张厝乡），在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坏人的趁机滋事，也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情况错综复杂，现根据当时专案调查材料及目击者的回忆，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综述如下:

一、事件的起因

1、一九五五年是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二年，由于上年粮食丰收，所以这年统购的基数一开始就偏高，粮食统购过了头，三项留粮（口粮、种子、饲料）不足，造成不少农户在新粮登场前发生缺粮断炊。

2、当时只有少数初级农业社，大多数还是互助组，农田倘分散在各户耕种，估产有一定困难。不少农田估产过高，而且个别基层干部也确有趁机弄权舞弊现象，引起群众的強烈不满。

三、个别不法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羣众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据后来调查获悉，早在骚乱前，和平村尾凉亭等处，就已经出现了反动标语，但当时尚未能引起重视。

二、“事件”经过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四区鹿口乡公布供应缺粮户回销粮数额，人均每月只有六斤大米。群众对此十分不满，当即围住工作组，要求增加供应量，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该乡互助组长黄传有带领组员在夹竹窠种玉米时，也边种边议论粮食不夠吃的事，二十二日（农历闰三月初一）便带领70多人，把工作组扣押起来。对此，当时工作组既未采取相应的措施，也未及时向上汇报，任其漫延发展，人心更加不安，社会秩序日盆混乱。二十三日聚集的群众更多，有的提出要拖工作组和乡长去吃大便，乡长被迫只好躲上山，不敢回家。

二十四日（农历闰三月初三）是坎头集圩，各乡来赶圩的人数比往日更多，近午有数百人围集在乡政府内闹事，要求乡长和工作组解决粮食不夠吃的问题。但工作组仍然无法答复。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当时有的人便提出说：明天（农历闰三月初四）是和平集圩，我们到和平去闹，看看和平有什么办法解决。有的人则煽动说：大家都没米吃，先到干部家去吃，吃了再讲。有些人就到乡干部家中强行吃饭。和平是邵南地区的中心圩场，二十五日这天，各乡、村来赶圩的人相互传播鹿口、坎头拖乡长、扣工作组、到干部家强行吃饭等事。这时恰有危冲十多个男人拖住他们乡的妇女主任和乡长，来和平镇公所找工作组，要求解决粮食问题。一时围观者和闹事者聚集数百人，镇公所挤得满满的。但镇长不在，只有地区来蹲点的方付局长和县里下乡的工作组万爱兰等几个女干部。闹事的羣众将方付局长等人围住，要求解决粮食问题，方也表示无权处理。有人把方、万等同志拖到厕所边，声言要把他们丢进粪坑吃大便。这时，闹事的人越来越多，方、万等同志被他们一会儿拖到厕所要他们下粪坑，一会儿又拖回镇公所，反复折腾十多次，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集圩散场还在闹。闹事者还封锁了电话，不让工作组与县、区通话。下午三时多，区公所得知情况，驻区县委组织部部长梁庭富同志，派付区长李柏春同志带领县、区干部七、八人到和平了解情况。一到镇公所，就被两百多闹事的羣众围住了，羣众问李来干什么？李说是组织派来了解情况。羣众说，人都快要饿死了还在了解情况？李说，就是因为这事，把情况了解后，才好向组织汇报，研究解决办法。李还继续向群众宣传三支援和统购统销的意义和道理，又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还用食盐、草根充饥，同时示意在场的区团委付书记李垂隆快到区里汇报。李的话被误认为是“粮食不夠，可用盐来凑。”有人当即端来一钵子盐，抓了一把塞到老李的嘴里。他们要李开条子，每人供应一百斤粮食。李说，我开的条子没有用。又有人说，水碓加工了国家供应的米，你去过称。李说，这个我也办不到。又有人说，干部家有粮食，你带我们去借。李说，你们知道谁家有粮食，他又愿意给借，你就去借，我无法干涉，用不着我带去。闹粮的人更火了，说李有心要饿死人，要把李关起来也饿一饿。

