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野7个纵队司令6个开国将军，为何只有王世泰没有军衔？

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组建西北野战兵团，由晋绥军区野战纵队和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一部合编，下辖教导旅，新4旅，第1，第2纵队。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战兵团改编为西北野战军，到1949年2月改称第一野战军之前，共辖7个纵队（含48年7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组建的第8纵队）。七个纵队司令中，有一个大将，三个上将，两个中将，其中，一纵队司令贺炳炎， 唯一的准兵团级上将；二纵队司令员王震， 正兵团级上将；三纵队司令许光达 ，正兵团级大将；六纵队司令罗元发，中将军衔；七纵队司令员彭绍辉，上将军衔；八纵队司令员姚喆，中将军衔，只有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没有授衔。那么，王世泰为何没有获得军衔呢？有人说，这是因为王世泰早在1949年就离开军队到甘肃任职，没有参加1952年的军队干部评级，原则上没有获得军队干部等级的干部不再授予军衔。这种说法说得没问题，但并不全面。

作为陕北红军级别仅次于徐海东的代表人物（曾任西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正兵团级），王世泰实际上在1955年拟定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之列，只不过在上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审定时被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时期的老上级阎红彦，当时阎红彦也不在军队任职，但是，毛主席对此说了一句话：“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主席一言九鼎，阎红彦成为开国上将。实际上，王世泰之所以被从开国将帅名单上被划掉，除了毛主席力挺阎红彦和没有军职之外，还与他在1948年的西府战役中的不佳表现以及他与高岗交往甚密颇有关系。

从班长直升团长，王世泰一帆风顺的红军生涯

1910年，王世泰出生在陕西省洛川土基黄连河村，父亲王炳南是个知书达理、思想开明的秀才。可家门不幸，在王世泰5岁时，王炳南被劫匪绑票并被撕票。1927年，17岁的王世泰在延安第四中学学习，这一时期他开始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9年3月入党，他的入党时间虽然没有阎红彦那么早，但早于大多数开国上将。

1930年10月，王世泰参加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开始追随刘志丹闹革命。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由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与谢子长、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队组成）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辖4个大队共100余人。但是，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对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人选不满意，先后在半年多的时间反复调整，谢子长、阎红彦和刘志丹都先后担任这一职务。

到了1932年12月中旬，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着手筹建红26军，他对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都不太满意，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地贯彻省委的路线方针，把他们的职务全部解除，安排他们去上海中央局接受集训。杜衡看中了当时只是班长的王世泰，内定他为陕甘游击队班长直升为红26军2团团长，安排一名普通的战士与王世泰来竞争团长一职，最终王世泰不出意料地胜出。这样的提拔力度即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是非常罕见的。

当时只有22岁的王世泰深知陕甘游击队是刘志丹等人一手创建的，自己军事经验稚嫩，资历浅，如果这三位主要领导都离开学习，那这支队伍的前途十分凶险，为此，王世泰找到杜衡据理力争，希望杜衡能改变主意。考虑到陕甘游击队内部巨大的反对意见，杜衡不得不作出妥协，同意刘志丹留在队伍里，在王世泰的努力下，刘志丹留在2团任政治处长，谢子长和阎红彦仍然要去上海接受整训。

在王世泰的帮助下，陕北红军克服了杜衡叛变和根据地丢失等种种困难，刘志丹重新确立了陕北红军的主导地位。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今陕北子长县）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26、27军及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王世泰

西府战役中的拙劣表现，让王世泰离开了军队

在抗战时期，王世泰先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三旅政委、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39年5月，王世泰接受高岗委托，去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问他具体的情况，王世泰说具体事务是高岗负责的，我只是代他传话，想问就问高岗去。毛主席并没生气，而且后来还亲笔为王世泰题词："忠实、努力、不夸、不娇"。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王世泰所在的部队被划入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麾下。1947年9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1、第3旅和骑兵第6师基础上，成立了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在当时的各大野战军中，西北野战军由于面临强敌，处境最为艰难，补给也很困难。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1948年3月，根据宝鸡国民党守军仅有2个团，力量相对薄弱，且存储了大量后勤补给物资的现状，彭德怀决定攻占宝鸡，夺取军用物资。1948年3月16日，西府战役正式打响，1纵和2纵负责进攻宝鸡；王世泰的4纵负责阻击胡宗南援军；罗元发的6纵负责阻击马家军的援兵。当时彭德怀判断，胡宗南部被我军多次击败，未必敢增援宝鸡，即使增援，速度也不会很快，因此4纵的压力不会很大。

战役打响后，我军进展顺利，一连攻占12座县城，兵锋直指宝鸡。为了保住存储的大量军用物资，蒋介石严令胡宗南和马家军紧急救援。胡宗南立即命令裴昌会率第5兵团星夜驰援，同时还电令驻防陇东的马继援的整编第82师从庆阳出发，切断西野的退路。由于对手进军神速，西野6纵很快就抵挡不住，在经彭德怀同意后，放弃了长武和彬县，与西野主力会合。

