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铜钱：元朝赐予伊利汗国的铜钱，究竟有何意义？

“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这两种钱币在中国钱币收藏界一直备受关注，被普遍认为是元朝赐予伊利汗国的特殊钱币。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对“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钱币，被公认为是有明确传承记录的元代钱币珍品。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这些钱币的特征、历史背景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同时期的其他钱币和文物，试图揭示“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钱币的真实来源，同时探讨伊利汗国发行的中国式钱币，以此反映中国与伊朗地区在历史上的深厚交往。

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钱

笔者首次了解到“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钱币是在1994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钱币·元明清钱币》一书中。

1996年出版的《中国珍稀钱币》中也收录了这两枚钱币的拓片，详细信息如下：“编号2627，品名：伊藩吉昌，质地：铜，重量：27.0克，特征：楷书，等级：珍；编号2628，品名：伊国延长，质地：铜，重量：32.6克，特征：楷书，等级：珍”。

孙仲汇编著的《中国古钱鉴赏与收藏》提到：“元朝铸造并赠送给伊儿汗国的‘伊藩吉昌’钱币最初并未引起重视，北京琉璃厂的一位古玩店主甚至将其用作拂尘柄上的装饰。当时在京的泉家如方地山、张丹斧、余挺生、袁寒云等都错过了这一珍品，唯有吴静庵先生因其文字优美，具有山谷遗风，将其收入囊中，带回上海，但仍将其视为厌胜钱。

后来，吴先生请张公午先生手刻一枚象牙崇宁通宝，并将这枚钱币作为礼物赠予张先生，张先生非常高兴，经过仔细研究，认定其为元初赠予伊儿汗国之物。然而，直到五十年代，仍有人对此钱币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恰好张叔驯先生早年所得的‘伊国延长大钱’仍留在上海，两钱相比，如同孪生兄弟，其真实性得以证实。文革后，安徽的一位泉友在一串大中、洪武及至正大钱中发现另一枚‘伊藩吉昌’，因其被误认为是厌胜钱而放弃，至今仍感到遗憾。”

华光普主编的《中国古钱币目录》介绍了一枚“伊藩吉昌”钱的拓片，备注：“元王朝赐伊利汗国之特铸币，存世仅见，一级无定价”。其主编的《中国古钱大集》同样收录此枚“伊藩吉昌”钱的拓片，备注：“元王朝赐伊利汗国之特铸币，存世仅一二见”。

显然，这枚“伊藩吉昌”的拓片是来自北京发现并被带到上海，最终被上博收藏的那枚。这枚“伊藩吉昌”钱币还曾归蒋伯壎收藏，在1956年的《伯壎师匡两翁祝寿全拓》中留有拓片，并钤有“伯壎长寿”的印章。

从元代和明代史料及文物中寻找“伊藩”和“伊国”

《元史》中从未出现过“伊利汗国”的称谓，元朝对伊利汗的称谓是诸王、西王。伊利汗只是波斯蒙古诸王对自己的称呼。后人称其国为“伊利汗国”，近代以来，有些中国学者根据英语译音也称其为“伊儿汗国”或“伊尔汗国”。

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il”“伊利”是突厥语，本义为“臣服、服从”，这个词在唐代音译作“伊利”。在元代，非汉语词汇中的辅音-l很少用汉字“儿”来音译，所以“伊儿汗国”不符合元代译音用字规律。

《元史》中也没有伊利汗国和伊利汗的称谓，更没有提到过“伊藩”和“伊国”。元代其它典籍中也没有伊利汗国的称谓，更没有“伊藩”和“伊国“的简称。旭烈兀称自己为伊利汗，最早的记录是出现在旭烈兀发行的钱币上的。

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伊利汗这个称呼目前发现最早出现的记录了。这时虽然是旭烈兀刚刚奉蒙哥大汗之命开始第三次西征，还没有建立伊利汗国，但旭烈兀已经开始自称“伊利汗”了。《元史》中从未称旭烈兀为伊利汗，而是称其为“诸王旭烈兀”“宗王旭烈兀”“西王旭烈兀”，并且也没有伊利汗国的称谓。

明清史料及文物中的“伊藩”和“伊国”笔者经过比较和查阅大量史料发现在中国历史中“伊藩”和“伊国”的称法出现在明代。

“伊藩”是指明朝藩王位于洛阳的明诸王伊王。明太祖朱元璋的庶二十五子朱㰘，洪武二十一年（1388）六月初六生，母葛丽妃。

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四月十三日，其三岁时被封为伊王，于永乐六年（1408）五月十一日就藩河南布政司河南府洛阳县。永乐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薨，在位二十四年，寿二十七。《明史》中只有十几处提到了“伊王”。

《明史·诸王世表三》中记载了伊王的世系[8]：伊王共传袭6世8王，郡王5支。历经伊厉王㰘、伊简王颙炔、伊安王勉塣、伊悼王·钒、伊定王·锊、伊庄王·渊、伊敬王·淳、伊哀王典楧等。嘉靖四十三年（1564），朱典楧因罪削除世封，历156年。目前发现的两块洛阳明代伊王旁系墓志中也提到了“伊藩”。

一块墓志是“明伊藩方城恭惠王妃冯氏合葬墓志铭”，1949年前出土，出土时间和地点不详。志高64.5、宽66厘米，33行，行31字，正书。首题“明伊藩方城恭惠王妃冯氏合葬墓志铭”。一块墓志为“皇明伊藩方城府镇国将军龙泉墓志铭”。

