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为何要取消军衔制？最先提出取消的人，是主席还是贺龙

在1955年的金秋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历程——军衔制度的正式实施。这一制度，被视为军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关键步骤，几乎被世界上所有国家采用。然而，历经十年的试验与应用，到了1965年的五月，这项制度却被正式宣布废止。究其原因，背后的故事颇为复杂和引人深思。

军衔制度的引入并非无的放矢。其依据是1955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所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意在建立一套清晰的军队等级和序列，以促进军队的规范化和现代化。军衔涵盖了从最高级别的将官到最基层的士兵，旨在明确军中职责、激励士气，以及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指挥与管理体系。

然而，军衔制度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军衔制的种种规定和实施细节，人民解放军显得经验不足，多个环节缺乏充分的准备，导致在制度研究、设立乃至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军事实务，也触及军队内部管理和士气等多个方面，成为制度自身的内在矛盾，直接影响到了军衔制度的效能和寿命。

1964年，一场关于军衔制度的对话在贺龙和毛泽东之间展开。贺龙提出取消军衔制的建议，毛泽东则断然表示他早已有此想法。这段对话，反映出了领导层对军衔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的深刻认识。军衔制被认为是一种“左”倾思想的产物，其规定存在的缺陷及对军队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成为了取消军衔制的直接原因。

对于取消军衔制的决策，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和分析。尽管多数观点将其归咎于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的缺陷，但仍有一些细节值得进一步探讨。

谁是第一个提出取消军衔制的人？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1964年夏，一场关乎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走向的讨论在北戴河悄然展开。这场讨论，不仅牵动着军队高层的神经，更关系到中国军队制度的根本变革。中心话题，是关于是否取消已实施近十年的军衔制度。这个问题，最终在一次看似平常却又历史性的会议中得到了明确答案。

时光回到1964年8月，一场紧张而又充满期待的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上，贺龙和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了军队高级干部薪金问题。在讨论过程中，贺龙突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起取消算了？”毛泽东没有任何迟疑，坚定回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了。”这段对话，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取消军衔制的道路。

罗瑞卿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立刻开始了取消军衔制的准备工作。这一决策的背后，不仅是对军队内部管理和运作方式的深思熟虑，更是对军队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贺龙、罗瑞卿与毛泽东的对话，成为了取消军衔制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然而，这段历史的记述并非没有争议。罗瑞卿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现在军队的有些制度不够合理。例如，军队干部的薪金高这么多。这次办公会议的扩大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赞成减薪，与地方大体拉平。我报告了主席、刘主席和几位元帅，他们都赞成。主席还指示我们要考虑军衔这个牌牌要不要的问题。”这番话，既是对取消军衔制过程的补充说明，也是对毛泽东决策风格的再现：提出问题，让大家考虑，而非一意孤行。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64年7月并未见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踪迹，而是直到7月29日才抵达，8月20日又离开了北戴河，返回北京。而在这段时间里，关于军队薪金改革的方案却成了热议的焦点。8月23日，这一方案被提交至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由贺龙和罗瑞卿共同汇报，而军衔制度的去留问题，成为了讨论的一部分。

贺龙，作为军委的日常工作负责人，其提出的每一项建议都代表着军委的意见，绝非私人之举。然而，就在军衔制加强执行之际，他的一个提议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是否应当取消军衔制度。在这个问题上，贺龙的态度似乎与之前的官方立场有所不同。他不仅提出了取消军衔的想法，而且似乎是在暗示连他个人的元帅军衔也应一并取消，以示公平。

1965年1月，当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请示》时，报告建议“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同意”。然而，仅仅过了二十多天，一个更为激进的提议被提出——不保留元帅军衔，实现军衔的全面取消。

在这一系列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中，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虽然《贺龙年谱》记载称，1964年7月19日贺龙和罗瑞卿一同向毛泽东汇报了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并暗示在此过程中讨论了取消军衔制的问题，但根据时间线和毛泽东的动态来看，这一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贺龙、罗瑞卿与毛泽东关于薪金改革方案的汇报，更可能是在8月25日至9月3日之间，在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后进行的。

取消军衔是否与“彭德怀事件”有关？

在1959年风波不断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其直言不讳而遭受了激烈批评，这一事件不仅震动了全国，也给军队内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有观点将彭德怀受到的批判与军衔制的废止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株连”。然而，仔细分析历史事实后，不难发现这种看法忽略了军衔制实施背后的复杂背景和多元因素。