而王世泰的4纵也没想到裴昌会部队来得这么快，苦战一天之后丢失了岐山阵地，但是4纵撤退前既没有请示报告在宝鸡西野总部的彭德怀，也没有告知邻近的6纵和1纵2纵，就私自撤退了。这一举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给6纵带来了灾难性的困难，使得他们不得不与精锐的马家军血战，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刚攻占宝鸡的1纵和2纵还没来及清理带走各类军需物资，就被裴昌会的部队追到了城下，被迫提前撤出宝鸡，甚至不得不忍痛销毁带不走的军需物资。更让人揪心的是，彭德怀也险些被俘，当时彭德怀带领西野总部撤离宝鸡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士兵甚至已经冲进了隔壁的院子，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形有多么危急！

在彭德怀看来，西府战役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四大败仗之一，虽然歼敌2.1万人，但己方也损失1.5万人，此战失利的原因有很多，但身为4纵司令员的王世泰难辞其咎。为此，在总结检讨西府战役的“土基会议”上，彭老总怒批4纵司令员王世泰：

“你们打滑头仗，敌人来了你们跑到太平镇，差点弄得我全军覆没。我要枪毙你们……”

“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是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既不抗击于岐山以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以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你的组织纪律性到哪里去了？！”

脾气暴躁的彭老总甚至放出了狠话：“根据你在革命战争中造成的损失，是应该砍脑壳的！”

西府战役对王世泰的军事生涯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虽然没有被撤职，但他很快就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不久之后，西野成立了第二兵团，许光达担任司令员，王世泰担任政委。仅仅过了3个月后，中央一纸调令，宣布王世泰离开军队前往甘肃任甘肃省政府副主席，而担任省政府主席的是原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刚开始王世泰不太愿意去，毕竟与邓宝珊曾多次交手，一起共事难免尴尬。他的老上级贺龙专门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毛主席亲自点你王世泰的大名，非你去不可。我还告诉你，你这次去甘肃是个苦差，如果干出成绩，都算是邓宝珊的，出了什么差错，烂账都是你王世泰的，你明白吗？"王世泰坚决地说："保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从1949年7月起，王世泰就长期在甘肃工作，还代表甘肃参加了开国大典，临回甘肃前，还特意跑了一趟富饶的东北，从老战友那里要来了7000两黄金和7辆轿车带回甘肃，用于甘肃经济社会发展。

多重因素决定错失上将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开始进入正规化建设，军队建设也不例外。虽然受到朝鲜战争爆发的影响，但是，中央军委还是在1952年开始在军队内部实行定级工作，已经到地方工作的军事干部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军事干部定级工作，如果按照资历和职务看，如果没有离开军队，王世泰可以定正兵团级。到了1955年拟定授衔名单的时候，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在不同时期不同根据地的代表性。在评定元帅军衔时，已经没有了陕北红军的代表，最有可能入选的刘志丹也已经牺牲；因此，有陕北红军背景的徐海东才得以入选十大大将。在考虑上将级别的陕北红军代表时，虽然没有军职，但王世泰其实是有优势的，他的优势就在于他是在世的陕北红军高级干部中，资历和级别最高的，在到地方工作前，他是西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属于正兵团级，这样的级别足可以评上将军衔，虽然原则上没有军职的干部一般不授衔，但也并非绝对。因此，在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审定的拟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王世泰的名字，但是，毛主席更倾向于同样没有军职的阎红彦，钦点其为上将，由于上将人数有严格控制，王世泰就这样被从名单中划掉了。

总的来说，王世泰没有获得上将军衔颇为可惜，虽然他的资历和级别都符合要求。他的老搭档许光达将军（第2兵团司令员）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他同级的罗瑞卿（第19兵团政委）也被授予大将军衔，王震（第1兵团司令兼政委）、周士第（第18兵团司令兼政委）、杨得志（第19兵团司令员）都是上将军衔。他没有获得军衔的原因很多，除了明面上的没有军职一般不授衔的规定（这规定也不是一成不变，在上将级别就有乌兰夫和阎红彦例外，其他级别也不乏其人）外，还有至少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一就是王世泰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府战役中指挥失当，犯下了军事错误，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高层对他的评价。王世泰在西府战役中岐山阻击战失败之后，不打招呼临阵跑路，险些让彭德怀被俘，对于这样有比较重大的指挥错误的高级将领，在当时的授衔考虑得比较多，即使在军队里工作，也往往倾向于往低里评，指挥28军打输了金门战役的副军长萧锋被连降多级，降为副师长，1955年仅授大校军衔，1961年才授予少将军衔。更何况王世泰这样本来可以不评的地方干部，没有获得军衔也在情理之中。

同样是陕北红军出身的阎红彦

其二就是受1954年“高饶事件”牵连。高岗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西北局书记，曾与王世泰、贺晋年等人关系较好，王世泰还曾是西北局委员，高岗自杀身亡后，王世泰、贺晋年等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授衔之前，贺晋年一直在东北高岗手下工作，时任装甲兵副总司令的贺晋年也只获少将军衔（如果不是贺龙等人力保，还只是大校，按资历授上将也没有问题），正牌司令许光达是大将军衔，更不要说已经在地方工作的王世泰了，再加上主席心仪同样出身于陕北红军、一向与高岗不睦的阎红彦，两相对比之下，毛主席提名阎红彦取代王世泰为上将也不意外。

致力于地方建设，年近百岁高寿离世

建国后，王世泰长期在甘肃工作，也曾在中央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共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十七大特邀代表，1983年离休后，长期在海口定居生活，2008年3月14日，他以98岁的高龄在海口去世。

晚年的王世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