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首任外交总长、终老海外的“总理修道士”——陆征祥

1945年，时值国内抗战胜利前后，有记者辗转反侧来到欧洲的比利时，专程采访曾经的民国政府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回顾半生沉浮，陆征祥仰天长叹——“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一句话道尽了一代中国外交官的辛酸，也自此，此语传遍华夏成为一代箴言。

1919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踏上了前往法国巴黎的行程，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很好，因为此行的目的是作为“一战”胜利国的中国代表前去参加巴黎和会的，也使陆征祥多年以来因为签署《二十一条》而遭压抑的心情基本上也一扫而光了。

那是在1915年，袁世凯命人找到已经下野的陆征祥，要求他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民国政府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明知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本是一介书生的陆征祥，在袁世凯的压力之下也只得硬着头皮接下了这项任务。《二十一条》签字之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家人说道：“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二十一条》付诸公众之后，全国民众群情激愤，各界奋力声讨担任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担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因为大家心里明白，他只是被临时推出顶雷的。

此次中国外交代表团远赴欧洲，由于当时海上交通困难，欧亚航线班轮十分稀少，陆征祥一行不得不出山海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本横滨登客轮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抵达巴黎。

陆征祥从北京出山海关后，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陆征祥十分瘦弱又特别怕冷，列车行驶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冻得他浑身直打哆嗦，于是，便命人在车厢里生火取暖，使温度一下子增至摄氏20多度。可是到了夜间，由于加煤工人熟睡，煤火熄灭，温度又下降至零下七八度。这一热一冷，使陆征祥在到达日本横滨时就病倒了。

虽然他取消了天皇的接见、茶会和授勋仪式，却不得不带病与日本外相会谈。在经过几番折腾后，待陆征祥从横滨上船时，他突然惊叫起来，原来，随身携带的绝密文件箱竟不翼而飞。里面装的都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一路上为防不测，此箱总是不离陆征祥左右，然而还是出问题了，实际上，自从从出关之日起，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在日方严密监视之下了。

事实证明，陆征祥还是有点太天真了，日本早就垂涎欲滴地看上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随着一战结束后德国的战败，日本更是认为霸占山东据为己有、进而逐步蚕食中国的机会到了，日本人更是不能丧失中国使团借路日本这个宝贵的机会的，真是前门刚刚出狼后门接着又进虎啊！

陆征祥丢失了绝密文件之后，恰似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也开始领悟到日本方面偷盗文件箱的目的：一是为了窃取机密，提前了解我方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好采取应对之策；二是为了打击他的气势，影响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声誉。于是，陆征祥只得表面上装出一副十分坦然的样子，背后却马上向北京外交部电告，嘱重抄一份，陆续电告代表团。

民国政府此次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共有五人，除团长陆征祥外，其他四人分别是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和驻美公使顾维钧。1月27日，和会开始讨论山东问题，早有预谋的日本代表率先发言，要求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需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并公布了与英、法、俄、意四国承诺要求的密约。

面对日本的强盗要求，陆征祥决定派出被后来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作出反驳，顾维钧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顾维钧的发言轰动了整个会场，包括连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内的各国元首都纷纷起身向他表示祝贺，日本代表则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一向温顺如羔羊的中国人竟然开始敢大声的公开说不了。

但是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公众终究还是只能屈服于强权。到了4月，意大利因分赃不均宣布退出和会，日本则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几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6月28日，在巴黎和会最终签字的现场，中国代表团的座席上空空如也，陆征祥最终拒签了凡尔赛条约。

巴黎和会结束之后，陆征祥最终发觉，自己的想法太理想化了，心灰意冷的他决定：从此淡出政坛，进而也不再回国。

陆征祥一生是一个难得的外交天才，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他曾经8次就任民国外交总长，3次就任民国国务总理；他从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袁世凯邀请他出任首任民国外交总长，而他一上任，为了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便马上裁撤了一批冗员，其中就包括袁世凯的侄儿；

陆征祥的婚姻比较奇幻，1899年，陆征祥和比利时女子培德·博婓（Berthe Bovy）结婚，这桩婚姻的出奇之处不仅在于中国外交官讨了一个外国女子做老婆，而且还在于两者的年龄相差悬殊，培德生于1855年，比陆征祥大16岁。结婚时，陆征祥才28岁，培德则已经是44岁的“高龄”了，然而，年龄和国籍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婚后的恩爱生活。

如果要高度简约地概括陆征祥一生的话，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次签字”和“一次不签字”。“一次签字”指的是1915年他代表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二十一条》，“一次不签名”是指1919年他领导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1926年，培德因病去世，据说，她在留给丈夫的遗言中写道：“子欣（陆征祥字子欣），我的病大概没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指签订《二十一条》）；你做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还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到我从前学习的教堂去修行，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有望死后上天堂。”

陆征祥在妻子死后便马上到了她曾经学习过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出家，做了一名修士。这座修道院位于布鲁日近郊，离市中心约9公里。这里绿树葱葱，环境优雅，是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陆征祥还曾立下了“三绝”誓言，即绝财、绝色、绝意，决心终生修道。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一直从事宗教职业，初为修士，1935年6月升为司铎(神父)，1946年5月被罗马教廷授为比利时圣伯铎修道院荣誉院长，领主教衔。

陆征祥一生没有子嗣。1949年，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总理修道士”在比利时布鲁日病逝，享年78岁。

陆征祥的家族墓地，原本是在上海滩。1920年，他托人将祖母及父母的遗骸迁来北京，并建造起这豪华的墓园。除了内部装饰极尽奢华外，最大的亮点在于墓园中的名人题刻。包括末代皇帝溥仪、陆润痒、盛沅、康有为、朱寿鹏及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黎元洪、徐世昌、胡惟德、伍廷芳、吴芨孙等政界名流等。

如此多的社会各界名流为其墓园题字，在近代文物中独此一例，这也说明了陆征祥的特殊身份、以及在当时中国政界的崇高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