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之袁殊：中统、军统、汪伪、日谍、共产党？

袁殊是由潘汉年亲自发展的，他堪称我党历史上身份和经历最为复杂的情报人员，他是《伪装者》里明楼的原型，却远比明楼迷离多变和晦暗莫测。他个子不高，矮墩墩的，皮肤黝黑，笑起来透着几分憨傻劲儿，但看起来又不像个好人，倒像是个奸商。1931年10月的一天，潘汉年，王子春，袁殊，三个人坐在静安寺旁的一家咖啡馆里，这是党组织第一次给袁殊交任务，其实没有具体的任务，类似于开学前的第一堂课。潘汉年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把自己藏起来，收起来，从前的文艺界的朋友要尽快断了联系。”此前，潘汉年对袁殊进行过长达几个月时间的观察，他一直关注着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很多左翼人士包括鲁迅、张天翼、聂弩绀等都在此报上发表文章。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国民党杀害后，很多报纸不敢发文，唯有《文艺新闻》报道了出来，而且是以答读者来信的方式。潘汉年当时是左翼文学联盟的党组织负责人，联盟的盟主是鲁迅，袁殊的这种魄力和变通得到了鲁迅的激赏，也很快就引起了潘汉年的重视。潘汉年接着说：“你加入的是我们党的秘密组织，普通党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必须伪装起来，寻找机会打入敌人内部。”袁殊点点头，表示接受党组织的安排。王子春补充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吃力不讨好，我们的工作性质要求我们，要善于和敌人打成一片，遭受误解，背负骂名是常有的事情，不暴露，会挨骂，暴露了，要挨打，甚至被杀头。”袁殊没有异议，面试通过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在经过必要的特工技能培训后，王子春帮助梳理袁殊的社会关系。袁殊是湖北蕲春人，母亲出生于盐商世家，他的父亲袁晓岚早年跟着孙中山闹革命，是同盟会的成员，在国民党内部虽称不上大佬，也有一定的名望。袁晓岚对幼年的袁殊关心并不够，他在上海与一个女学生姘居，将投奔而来的孤儿寡母弃置在浦东棚户区，生活比较艰辛。只是到后来，父亲袁晓岚才将袁殊送到上海立达学院，接受正规教育，18岁时又送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去念书，学习了一口流利的日语。王子春问：“你父亲在国民党内有什么位高权重的朋友没有？”袁殊不答，他父亲就在国民党住沪机关任要职，但他并不想走这条线。袁殊突然想起来，舅舅家有一个表哥叫贾伯涛，是黄埔一期的学生，1924年经父亲袁晓岚的关心进入到黄埔军校，现任中央军校上校主任教官。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和贾伯涛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借此机会在国民党内部谋得一个差事。贾伯涛知道袁殊的用意后，很上心，为了报答姑父的提携，将袁殊引荐给了中统大佬之一吴醒亚，吴醒亚是湖北人，在中统内部搞了一个小帮派叫做“干社”，一看袁殊是小老乡，又有留日的经历，马上帮袁殊在中统局安排了一个差事，任命袁殊为“干社”情报股股长，对外身份是新声通讯社记者。

