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娜：绝密的大门向她敞开，一手绝活儿，号住了蒋介石的脉搏

1938年的12月8日，大雪，重庆上清寺的一处办公楼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刚从南方的抗战前线回来，准备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类似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这里是国民党的新家，一年前，首都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一个多月前，汉口陷落，长江江面上熙熙攘攘，拥堵异常，南京政府逆江而上，行至重庆时，所有的船只，钢的，铁的，木的，羊皮的，都停了下来，惶惶无措的国民党大员、士兵、商人、学生、小手艺人……一齐涌进了这座山城。参加此次“中常会”的人有蒋介石、汪精卫、居正、于右任、孔祥熙、阎锡山、陈果夫、陈公博等十几人。会场布置的很简单，蒋介石坐在正中，中常委们分列两侧，也许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国民党的“中常会”是不提供茶水的，只有蒋介石的面前放着一个玻璃杯，杯里有大半杯温水。当蒋介石从侧门进来的时候，大佬们纷纷起立，站得笔直，蒋用手示意大家坐下。所有人都落定后，蒋介石扭了一下头，看了看身后的一位年轻女士，各位中常会的大佬们跟随着蒋介石的目光，也看了看那位女士。按照国民党最高等级会议的要求，会场需配备两位速记员，其中一位速记是女士，另一位也是女士。蒋介石注视的那位是一位更显年轻的女士，国民党人叫她沈琬。会议正式开始，这位气质温婉的年轻女士，安静地低着头，手在纸上不停地飞舞，都是些别人看不懂的各种拼音符号，会议结束的时候，一篇表意清晰、用词准确、文字流畅的会议记录就当场完成了。你大概很难想象，当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正襟危坐，操着一口难懂的宁波溪口家乡话，主持召开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的时候，他身边不远处坐着的，就是被誉为号住了蒋介石脉搏的女人——中共情报员沈安娜。这是沈安娜第一次为蒋介石做速记服务。

人们常说中国有两处地方的人，说话难懂，一处是福建，一处是浙江，据说浙江话要更难懂一些，同样是方言，两个村子之间可能都互相听不懂对方，如果隔着山，那就好比鸡同鸭讲。这可能是夸大了些，但也是实情。据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联络处的一位侯主任，奉命去蒋委员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结果遭到了蒋的训斥，他大概为自己申诉了几句，没想到把蒋惹怒了，蒋介石脸色铁青，光头乌亮，厉声喊道：“枪毙，枪毙，绝对枪毙”。侯主任吓得当场腿就软了，瞠目结舌，支支吾吾，然后万念俱灰地回到家中，等着吃枪子儿。结果几天过去了，什么动静儿也没有，他壮着胆子问了侍从室的侍卫，方才长吁了一口气，原来蒋介石骂的是“强辩”，而不是“枪毙”，信号侯主任听到“枪毙”后没有再多说话，否则真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了。侯主任是湖南人，家乡口音重，宁波人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大概他再也不敢去汇报工作了。沈安娜是江苏泰兴人，她是怎么做到对蒋介石的一字一句都记录无误的？沈安娜是一个爱美的进步女性，她当初的梦想是当一名电影明星，拍进步电影，支援革命，在王学文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进了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速记。王学文为他设计的革命路径是以内勤身份打入国民党机关，沈安娜在学习期间十分刻苦用功，本来是半年的学业，安娜用了三个月就基本掌握了速记技术。她为了检验自己的速记能力，还通过电线杆上的广告，协助翻译了《邓肯女士自传》。1934年冬天，就在沈安娜帮助于熙俭完成翻译工作不久，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来招聘一名速记员，校长杨炳勋推荐了三个人，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女生就是沈安娜。浙江省政府在此之前是没有速记的，新任省主席黄绍竑来了后，提出要在重要会议中增加速记。黄绍竑是广西人，讲着一口标准的广西国语，两个男生完全听不懂，何谈速记？沈安娜在上海就读的“南洋高商”，学生多为两广华侨，说广东话的人很多，沈安娜那个时候就对广东话很熟悉了。沈安娜的伯父是前清翰林，书香门第之家，在父亲的督教下，沈安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且还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这就是命中注定。沈安娜淘汰了另两位男同学，顺利地进入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职。这是她革命生涯的开始。

