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1870年夏天，新崛起的普鲁士只用短短半年时间，就打垮了19世纪欧洲声望最高的陆军强国——法国，俘获法皇拿破仑三世。全世界都被这场“速胜战”惊呆了。战争结束后，普鲁士挟新胜之威，在1871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并取代法国成为欧陆霸权的主宰者。威廉一世、俾斯麦、老毛奇等德国军政人物，也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名声一路流传至今。反过来，战败后被迫割地赔款的法国，就此产生了卧薪尝胆、实施报复的念头，为1914年“一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而“一战”造成的仇恨情绪，又使法德两国在“二战”当中，再度兵戎相见。我们常说，法德这两个邻国有着复杂的恩怨情仇；这里头的“怨”和“仇”，源头就可以追溯到普法战争。说这场战争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走向，一点都不夸张。
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普鲁士虽然也位列传统强国，但它的整体国力，尤其是军力，实在没法跟法国相提并论。这样一个中型国家，怎么就做到了以弱胜强呢？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都在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欧美各国起码出版了七八十种以普法战争为主题的著作。它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这些著作的代表性观点：普鲁士在军事层面的胜利，主要应当归功于老毛奇元帅和他的陆军总参谋部。外交层面的胜利，则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功劳。至于法国的失败，拿破仑三世这位奇葩皇帝要负主要责任。这些简明扼要的结论，也塑造了大部分人对普法战争的理解。
不过，从战争的结果倒推制胜之道，有时也会显得很牵强。它解释不了许多反常的史实。比如，战前的法国明明有3600万人口，普鲁士及其盟邦只有3000万；法国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征兵制度。但它实际派上战场的军队，却比普鲁士要少。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另外，法皇拿破仑三世，早年可是声望不亚于俾斯麦的外交高手，他也一直希望避免和普鲁士发生战争。这位机关算尽的皇帝，怎么会突然“变脸”，做出开战的决定呢？更别提，普鲁士内部远远称不上团结。它的宰相和议会、统一派和亲法派，已经勾心斗角了好多年。要说内患，双方可算是半斤八两。这样想来，普鲁士的胜利，到底是不是“历史的必然”？有没有一种可能，法德双方都有赌的成分？
要解释这些复杂的问题，单纯的军事或者外交视角就不够了。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回到俾斯麦、老毛奇、拿破仑三世们身处的真实境地，考察他们面对的挑战从何而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从大历史角度出发，探究军事问题，“复合史观”很重要，意思是：不把战争的成败归因于单一的制度或技术，而是回到具体的人身上，还原决策者的思维习惯、利害考量，特别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无论是普鲁士还是法国的最高决策者，他们在1870年，对战争的走向都谈不上胸有成竹。区别在于，法国皇帝既负责拍板，又直接插手执行，而他的才智和定力胜任不了如此繁重的工作。反观普鲁士方面，虽然也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但俾斯麦精心营造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氛围，毛奇又开发出了手头军事资源的上限，这才迎来了胜利。而普鲁士这一次的成功经验，在随后的德国历史中，并没能原样复制。由此可见，真实的历史永远是必然性和偶然性交织的产物。
战争前夕，普法两国的国家机器各有优缺点，它们的决策者设定了怎样的总体目标。战争初期法国出师不利，拿破仑三世的直接干预，造成了不良影响。最后，胜利者德国没能坐稳欧陆霸主的位子，而是径直奔向了更为惨烈的“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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