闹到晚上八点多，邵武二中张校长来了，对大家说：把他关在这里能解决什么问题？应让他回去汇报研究才能解决问题。这才放了李伯春及其同来的人。这时李垂隆已赶到区公所（在南陵乡）向梁部长作了汇报，梁觉得情况严重，便和李垂隆一起星夜赶到和平，根据大家意见，同意和平每人每日供应十二小两（折0.57斤）米，先发三天，以后经落实确定无粮户再作解决。如此逐戶核算，到天明才算清楚了。这时，张文堂县长带领县里的干部和县大队武装也连夜动身，天亮时赶到和平，有人说，事情不简单，县大队都来了；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说，怕什么，县大队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不会也不敢打我们。因此事态未能遏止。

就在和平闹事的当天，赶圩的人回去后，向周围羣众绘声绘色地讲述拖打干部的情形，因此，和平骚乱很快便影响到邵南各乡村。四区区公所的所在地南陵乡在当天的下午便开始骚动了，闹事者把通往邵武县城的电话线切断，该乡的王火财、付文新、张登锦等人，分别从杨家炉、曹源圳、大埠岗等村带来几十人闯到四区区公所，硬逼着区长张维翰签发购粮证，并提出每人每天要供应二斤大米，否则就不出工。次日，这些人又派人到宝积、河源、李源、竹源、童家坊等地叫来一千多人，哄闹区公所，将区长、武装干部、团委干部和南陵乡乡长付以调等人殴打致伤，还抢去区公所食堂大米一百多斤，以及区干部私人的衣物、用具等。食堂刚煮好的一大桶大米饭也被抢食一光，有人吃了还不算，还要装进衣袋里带回家给挨饿的孩子吃。区公所的壁板也被抢饭的人冲塌一方。有的又冲到乡干部家中去抢粮食。这日下午，由张登锦主持在大埠岗戏台前召开批斗南陵乡长付以调的大会。参加批斗会的有一千多羣众，会上宣布付以调十大罪状，公然要开除付的党籍，撤消他的乡长职务，收缴他的党证和乡政府的大印。在批斗乡长的大会上，有十余个心怀不满的人，趁机要为过去被我政府镇压的儿子、丈夫、亲属报仇。他们一边说，一边对乡长手打脚踢，强按乡长下跪、低头。还有的用女人的鞋子打乡长付以调的嘴、脸，拉尿在乡长头上，气焰十分嚣张。这时县大队虽然都已赶到现场，但因上面考虑到除个别坏人外，大多数是受挑唆的羣众，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只架好机枪，严阵以待，却始终未敢开枪。

在此同时，鹿口乡一些人从和平集圩回去后，也仿效他们的做法，百余人围国乡政府，要乡长、文书、财粮、通讯员交出大印，办理移交。乡长翁昌体被逼得无法可想，跳河自杀（被救起）。其年老的祖母怕孙儿被逼死，受气不过，服毒身亡。

茶源乡危阜传，对羣众说，和平闹得很好，我们都是没粮食吃的贫苦农民，闹粮食吃没什么关系。×隔海太远，无法送信，如果×派兵攻打福州，我们就去打邵武。二十六日在危的煽动下，有百余人围攻乡长，硬逼着乡长开出八张供应证，并对未参加闹事的羣众说：“这八张供应证，你们没有份。”经他这一煽动，没有去闹事的人也参加了闹事行列，闹事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危水茂、危安全带领一部份闹事的群众到溪头村和茶源村抄查乡文书和财粮的家，将财粮吳顺发的妻子打伤，七岁的女孩子被吓死。