1971年9月，在洛阳铁路分局俱乐部工地发现一座明墓，其中墓志1合，方形，以青石制成，有盖。四边线刻龙纹，上、下为双龙戏珠纹，两侧为赶珠龙纹。志宽44、高45.5、厚5厘米。阴刻楷书28行，满行32字。

志首为“皇明伊藩方城府镇国将军龙泉墓志铭”。志盖为方形，边长46、厚5厘米。篆书4行16字“皇明伊藩方城府镇国将军龙泉墓志铭”。笔者在清代《续文献通考》中发现两处提到“伊国”。一处是《帝系考》载，“伊国宗属，一世太祖庶二十五子㰘，二世㰘子颙炴，三世颙炴子勉堡、勉坍……”。

另一处是《封建考》载，“伊国传授世次，伊王㰘太祖庶二十五子，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封，永乐六年就藩河南府，十二年薨。传颙炴……”。“伊国”也是沿用明代对洛阳伊王封地的称谓。

“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钱的归属从上述例证看，因元朝从未称伊朗的蒙古藩属国为“伊藩”“伊国”“伊利汗国”，故“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钱应不是“元王朝赐伊利汗国之特铸币”。还有人认为该钱钱文及铸工极精美，与至正通宝钱文极相似，应是元惠宗时所铸之钱。

实际这是不可能的，元惠宗始铸至正通宝时间是1350年10月，这时伊利汗国已经衰败瓦解，已和元朝基本脱离。元朝不可能在这时赏赐伊利汗国钱币。

笔者认为，这种含义明确的吉语钱应当是明朝伊厉王受封后，明朝皇室为祝福这支藩王子孙而特铸的吉语赏赐钱。

伊利汗国的中国式钱币与苏丹尼耶城

那么伊利汗国有没有铸造过中国式的方孔钱呢？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近年虽然没有在伊朗地区找到“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钱，却收集到了伊利汗国发行的中国式钱币。

伊利汗国的钱币通常是按西方造币方式打制的钱币，但是有两种非常稀少的铜币是按中国造币法铸造的钱币。那就是伊利汗国第八位伊利汗完者都发行的迁都到苏丹尼耶的纪念币。

其中一种是类似中国方孔圆钱铸造的钱币，只是方孔铸成了八角孔，可能代表完者都是第八位伊利汗的意思，也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八角星遗留下的波斯传统图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暗指伊斯兰教通往天堂的八扇门；另一种也是按中国方孔圆钱铸造的钱币，只是中心方孔位置铸成了一个实心的圆形平面。

完者都苏丹尼耶回历713年迁都纪念币中国文化与伊朗波斯文化的交融。与大多数其他完者都的钱币不同，这两种钱币都是匿名的，除了按传统用阿拉伯文给出的年代外，还带有波斯铭文，中间戳记为回鹘文拼写的波斯语“好”。

完者都的父亲阿鲁浑是佛教徒，母亲兀鲁克哈敦是聂思托里教徒，完者都从小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为对教皇尼古拉四世表示崇敬，起教名为尼古拉。

幼时的完者都实际上是一位基督徒。等他成年后，他像其兄合赞汗一样改信了伊斯兰教，但与合赞汗不同，他后来又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什叶派。

伊利汗国的都城原本在大不理士，1306年，完者都下达了建造新都苏丹尼耶城的命令，这里多年来是伊利汗国著名的夏营地。据说完者都是为了达成其父亲阿鲁浑汗的心愿才承担起这项建都工程的，13世纪末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就制定了建立新都城的计划，而且将建筑材料收集，但还没等到建造工程真正开始阿鲁浑汗就离世了。

完者都受伊斯兰教影响后抛弃了蒙古游牧习俗，下令把新都修建成一座华丽的城市，于是著名的大臣拉施特就负责修建新都，经过拉施特数年的经营，苏丹尼耶城诞生了。

据史料记载，苏丹尼耶是一座凝聚了无数波斯工匠心血的华丽城市，完者都在这里建了城堡、石塔、医院、学院、清真寺以及宏伟的宫殿。在苏丹尼耶城修建完毕后，1313年完者都下令迁都，当时举行了许多庆祝活动，包括发行纪念铜币。

最后苏丹尼耶成为了伊利汗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苏丹尼耶”意为“苏丹之城”也就是“王城”“帝都”的意思，在《元史·地理志》、《经世大典》中亦称孙丹尼牙。苏丹尼耶靠近里海西南部，在今伊朗的赞詹省内，它在丝绸之路连接欧亚大陆的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上，当年远赴中国传教的许多西方传教士都曾经过此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中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方济各会托钵僧鄂多立克。

他大约于1318年从威尼斯出发进行东方旅行，经过苏丹尼耶城前往波斯湾，然后乘船到达广州。在他的《鄂多立克东游记》中记录了这一行程。

结语

“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钱并不是元朝政府颁发给藩属伊利汗国的赏赐钱，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庶二十五子朱㰘被封伊王后明朝皇室赏赐伊王的吉语钱。“伊藩”和“伊国”是指明朝藩王位于洛阳的诸王—伊王的封地。

伊利汗国确实有过中国式钱币，但不是“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钱，而是完者都迁都苏丹尼耶城的迁都纪念币。伊利汗国第八位伊利汗完者都汗发行的中国式钱币，反映了中国和伊朗地区在历史上的友好交往。

在地理上伊朗是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通过对伊利汗国中国式钱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交流，对于我们探讨中古时期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互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