初入职场的沈安娜，在进省政府的时候，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位子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坐。她第一次进大门口时碰见卫兵敬礼，不知道该怎么回礼，只好低着头，红着脸一路小跑着上了楼，还好她的胸前别着省政府的徽章。第二次的时候，沈安娜已经老练多了，她学着别的年轻职员的样子，把头扬起来，镇定自若地走过了哨岗，要知道，这才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不经世事，初干革命，就打入了敌人的上层机关，紧张是在所难免的。在速记工作中，沈安娜碰到了自己事业上的一个贵人，议事科薛元燕科长。沈安娜速记功夫不赖，但对于公文却很陌生，她的工作还包括一般的公文撰写。速记完成后，怎么誊写，是从左至右， 还是从右至左，公文第一句话怎么开头，最后怎么收尾，落款怎么写，都是基本规范，薛元燕虽然不苟言笑，但是对于新入职场的沈安娜还算关照，教她怎么润色语言、锤炼文字，这让沈安娜进步的很快。沈安娜在王学文的指示下，努力与直接领导搞好关系，她借着机会去薛元燕家拜访，很快就博得了薛科长夫人的喜欢，还成为他两个儿子的家教老师，关系越来越近，后来直接认科长夫人为干娘。沈安娜在一次省政府常委会上目睹宣铁吾做秘密“清剿”军事报告，宣铁吾是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卫士长。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陈毅等在闽皖浙赣边区打游击，蒋介石一方面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机关，一面对留在江南的红军游击队伍痛下杀手。沈安娜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将“清剿”计划的详细情况，包括军队建制、武器装备、行军路线、军事部署和对红军游击队的估计等文件，还有黄绍竑、宣铁吾的报告、附件、图表等一并摘抄下来，通过密藏的方式，转送到上海地下党组织手中，经由他们送到游击队前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12月，新任省主席朱家骅到任之后，看到沈安娜的速记稿之后，赞不绝口。朱家骅是蒋介石的同乡，留德高材生，1927年追随蒋介石反共，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他在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同时，还兼任中“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英庚款实际上就是清末庚子年《辛丑条约》中，清政府向英美法德等十四国赔偿战争损失的英方退还款，共计1140万英镑。）朱家骅来了之后，浙江省政府一大批黄绍竑的人，被调离到其他岗位，薛元燕因为是专业技术人员，又是省政府的老人，他留了下来，沈安娜也留了下来。沈安娜一门心思钻研自己的速记技术，与同事搞好关系，低调行事，不参加任何派别，逐渐赢得了朱家骅的信任，凡是他主持的会议，都叫安娜去参加速记。淞沪会战爆发后，浙江省政府名存实亡，在躲避轰炸的乡下，没有多少公事需要处理，有一次，朱家骅和沈安娜聊起了家常，朱家骅问沈安娜是哪里人，在什么学校念书，还夸奖她的字写得好，勉励沈安娜学好英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战火绵延到富饶的江南，上海、杭州相继沦陷，沈安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两个人身在敌窟，没有了上级组织，如同断线的风筝，随时都会发生危险。一番商议后，两个人决定冒险去找党组织，他们从报纸上得知，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我们党也有公开的机构在武汉活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正处在一个蜜月期。沈安娜当时停薪留职，华明之在浙赣铁路有一份工作，有固定的薪水，于是两人中由安娜赶赴武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五月，沈安娜到了武汉后，参加了一次群众集会，她远远地看到了周恩来和王明在集会上发表抗日演讲，但她不能主动上前去，这是党组织铁的纪律。武汉这么大， 到哪里去寻找呢，正当沈安娜在武汉的街头彷徨无措的时候，她突然看到了自己革命的领路人——鲁自诚，两人相遇在武汉，分外惊喜，鲁自诚一把将沈安娜拉到墙角处，小声说话。沈安娜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鲁自诚，鲁自诚告诉沈安娜，找党组织可以，但是到了“八办”（国民革命军第第八路军办事处，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后，你不能跟一般的办事人员说，只能找董必武等党的高级领导人，因为你是打入到敌人核心的情报人员。沈安娜依着鲁自诚的指示，来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里对内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沈安娜对传达员说，她要找董必武，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干部走了出来，她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当时任长江局妇委会书记。来人很有礼貌地告诉了沈安娜自己的姓名，然后问沈安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我再向领导汇报”孟庆树没有告诉沈安娜自己的职务，沈安娜比较犹豫。孟庆树快人快语，她又问：“你从哪儿来，有什么事？”沈安娜想自己已经来到了组织，见来人是一个女干部模样，如果这次不说的话，后面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叫沈琬，是从浙江来的。我的丈夫叫华明之，1934年入党，我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我们二人在杭州做地下工作。由于战争，交通阻断我们与上海党组织失去联系，我要求见董必武同志详细汇报情况，恢复党组织关系。”两个人又聊了一些其他的情况，孟庆树告诉沈安娜，让她耐心等待，会有人去和她接应的。等了几天之后，沈安娜见到了邓颖超，邓颖超暗示安娜，她估计还做原来的工作，继续为党服务。又过了几天，沈安娜终于见到了自己盼望着的董必武，一番长谈后，董必武将沈安娜介绍给了我党情报战线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沈安娜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剃了一个寸头，他先问安娜的年龄，然后交代起工作：“安娜同志， 我们了解到你原来在朱家骅手下工作，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现在朱家骅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位高权重，现在党组织要求你，寻求机会打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开展原来的工作，党组织期盼你再立新功，同时让你的丈夫华明之尽早来到武汉，担任党组织与你之间的联络工作。”沈安娜原本不想再回国民党，一听丈夫也要来，就高兴得连忙应承下来。说来也巧，沈安娜寻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武汉的临时办公楼，一进大门就看见了朱家骅的秘书沙孟海，沙孟海在浙江时就很关照沈安娜，见到她后，很热情，沈安娜开门见山地说，想在朱秘书长手下谋一份工作，继续为党国效劳。沙孟海领着沈安娜去见朱家骅，朱家骅对沈安娜印象很深，一口答应让她继续做中央党部的速记，考虑到沈安娜还不是国民党员，于是安排给她“特别入党”（这种党员证，在编号前面有一个“特”字，需要三位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联名推荐，具有特殊效力）。因为武汉当时也处于抗战的前沿，沈安娜的特别党员证直到到了重庆之后才办下来，沈安娜在朱家骅掌管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暂时任职。