宝积乡的人参加南陵乡批斗乡长大会回去后，也围攻宝积乡乡长、财粮，要他们下台，并选出两名地主分子分别接任乡长，财粮的职务。

六区将石乡肖丑子，从邵武县城回家，路过大埠岗，见到南陵乡批斗乡长的事，回将石时沿途宣传，并将在区公所抢来的两衣袋米饭拿出来给人看，说大埠岗人打干部，斗乡长，砸区公所，没事。回到将石后，又将南陵闹事抢粮食的事告诉杨小花，杨又讲给妇女听。当时在将石驻点的县粮食局长赵志发同志，正在吃晚饭，便来了一批老太婆，围住赵用本地方言乱喳喳的吵吵嚷嚷，赵听不懂，只听到一句是没饭吃。赵说：没饭吃就把我的饭端去吃，她们又不吃。这批妇女闹了一个多小时后离去，接着来了一批小孩子。这些小孩子更不讲理，把门口阴沟里的脏水直往赵身上泼，弄得赵一身又湿、又臭、又冷。赵对他们讲话根本没人听，只是一边往赵身上泼臭水，一边谩骂。就这样，一直拖到晚上九点多钟，这批小孩子才散去。接着又来了一批大人，他们质问赵局长，粮食是不是你们收去的？赵说：是。他们又说：现在我们没饭吃，你是粮食局长，开张条子，打开仓库拿些粮食给我们吃。赵说，我没有这个权利。他们又说，去年征去十五万斤，今年征去十九万斤，粮库里有的是粮食，现在我们没米吃，你粮食局长能说没权利批条子，开粮库？赵说：国库的粮食，谁都没有权利批。这样吵闹了很久，越吵越凶，后来竟动手打赵，第一拳打过去，没有打到赵身上，却打在乡干部谢文明爱人的鼻子上，打出了血。第二举打在赵身上。接着你一拳，他一拳，拳头像雨点似的往赵身上乱打。这伙人故意把灯吹灭，使在场的干部认不到人。赵一身也不知挨了多少拳头。这时赵局长是全身湿透，臭气难闻，痛得难受，冷得发抖。他们闹、打夠了后，又将赵局长关起来，不久这伙人又将工作组谢美英同志（女）也扣押起来，一直闹到深夜一点多钟。当晚，有一位乡干部偷偷的溜出来，连夜步行七华里多崎岖山路，赶到肖家坊，向区公所领导汇报。区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向县里挂了电话，一面由区党委政委谭学恭和秘书李垂菁及时赶到将石村，把被羣众扣押起来的赵、谢两同志放了出来，带到供销社的办公室。这时羣众提出要与赵谈判，赵答应天明后派代表来谈。在将石闹事的影响下，六区的神下、登高、琢石等地也闹了起来。

廿都的祝岭乡乾头村农民张传寿等人挑纸到大埠岗卖，见到大埠岗闹事的人开大会批斗南陵乡长的场面，回去时，沿途宣传，并在上路村石亭子上，叫张先发先步行到草竹坪村，发动羣众闹粮。晚上，当工作组召开朱家、乾头两村羣众大会，布置生产土箕支前等事宜时，张传寿带来三十多人闯到会场闹事，使会议开不成。然后，这伙人又包围了乡政府，企图关押工作组。农业社社长张传荣同志得到消息，便把工作组带走保护起来。张传寿知道后，立即叫朱根旺到庵竹窠；黄子元到肖厝、谢坑；张先贤、张先发到黄土岭，分头去围抓工作组和乡长，结果没有抓到。又连夜包围二十都办事处，打开仓库，每人强行分去十斤糯米。在挑米回家的路上，张传寿对大家说：将来政府追查起来，只说是自己去的，不要推到某个人身上。叫大家统一口径，隐瞒开仓抢米的事。

二十八日，四区竹源乡张某到加州探亲，将南陵乡骚乱时，每人分得五斤大米的事告诉卧病在家的邱德先，邱听了之后，立即拿出几元钱叫袁某去发动羣众闹粮。该乡公安主任邱火根与民兵队长黄文江竞集中了八十多人，将工作组和乡党支书捆绑起来，挑上箩筐，押扭到大埠岗开仓抢粮。走到十三里的路上，碰到公安部队，当时羣众有点惊慌，黄文江则煽动说：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鼓动羣众向公安部队冲击，被公安部队当场抓获、押回乡政府。邱火根在乡政府竟将毛主席像撕下，边哭边骂。铁洋乡也在二十八日晚上，逼其乡长交大印，要财粮办移交。

在发放粮食的第三天，即二十九日，经领导决定，把为首骚乱的黄自能拘押起来。黄的妻子手提油箱，沿街敲打呼喊，说丈夫为大家闹粮食被抓起了，大家快去救他！这一来，镇公所的大厅、后厅，一下子又拥挤了五、六百人来声援黄自能。为了缓和气氛，领导决定可由羣众推选二十人出面担保，将其释放，并发了七天粮食。黄自能被保释后，又分别在和平街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召开“群众会”，煽动群众与政府对抗。至三十日，省公安厅和地区的领导都来了，又派来一个营的武装兵力。在省、地首长领导下，深入调查研究，发动羣众，进行检举揭发，把黄子云、黄自能等煽动闹事的坏分子再次拘留起来。这时还有少数不怕死的人再三冲击镇公所，并扬言：饿死也是死，打死也是死。一直不听劝阻，坚持要冲进镇公所大门。当时领导一再克制，禁止武装部队开枪，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后，他们才慢慢自动离去，避免造成流血事件。

