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犯错就严惩，普通班学生成炮灰……县中过度追求考清北伤害了谁？

去年三月，我前往我们当地的乡镇初中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做田野调研。有一次，办公室里的老师在聊高考。其中有一个老师就说“县一中这几年越来越不行了，都没有考清北的。”随之其余老师点头赞成。我有些惊异，考出清北固然是好事，但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为什么要和“清北率”绑定？有一两个考上清北就真的能说明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高吗？

县中注重培养清北生，防止清北率挂零有一定的道理，它能够带来多个层面的积极影响，比如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减少优秀师生资源的流失，从而减缓县中塌陷的速度。但是现在，一些县域对于“清北率”的追求近乎癫狂，甚至不惜举全校之力去打造一个“神童”。也就是说，几个清北生光环掩盖之下的有可能是被忽视、被沉默甚至是被牺牲的大多数学生。正如林小英老师著作《县中的孩子》封面的那句话“一个清北学生掩盖了学校多少瑕疵！”考上清北固然是好事，但千万不能忽略考上清北背后的可能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

（一）物化学生身体和心灵为代价去换取高清北率

家长老师们以考上清北的人数作为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指标，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片面性。他们忽略了学校清北率背后施行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式。对于很多效仿衡水模式的超级中学来说，它们把时间和空间细化为一个个刻度和坐标，每个孩子在固定的时间点都要被“钉”在固定的位置，否则就要启动惩罚机制。同时，由监视器、校领导和班主任组成的三层全景敞式监视，使得学生被完全彻底地规训为每天都生活在“前台”的表演者，即一直坐在教室里刷题，时刻保持谨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好学生”。我曾有一个朋友在一个县城的超级中学读过一年书，这个县中的清北率比市中都要高，但是这个学校就是管理极其严格，班主任也不近人情，罚站、罚钱甚至体罚都时常发生，我的这个朋友在这一年过的极其压抑，患上了抑郁症，后来不得不转学。但很有意思的是，依然有很多家长趋之若鹜，想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个学校。因此，我们不禁思考，这样一种以消磨学生天性，物化学生身体和心灵为代价去换取高清北率，高重本率的教育真的是家长、学生和社会口中的“好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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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鲜活的教育单向度窄化为杀鸡取卵式的解题套路

为了追求清北率和重本率，县中在教育资源不甚充裕的背景下，只能采用套路化和程式化的题海战术，将鲜活的教育单向度窄化为杀鸡取卵式的解题套路。老师从网上搜罗其他重点中学试题，甚至花重金买试卷，然后试卷就像雪花一样一片一片纷飞到学生的手中，不停地练习，不停地考试，老师再把每一道题目的答题模板总结出来，每天强制性的灌输，直至学生形成彻底的条件反射。用布迪厄的观点来说，学校施加的教育行动是一种专断力，所强加的灌输方式进行的文化专断，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靠天吃饭”——如果试卷简单，考的就好，试卷一难，也就是对创新性和灵活性的考察多一些，则考的不好，每一次高考都像是开盲盒，学校紧张，家长也紧张。

（三）普通班学生的生存境况陷入恶性循环

社会公众和学校对清北率的看重，又会刺激学校内筛选机制强化。很多学校在高一刚开学，就会根据中考成绩对学生进行分类和定级。家长和学生没上高中之前只知道好生和差生这样粗粒式的划分，但一到高中，“清北班”“火箭班”“实验班”“普通班”等等各色名目开始撕裂家长和学生的视野。每个学生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产品，被分为优品和次品，优品被放在柜台上展览销售，而次品则被淘汰无人问津。这样不断精致窄化的划分指标使得学校内部学生被分层——理科实验班（也就是理科最好的班，每个学校叫法不一样，这里统一称为实验班）占据金字塔顶端，享受最丰厚最优质的资源，文科普通班则位居底端，成为被抛弃、被剩下的群体，能分食的资源少之又少。因为理科实验班可以出清北，出重本，而文科普通班则希望渺茫，学校自然会区别对待。在我了解的情况中，有的学校会把实验班和普通班安置在两个校区，实行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连平时做的习题都不一样。甚至全校运动会也安排在实验班校区举行，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实验班来回通勤的时间。这是一种细思极恐的做法，教育被定义为精英式教育，在校领导层看来，普通班的学生无法适应这样的教育模式和这种难度的试卷，所以在学校层面就掐断了向普通班进行资源输送的渠道。但可笑的是，校领导从来都没有问过普通班的学生，甚至都没有调研实验，就在“想当然”的层面抛弃了普通班的学生。当各方面被区隔，加之基础相较薄弱，普通班的学生无法出成绩，反过来又固化了领导层的思维想法，普通班学生的生存境况陷入了恶性循环。因此，每一次耀眼夺目的清北率和重本率背后，是被忽略，被牺牲的大多数。就像林小英老师所说，“越落后的地方，教育应该越给人希望，但这种希望的获得，我认为不应该是通过牺牲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去换取清北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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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被忽略和牺牲，现在有一个很常见但却很恐怖的现象发生，很多学校为了提高清北率，把学生劝去学清北的冷门专业。本来该学生可以选除清北之外的任何学校的任何专业，但最后被校方和政府的话语劝去了清北不喜欢或者是冷门专业。这种对清北率的极度追求，其实是对学生的不负责，是拿学生的前途去为学校和政府谋利，高分考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学校和政府提高清北率的“牺牲品”和“消费品”，同时，也损害了学生自主选择教育的权利，使得学生“过程性失语”。