就这样，沈安娜凭借着自己过硬的职业素养和朱家骅的绝对信任，打入了国民党的核心机关，她不仅给中央党部做速记，还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做速记，亲眼目睹和耳闻了国民党的各种最高层会议现场。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文弱的速记员，就是周恩来派到他身边的一个耳目，对于共产党而言，国民党几乎没有任何秘密了，蒋介石在抗日旗帜下的反共和溶共之心不死，共产党对此心知肚明，各种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军事情报，都从沈安娜小小的速记本上，传给共产党的中央高层，为我党的战略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49年国民党溃败大陆，沈安娜从未暴露自己的身份，相反，在外人看来她和朱家骅关系匪浅，又为蒋、宋所器重和信任，她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极大的尊重，有一次中常会，于右任突然对沈安娜说：“沈小姐，我们亲眼看你在党部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绩能俱佳，想推荐你为立法委员候选人”一旁的吴稚晖、张继和居正也连连附和，沈安娜知道，这些国民党元老推荐自己，是因为平时他们开会时遇有不便，沈安娜总是第一个上前去帮助他们，久而久之就有了好印象，他们是出于对沈安娜的关系和爱护，绝不是试探。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对于我党而言，这个小小速记员（沈安娜由于业绩突出，1945年升任中央党部总干事，但仍然担任速记工作）的岗位比起立法委员，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1949年，国民党仓皇逃窜，沈安娜自然也被安排在转移之列，凭借着自己积累的过硬人脉，沈安娜的上司并没有为难她，任由她暂时留在南京。沈安娜后来回到上海，上海已经解放，她终于走到地上，终于呼吸到新中国香甜的空气，感受着温暖的阳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沈安娜继续回到情报战线工作，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兢兢业业。她受到组织最好的优待，在重庆时期落下的严重胃溃疡、神经衰弱和贫血症都渐渐恢复，健康地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期间多次受到邓颖超、罗青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0年在北京辞世。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81年，沈安娜和华明之才知道自己一直在为中央特科（后来是中央社会部、中央调查部）工作。

在二战时期享有盛誉的特工之王佐尔格曾经说过：“不要去撬动保险柜，让文件主动送上门来，不要持枪去抢夺密室，让密室的门自动为你打开”这是谍报人员追求的最高境界。沈安娜无疑是极为幸运的情报人员，她虽然也经历过惊险时刻，但成功地让来自国民党最高层的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到党的最高决策中枢，沈安娜做到了情报人员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