这次骚乱中，谣言四出，口号统一，内容反动。大埠岗传出：“一杀猪、二杀牛、三杀干部、四抢供销和仓库。”和平街黄子云教一些小学生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一升米要吃三工（天）。”这些反动口号，歌谣，传遍四、六两区，同时还出现各种反动标语，气焰极其嚣张。

这一骚乱事件，从四月二十日，由四区的鹿口乡开始，仅一星期便漫延了三个区、二十六个乡，大小骚动八十八次，参加者达万人（次）。损失较大的是和平、南陵、鹿口、茶源、将石等八个乡（镇），县、区、乡干部遭关押的有12人，被打伤的三十八人，乡干部家属被打致死一人，打伤三人，逼死一人，吓死一人，批斗干部二十多次。在骚乱中，围困区公所二处，乡政府二十多处，抢去区政府的大米数百斤及衣物、用具等，撕毁毛主席像六张。

三、骚乱事件的平息

和平骚乱的当天（即二十五日）中共邵武县委付书记、县长张文堂与县武装部长王子俊率领从县直机关抽调的干部与县大队，星夜动身，于次日黎明时到达和平，和被围困在邵二中（原天主教堂）的梁庭富等县、区干部会合。建阳地区郭亮如付专员及省、地、县公安部门的领导和武装部队也陆续赶到肇事地区，以郭付专员为首，成立了中共邵南工作党委会和工作大队。以和平、南陵为重点，全面开展平息工作。其方针是：武装警卫（保护粮库和区、乡干部安全），说服教育相结合，重点打击煽动骚乱的首要分子。具体工作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广泛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羣众，检举、揭发、孤立煽动骚乱的首要分子，合理解决少数真正缺粮户的粮食供应，以安定羣众的思想和生产情绪。

第二步：依靠群众，了解情况，掌握材料，反击谣言，制止现行破坏。

在中共邵南工作党委会的领导下，经过广泛，深入的发动羣众，检举揭发，反复核对材料，于五月十三日，对为首策划、煽动、指挥打、砸、抢的骚乱分子依法逮捕一百一十四人,管制四十七人。经过内部审理，于七月份，分别在城关、南陵、和平、溪上等四个地区，召开有一万五千多人参加的公审、宣判大会。依法逮捕的一百一十四名人犯中，处死刑的十六名，处有期徒刑的五十九名，交当地群众管制劳动的七名，免于刑事处分、教育释放二十九名，待处三名。至此，平息骚乱事件取得全面胜利。

在平息事件的同时，整顿和调整了农村治安保卫委员会组织和建立特情工作制度。

事件平息后，武装部对民兵组织也作了整顿和调整。在骚乱事件中，民兵队伍中涌现出许多好人好事，受到群众的赞扬。如南陵乡民兵（转业军人）江善本，在骚乱分子殴打四区区长时，他坚持保卫区长的安全；将石乡民兵宋乐华、朱纪明、吴兴才等四人，当骚乱分子关押县委委员、县粮食局局长赵志发同志时，他们跟随保卫，当晚骚乱分子五次要把灯熄灭，殴打干部时，均被他们制止，朱纪明的母亲也想参加哄闹，被朱劝阻；大岭乡有八十三位民兵，乡民兵队长黄仁生（转业军人），发现群众要去哄闹的势头，立即召开民兵会议，进行动员说服，结果只有二个民兵和几个妇女哄闹，同时他还召开管制分子会议，责令他们老实守法，不准乱说乱动，并加强了对四类分子的管制；登高乡民兵队长肖嗣纵，指导员黎振兴，发现排上村群众哄闹起来，立即将该村两支步枪收回，并对该村的两个农业社的五十多户农户，进一步说服教育，因此没有造成大的骚乱。在骚乱中，广大区、乡干部大多数人立场坚定，敢于同坏分子作斗争，但也有个别人表现畏怯，甚至被坏人所利用，使矛盾激化，助长了坏分子的嚣张气焰。事后，县委根据他们在骚乱中的表现，作了严肃处理。

资料来源：

《邵武文史资料》第十辑(198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