（四）加剧县域学校之间的差异，甚至恶化教育生态

政府为产生更好的效益，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无条件向清北率、重本率高的学校倾斜，进一步加剧校际间发展差距，损害县中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恶化教育生态。同一个县域环境，马太效应逐渐加强，好的学校越好，差的学校越差。对于家长来说，孩子考上这所学校就是“成才的料”，考上那所学校就是混一个高中文凭，这种单向度、片面性甚至略带污名化的评判指标又进一步刺激学校和政府滑向极端，同时也给家长们带来了深深的教育焦虑。

此外，教育政绩观关系到教育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它会决定地方政府用何种方式来评价教育部门，教育部门用何种方式来考评学校、校长，而校长又用何种方式评价教师。这种以各种升学率为导向的环环相扣的考评制度下，教育系统的所有人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学生就像是算盘里的珠子，被各方“势力”无情地拨弄，只为算出最大值。在这种考评制度下，掩藏着巨大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了物质奖励，为了升迁，为了政绩等等，成年人的欲望和圆滑要学生为其买单。

学校作为一个组织确实需要适当的激励措施，但当正向激励过强时，教师的关注焦点就会发生偏移。一个班级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教育生态系统，但当老师为了出色的教学业绩，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将班级概念性分层，把班级的教育资源更多投入到所谓的“尖子生”身上，用持续性的目光锁定和资源灌输去换取最终的功利性奖励，这样一来，班级内部就会逐渐产生分化，学生之间互相贴标签，污名化，中等生以及后进生就会成为被“甩出去”的群体，原本完整的教育生态就会被破坏。好的更好，差的更差，马太效应加剧，教育的希望只属于少一部分人。

因此，畸形追求“清北率”带来的恶果显而易见。它不仅会加剧区域内优质的教育资源的集中，恶化城乡、重点校与非重点校尖子班与普通班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还会使得教育政绩观诱导下的考评标准的异化，加重学校、老师的负担。我所在县的县中校长在今年高考前就曾说过：“如果今年还没有清北生，自己就会辞职。”此外，教育部门对一些超级中学违规招生现象视而不见，比如默许超级中学在志愿正式录取前进行“抢录”，把好的生源提前收入囊中，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也进一步把县中推向了“塌陷”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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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使高考“清北率”成为一门生意

在很多县域，政府每年都会为清北生进行奖励，有的地方奖励金额甚至多达上百万。再辅之以现代科技手段的宣传，使得整个社会都为清华北大而癫狂。这种奖励机制固然能体现社会对优秀学子的高度认可，也有其进步意义，但也不可避免会刺激“名校情结”，尤其是加剧升学竞争，也助推高分复读现象，之前多地都出现过“职业高考人”，高分学生不停复读为学校和地区挣得清北名额，学校和政府则给予高额回报。高考“清北率”成为一门生意，其实是地方和学校教育无能的一种表现。

同样，对清北生的高额奖励背后其实存在悖论。清北生真的缺钱吗？不论是社会媒体的采访还是一些学者的实际调研，结果都显示出大多清北生的原生家庭经济资本都很充足，甚至是位于社会的上层。而且，培养出一个清北生，背后的花费也绝对不少，就有人开玩笑称“清北生是用钱投出来”的。对于很多县域的清北生来说，他们的家庭也在县城，父母都从事着稳定体面的工作，生活条件在县域环境中也位列前端。这里其实就有县城和农村之分。虽然统称为县域，但两者之间，不论是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以我所在的县域来说，县城的小孩从很小就开始补课，上各种培训班，在我上学的时候，县城的补课班就极度风靡，而我所在的农村竟然没有一家补课机构，一是教育资源匮乏，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和认知程度没有那么深，二是经济水平的低下，使得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无法支撑孩子购买课外服务。课内教育资源的匮乏，课外支持性力量微弱，使得农村孩子从小就很难与县城孩子齐头并进，在经历过一层又一层筛选之后，很多农村学生要么早早出局，要么被狠狠地甩在了后面。