袁殊在早稻田学习的就是新闻专业，回国后办报纸，结交文艺界，让他干记者是手到擒来，袁殊很快进入角色，完成了打入敌人内部的使命。有了记者的身份和吴醒亚的安排，袁殊如鱼得水，轻而易举地进入到国民党的各个要害部门。有一次日本领事馆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袁殊前往参加，他故意随身携带了一本日语杂志，暗示自己精通日语，果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目，这个日本人就是岩井英一。岩井表面上是日本领事馆的随员，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派驻的高级间谍，他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充作线人，袁殊送上门来了，两个人用日语聊了很久，双方互相进入对方的视野。袁殊回去后马上向潘汉年和吴醒亚分别汇报，两个人的决定惊人的一致，保持同岩井的联系,伺机获取情报。与此同时，岩井立即向他的外务省驻华上级部门汇报，经过一番包装与分析，袁殊成为了日本外务省的谍报人员，每月有200块的活动经费。袁殊靠着他在中统、日本人那里的关系，源源不断地向我党提供急需的情报。他还利用第一手的独家新闻，成为上海滩新闻界和政界的红人，一时间风头无两。1935年初，袁殊按照惯例两次来到约定地点，与上线王子春见面传递情报，却两次没有见到王子春，袁殊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断线”了。“断线”对于特工人员来说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情急之下，袁殊不得不联系夏衍，他在文艺界的老朋友，请其为他转一封信给潘汉年。夏衍原先并不同意转信，之后勉为其难地将袁殊的亲笔信交给中共特科蔡叔厚。蔡叔厚当时正由中共特工科负责人转调入共产国际特工组织任职，他便顺手将袁殊的亲笔信带入了新组织，再次为袁殊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人，袁殊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又成为了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

1935年，上海滩出了一件怪事，国民党军统通过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关兆南，顺藤摸瓜抓获了一个洋人，在审讯的时候，这个洋人一言不发，沉默以对，申报等报纸称之为“怪西人案”。这个洋人是共产国际的约瑟夫·华尔敦，军统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找到了袁殊的名字和联络方式，袁殊就这样极其偶然地暴露并被捕了，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上海滩著名影星王莹。在狱中，袁殊承认了自己为中共做事，袁晓岚得知儿子被捕，不顾老病向陈立夫求情，碍于陈立夫的面子，戴笠对袁殊未予深究。关了大半年之后，袁殊被释放，军统交代袁殊即刻面见陈立夫，袁殊未从，直奔上海。而此时，上海中共再无一人与其联络。1935年底，袁殊再次赴日留学，在日本与岩井英一重新建立联系。岩井认为袁殊虽与“怪西人案”有关，但人才难得，因此资助袁殊求学，还为他提供各种关照。1937年初，在与冯雪峰取得联络后，袁殊又继续向潘汉年提供情报。同年4月，袁殊被收入青洪帮大佬曹幼珊门下关门弟子，成为与黄金荣、杜月笙同辈的“通”字辈兄弟。同年6月，在杜月笙的引荐下，戴笠亲自上门会见袁殊，将其正式收入军统国际情报组，任少将组长。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穿越火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与此同时，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与日本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逃过一劫。根据潘汉年指令，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袁殊又进入了日本人的核心圈子中，大家相互配合，获取情报更加便利。1942年，受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向袁殊透露，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电告延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袁殊的情报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的情报战绩可谓数不胜数，从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到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包括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再到帮助栗裕部队迅速跳出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清乡专员、伪保安司令、伪教育厅厅长等一系列伪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1946年，袁殊在征得党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借工作的便利悄悄前往解放区，他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见到了阳光，但考虑到袁殊的身份特殊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亲自找袁殊谈话，让袁殊跟他姓，暂时改名“曾达斋”，这代表了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这个名字袁殊一直用了几十年。1949年，袁殊被李克农专门要到北京，做日、美动向的研究工作。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汉年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几天之后，潘汉年被捕，紧接着，袁殊也被捕入狱，直至 1982年9月，在中共中央平反潘汉年案后的一个月，袁殊终于得到了平反，重新恢复了党员身份，并且得到了离休的待遇。但他的晚年仍不得安宁，临终之前，他精神极为紊乱，经常嚎啕大哭。1987年11月14日，袁殊意外骨折，导致肺部感染，在解放军309医院去世，享年76岁。

在我们党的情报历史上，袁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他将自己的本名袁学易改为袁殊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预料到自己特殊的人生际遇。十几载春秋，一个人游走在五重身份之间，当危险来临时，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到底是哪个袁殊在说话，又是代表哪个阶层？恐怕就是袁殊他自己，也会有说不清楚的时候，谁又能说得清呢，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在不经意的一个瞬间，都会让人直坠地狱，而为了完成任务，有着太多的不得已。袁殊们，不容易！（第31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