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引咎辞职：娈童丑闻背后的教会危机

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ibishop of Canterbury）韦尔比（Justin Welby）被指处理教会娈童丑闻不力，在遭受外界猛烈抨击后宣布辞职。

随着这宗英国国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儿童虐待事件的发酵，不仅占据了当地各大报章的头版，有报章更以「危机中的教会」（Church in crisis）形容；其他教会神职人员也面临下台的呼声，相关影响料将持续；而事件背后所揭示的或许是该教会长期以来更深层次的问题……

现年68岁的韦尔比，自2013年起担任英国国教的第105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与王室成员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地是颇具威望人士之一。去年，韦尔比还曾为查理斯三世举行英王加冕仪式，并为多对英国高层王室夫妇证婚、威廉凯特子女出生时主持受洗仪式，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娈童丑闻曝光后，韦尔比成为了众矢之的，在超过1.2万人签名请愿以及首相施纪贤（Keir Starmer，又译施凯尔或斯塔默）明确拒绝支持他后，这位主教不得不在12日下午辞职。他表示自己必须就未能对「令人发指的性侵行为」及时采取行动，承担「个人和机构责任」。他又相信请辞正符合英格兰圣公会最大利益，一旦审查完他对教会，以至英格兰的义务，就会确定正式离任日期。

在超过1.2万人签名请愿后，首相施纪贤明（图）确拒绝支持韦尔比，导致这位主教不得不辞职。

虽然韦尔比并没有直接参与虐童，惟他被发现对此事坐视不管。据近日发表的性侵儿童独立调查报告指，大主教十多年前未能采取行动，导致那名「令人发指的连环虐待犯」从未受到法律制裁，而在事情被公开后，大主教还在试图保住自己的职位。

《泰晤士报》形容，韦尔比的辞职是「史无前例的」，并将其决定归因于「在教会总主教会议上任职的神父们，以及最重要的是来自纽卡斯尔主教的压力越来越大」。

不过，当年的一众受害者对韦尔比的辞职并不感到满意，受害者之一的Richard Gittins表示：「虽然他是教会的最高人物，但他并不是对掩盖真相负有最大责任的人。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对此事保密的主教身上了。」

虽然韦尔比并没有直接参与虐童，惟他被发现对此事坐视不管，备受外界批评。

其中一位面对下台压力的现任林肯主教康威（Stephen Conway）则对英媒表示，他对自己在报告了有关史密斯的情况后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感到很抱歉」，但他相信2013 年他已尽力而为，指控已得到适当回应。

10名男童三年内被鞭打2.2万次

上述独立调查报告指，已故著名律师史密斯（John Smyth）多年来积极参与圣公会内部的儿童基督教工作，同时还担任和圣公会有关的基金会的主席。在70至80年代初，他却曾经「残忍而可怕地」性侵和虐待参加福音派基督教度假营的男学生，受害人多达130人；部分人更被鞭打多达800下，只获分发尿布清理伤口。

史密斯于1984年移居非洲，期间继续性侵行为，直至2018年在英国警方调查期间于南非去世，因而从未被起诉。

已故著名律师史密斯（John Smyth）多年来积极参与圣公会内部的儿童基督教工作，同时还担任和圣公会有关的基金会的主席。

报告指，韦尔比在2013年上任后已知悉有关事件，但却误以为教会已报警处理。报告称，如果韦尔比当年就向英国警方报告事件，他们就能在史密斯2018年离世前将他绳之于法。

报告又提到，韦尔比在1970 年代因基督教营而认识史密斯，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后来的几年里与这位律师「保持了任何重要的联系」。

事实上，英国国教会的许多人在1980 年代初就意识到了史密斯的虐待行为，相关的调查工作亦早于1982年展开，但该报告直到2016 年才公开。年的报告指，史密斯识别来自包括温彻斯特学院在内的顶尖公立学校学生，并将他们带到他的家中，并在他的棚子内用花园手杖进行了鞭打。

据报，其中8 名男孩在三年内总共受到14,000 次鞭打，另外两名男孩在三年内总共受到8,000 次鞭打。然而，由于当年的报告证据不足，才令史密斯多年来依然能够继续他「骇人听闻」的虐待行为。

当地教会对史密斯的恶行早于上世纪80年代已有注意，惟多年来未能予以阻止。

有当年的受害者表示，史密斯的虐待行为给他带来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和心理健康问题。他指，虽然虐待是肉体上的，「但对我来说更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精神痛苦，以及从一次挨打到另一次挨打的倒数计时。」这种痛苦更曾导致他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揭示教会掩盖「令人憎恶」的虐待行为……

撇开外界目前聚焦下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谁属外，舆论同时关注圣公会数十年来一直掩盖此一针对逾百名儿童和青少年的「可怕」暴力虐待行为。

英国圣公会首席维护主教格伦费尔（Joanne Grenfell） 和国家维护总监库贝因杰（Alexander Kubeyinje）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对已故史密斯所造成的可怕虐待及其终身影响深表歉意，这些影响已经涵盖了更多领域」。

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ibishop of Canterbury）韦尔比（Justin Welby）的请辞，背后显示的只是该教会问题的冰山一角。

格伦费尔对英格兰教会的虐待历史感到「深深的羞耻和悲伤」，她说教会需要「承认存在与虐待、教会及其反应有关的问题」。

她重申，「教会中的虐待问题是整个教会的问题。因此，这必须是整个教会的回应。」她续说：「这关乎文化、领导力、神学，是故虐待问题很重要，但整个环境需要改变。教会需要彻底的文化变革，而维护工作必须完全独立。」

有分析指，上述的独立调查报告说明了史密斯犯下的「众多、残酷和可怕」的虐待行为，被「强大的福音派神职人员」掩盖了，问题的核心是「因为英格兰教会内神职人员的不作为」。

有当年的受害人坦言：「迟来的正义就是剥夺了正义，特别是对于所有现已死亡的约翰史密斯受害者。

其中，该报告得出的其中一个主要结论是，保护机构和个人声誉的愿望影响了那些知悉虐待行为的人的反应。例如，牧师弗莱彻（Revd David Fletcher）在1981 年被告知这宗虐待事件，他被认为是掩盖此事的核心人物，他在去世前表示：「我认为如果这件事公开，将对上帝的工作造成巨大损害。」其他知悉者也大多「宣誓保守秘密」。

有当年的受害人坦言：「迟来的正义就是剥夺了正义，特别是对于所有现已死亡的约翰史密斯受害者。而报告的延迟公布很大程度是因为英国教会故意减少相关调查的资源。」他们还指，调查结果表明整个教会领导层仍然不了解创伤知情方法，直至今天教会依然以完全不恰当的方式与受害者和幸存者接触。

许多当年的受害者特别担心，「一些教会领袖试图将史密斯描述为『孤狼』」。事实上，他是长期存在的虐待传统的一部分，其中许多人将英国教会视为「容易说服的人」（as a soft touch）。由此看来，若然英国教会还不愿意改变根深蒂固的问题，且将教会的名声置于其他所有事情之上，类似的问题恐怕仍难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