回到这个话题，县政府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对清北生的高额奖励就意味着要压缩对其他非清北生的奖励空间。但对于很多农村孩子来说，考上一本或者说本科就已经很不容易，是他们及背后家庭付出全部努力换来的最好的结果，他们才更是需要被奖励，被帮助的对象，结果反倒无人问津。一味以清北等名校为奖励标准，实际上就是将资源的差距反向拉大，是一种把高考分数和大学符号商品化的现象，每个大学都被“明码标价”，考上不同层次的大学奖励不同金额，政绩观加上市场化的思维行事逻辑，古人提倡的因材施教本是弥补学生不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到今天却被异化为重点培养好生，抛弃后进生的人为的“优胜劣汰”的局面，也使得教育更加功利化，底层家庭和学生的需求被忽视。

（六）加剧职业教育被污名化倾向

我国职业教育为何存在低人一等、被“污名化”以及职业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的问题，就与各级政府部门存在的升学政绩观有关。简单来说，以重高率(被重点高中、示范性高中录取的人数比例)、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就是在矮化、贬低中职教育，告诉家长、考生，中职是低于普通高中的教育。以清北率、重本率评价高中学校办学，就是在矮化高职教育，甚至近年来还出现用升本率评价中职学校办学的情况，这也就引导中职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定位，转以升学为导向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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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职业教育，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重学校和家长的教育焦虑，使得教育内卷下沉。对于希望通过教育实现家庭社会流动的家长来说，普职分流就像是顶在身后的一把刀，时刻都在提醒家长不能松懈，因为在他们眼中，孩子进入职业学校就等于没有前途，就意味着这么多年的教育投资的破产，而且还会在这个“熟人社会”抬不起头，在“舆论场”里反复被负向热议和咀嚼。在县域很多家庭看来，进职校就是学了门手艺，这和农民没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只有学习很差，平时很混的学生才会去上职校，这种贴标签的社会评价与教育评价合谋，使得职业教育污名化愈演愈烈，使得群众对于职业教育形成信任赤字，职业教育成为“兜底”与“垫底”型教育。

而对于普职分流的焦虑，严重影响了双减政策的落实。家长从孩子小时候就开始将其塞进各种补习班与培训班，用金钱换取孩子超越学习规律的“抢跑”，孩子没有自主选择权，也没有主体性，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被家长随意拉扯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一股脑输送进大脑，还没完全内化，下一轮知识的灌输又开始了。对于县域的很多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为了购买课外知识性帮助服务，也为了孩子能够进入好的高中，家长不断自我剥削，省去自己不必要的吃穿用度，“勒紧裤腰带”，送钱送礼，搭关系，找人脉，即使掏空家底也要力保孩子不堕入职业学校。孩子累，家长更累，这样的教育只会一步一步拖垮家庭的底气和信心。

同样，在“分数为王”的单维高强筛选之下，为了升学率、清北率、重本率，同时为了减少学生进入职业学校的比率，很多县中把高中三年的课程压缩到最短时间，部分学生因此掉队，跟上进度的学生也在题海战术中挣扎。有的县中每周只放半天假，有的甚至几周休息一次，使用题海战术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学习是在外力驱使下被动完成的，而非在内力驱使下主动完成。还有的县中学校（也不只是县中，几乎很多学校都是）专门挑选一些人进行学科竞赛的培养，以期他们能够通过学科竞赛提前被清北等著名高校“锁定”和“预购”。这样一来，教育变成了被动的对学生的选拔赛，就像刘云杉老师所说，筛选出的“拔尖”者常常是熟悉规则从而跑得最快的人，而非天赋最好者，也不是最有创新潜力者，教育的意义变成对学生的简单分层，而不是增值培养。

总而言之，县中确实需要清北生，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充当教育质量的风向标，能够给予县域家庭以及教师信心，盘活教育生态。但是如果过度追求所谓的清北率，牺牲其他大多数学生接受同等质量教育的权利和机会，那这样的教育是不健康的，甚至是有损耗性的。清北率固然值得关注，但我们也更要看到清北光环掩盖下的大多数，他们的努力同样也值得被称赞、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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