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3位八旗驻防将军，控制全国各要地，地位比总督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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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面临着巨大的统治挑战：以人口较少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满族，统治人口众多、疆域辽阔且经济文化发达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为巩固统治，清朝统治者创立了八旗驻防制度，将约十万八旗军队分驻全国各要地，构建起一张以京师为核心、以点控面的军事控制网络，对广大汉人及绿营军队进行监视、控制和威慑。

随着清朝疆域的拓展和统治思维的演进，八旗驻防制度不断发展，从顺治朝开始逐步调整优化，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全国形成了 13 个最高级别的将军级八旗驻防单位，各设将军一名为最高长官，分别是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江宁将军、杭州将军、福州将军、广州将军、成都将军、荆州将军、西安将军、宁夏将军、绥远将军、伊犁将军。不过，对于是否应将管理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将军纳入其中，学界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应算一位，因其具有一定军事管理职能；但也有学者指出，乌里雅苏台将军正式名称是定边左副将军，系大军出征时临时设立，并非常职，且在清朝官书如《大清会典》中未被列入八旗驻防之列。

这些驻防将军直属中央管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地位高于地方封疆大吏总督、巡抚。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前，驻防将军为正一品，总督则为从一品或正二品。在公文署名时，若无特殊兼衔，将军之名通常排在总督之前。驻防将军主要职责为军事事务，如战事指挥、军队训练和兵丁选拔等。但因驻地不同，其管辖事务也有差异。在未实行行省制的黑龙江、吉林、伊犁等地，驻防将军不仅是军事长官，还兼管民政，成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

清朝初期对于是否在地方设立八旗驻防及相关作用，统治者并未深思熟虑。顺治至康熙前期，派驻地方的八旗军队多为临时驻扎，或配合军事行动，或稳定新占地区局势，任务完成后即撤离，仅少数地方长期驻军。当时内部对此存在争论，反对者认为八旗军队数量有限，京师需留半数，能外派的仅约十万，难以兼顾众多战略要地；且绿营表现尚可，无需八旗军队介入。此外八旗军队扰民问题严重拖家带口，耗费地方物资，强占民宅索要钱粮，易激化民族矛盾不利于统治，三藩之乱改变了统治者的想法。这场叛乱让清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只有本民族武装才最为可靠，汉人军队难以信赖，于是决心构建八旗驻防体系。

清朝设置的 13 位八旗驻防将军中，有 6 位主要针对汉人。江宁将军、杭州将军、西安将军早在顺治初年设立，最初是为满足统一全国需求。清朝入关后占领西安、江宁（今南京）、杭州，虽未完全统一内地，但这三地战略地位重要。西安位于关中平原，地势险要，是进军大西军根据地四川及防御其北上的关键；南京是东南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市，杭州亦是东南重镇，是经略南部各省、消灭南明政权的重要根据地。从政治角度看，历史上多个政权曾建都于此，清朝必须占据以防止其成为抗清政治中心。清朝统一内地后，三地战略价值依然显著。西安成为西北中心和用兵大后方；南京与杭州所在的江浙地区是全国最富庶的财赋重地，为确保安全，清廷保留了三地的驻防将军设置，以便八旗军队监视和控制当地汉人及绿营。

康熙时期设置的福州将军、广州将军、荆州将军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清廷整编其旧部编入八旗汉军，与派驻的八旗军队组成福州驻防军，设立福州将军管理。平南王尚之信镇守广东，三藩之乱结束后，其旧部被整编，后又从他处调派八旗汉军，共同组成广州驻防军并设广州将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福州和广州的驻防军队仅有八旗汉军，这在 13 个八旗驻防单位中较为特殊。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八旗军队总数少，八旗满洲人数更少，难以全面参与驻防；二是两地地处偏远南方，八旗满洲长途跋涉易水土不服；三是当地形势复杂，涉及商务、洋务等事务，熟悉当地情况的汉军处理更为合适。直到乾隆前期，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部分八旗汉军 “出旗为民”，八旗满洲军队才进驻福州和广州。荆州位于长江中游两湖中心，战略地位重要，三藩之乱时吴三桂攻占湖南，清廷派八旗军队驻守荆州，使其不敢北上，三藩之乱结束后荆州将军正式设立。

清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部分八旗驻防目的并非单纯针对汉人，绥远将军、宁夏将军的设置主要是为防范蒙古人。尽管满蒙联合是国策，但漠西蒙古长期与清朝对立，战争频繁，如康熙三征噶尔丹。漠南蒙古虽在清朝入关前已结盟，但因其临近京师和满族大本营东北，清朝仍不完全放心。康熙中期南方局势稳定后，军事战略重心转向西北，为控制和威慑内外蒙古，在西北设置了多个八旗驻防单位，将军级驻防单位于雍正、乾隆时期设立。雍正三年宁夏将军设立于宁夏府银川，起因是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起兵反清，年羹尧平叛后宁夏府战略地位凸显。雍正十三年，为加强西北边防、控制漠南蒙古，清廷在归化城东北筑绥远城，乾隆四年建成并设绥远将军。绥远将军权力较大，除统帅驻防八旗官兵外，还管理内蒙古西二盟旗事务，遇战事可节制宣化、大同二镇绿营兵及沿边道、厅。其衙署保存至今，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地位等级最高的清代边疆驻防将军衙署。

四川成都的八旗驻防设置也与蒙古有关， 康熙后期西藏受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入侵，威胁四川安全。平叛军队部分从四川出发，其中包括从荆州抽调的八旗驻防军，平叛后部分军队留驻成都，初设副都统统领，后于乾隆四十一年平定大小金川后升级为成都将军。成都将军权力较大，除统帅八旗军队外，还可干涉当地少数民族事务。

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伊犁将军所在地区未实行行省制，他们既是八旗驻防最高军事长官，也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东北是清朝满洲统治者的故乡和 “龙兴之地”，与漠南、漠北蒙古相邻，是联盟基础和大后方。在此设立八旗驻防将军，目的是作为战略后备力量随时可供调遣，这三地长期保持八旗传统，不断吸纳不同民族和部落人员入旗，军队数量多且精锐，是清朝八旗军队的重要来源。伊犁将军的设立与清朝统一新疆有关。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平定准噶尔部，二十四年镇压回部大小和卓之乱，天山南北平定，西北边防威胁解除。乾隆二十七年，伊犁将军设立，作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总管一切事务。其辖区内八旗驻军分散于各城镇关隘。

尽管八旗驻防将军位高权重，是清朝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重要力量，但皇帝对其权力也进行了诸多制约。除北部边疆将军辖区外，驻防将军与地方总督、巡抚原则上互不干预，驻防将军无权干涉地方事务和督抚职权。康熙中期后，地方治安由总督管辖的绿营负责，目的是限制驻防将军权力、缓和民族矛盾，使八旗军队专注训练，保持威慑力。大部分驻防将军只能指挥所在地八旗军队，无权统率绿营，绿营由总督节制，即使像成都将军这样有部分绿营指挥权的，也与总督权力不同。驻防将军不掌握地方财权，军饷由当地巡抚、布政使发放，且朝廷在经济事务上强调 “皇恩浩荡”，使士兵效忠皇帝而非将军。此外朝廷还让地方官员监视驻防将军，形成权力制衡，确保中央集权和皇权稳固。

清朝的八旗驻防将军制度在维护统治、稳定边疆、控制民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权力制衡机制确保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中央政权的稳定。这一制度是清朝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局势，对研究清朝历史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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