事实上，军衔制的引入并非彭德怀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中的一项重要决策，得到了党和军队高层的广泛支持。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军就已经考虑过两次引入军衔制，但均因战争环境的复杂性和其他因素而未能实施。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军衔制再次被提上日程。1950年9月，随着总干部管理部的成立，其中便设立了专门负责研究军衔制问题的军衔奖励处。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而彭德怀尚在西北地区负责地方军政工作，尚未直接参与军衔制的筹划。

1950年12月30日，总干部管理部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研究军衔实施准备工作”作为来年的工作任务。此时，彭德怀正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作战，但他基于战争的实际需要，也提出了建立军衔制度的建议。

1951年10月1日，彭德怀发电给毛泽东，提出包括建立军衔制在内的七项备战建议。随后，虽然军衔制的筹备和实施期间彭德怀投入了大量精力，但实际上，许多具体工作是由总干部管理部来组织实施的。

1955年2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和毛泽东的正式颁布，军衔制最终实施。显而易见，这是一项国家层面的决策，具有重大的意义，将其归咎于彭德怀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军衔制实施之后，彭德怀对于军衔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担忧。他不喜欢被称为元帅，甚至曾公开表示：“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这东西的。”彭德怀对于1958年毛泽东对军衔制提出批评的言论表示赞同。因此，将军衔制的取消仅仅归咎于彭德怀及其事件，显然是对历史事实的简化和误读。

综上所述，军衔制的引入和取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其背后包含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考量。将其简单地与彭德怀受批判的事件直接联系起来，无疑忽视了这一历史过程的深度和复杂性。

是否与“政治挂帅”有关

关于取消军衔制的深层原因，历史上存在着各种解释和观点。一种普遍的看法将其与1960年代初期的“政治挂帅”政策相联系，认为极左思潮的兴起对军队的规范化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军衔制因此被标签化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发生了冲突。这种观点虽广为流传，但在具体的历史细节分析上却显得过于简略。

实际上，“政治挂帅”确实导致了军事与政治工作之间的某种张力，政治工作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导致了空泛的政治口号泛滥，这对军事工作乃至政治工作自身产生了不利影响。然而，将军衔制的废止简单归咎于“政治挂帅”并不准确。

事实上，在决定取消军衔制之时，尚未有“政治挂帅”的具体提法出现；即便是后来使用该术语，将之前几年的政治工作与军衔制的废止直接联系起来，也并不恰当。

从林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直至1964年决定取消军衔制的过程中，军队的政治工作总体上是被认可的。在这一时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协调关系得到了较好的处理，政治工作对军事及其他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其方式也更为灵活和接近实际情况。

尽管林对政治工作有过一些过于强调的言论，但这并未对政治工作的整体积极性造成损害。罗荣桓等元帅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对某些错误的思想进行了有效的制约，确保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因此，直接将“政治挂帅”视为军衔制废止的原因，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实际上，军队改革、薪金制度的调整、军衔制的取消，以及当时涉及军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是在复杂的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挂帅”的思想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64年11月30日，叶群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传达了林的指示，强调了即将到来的大变革：“明年部队要开展‘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外还有新老战士的‘换防’、大规模提拔新干部、减薪、取消军衔制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变化将涵盖从物质到精神，从数量到质量的各个方面，同时还要保证战备任务，因此思想工作必须做到深入和透彻。”

随后，林进一步强调将政治思想工作置于首位的重要性。

在1965年的深冬，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了“政治优先”的原则，特别是在面对军队中的大规模比武竞赛时，他明确指出要“重视政治工作”。他的话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核心思想：“我们必须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确保政治思想工作成为我们所有活动的根本。”他指出，在军事训练和生产活动中出现的与政治工作的矛盾，必须优先考虑政治工作。

随着薪酬制度的改革，许多军队干部的收入受到了影响，这对他们的思想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而军衔制的取消，虽然影响力度不及薪金制改革那么大，但由于军衔等级被转换为国家行政级别，因此同样触及到了干部的政治和物质待遇，这就需要对干部进行更深入的宣传和教育。

1965年，随着薪金制和军衔制改革的顺利实施，总政治部在总结中提到：“按照林‘重视政治工作’的指示，我们将这两项制度改革的宣传教育视为本年度的重点政治思想工作”，“这两项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归功于我们在实践中给予政治工作以优先地位，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进行”。

军衔制的正式废止后，《军官服役条例》似乎也名存实亡。结果，我国军队管理逐渐失序，加之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导致军队结构臃肿、编制混乱、干部队伍老化严重、训练松懈、官兵的军事文化素质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面对这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中央军委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政策决定是否存在偏差。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在50年代，我们制定了《军官服役条例》，但一直未能有效执行，后来就搁置了。其实，那个条例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做法。如果当时能够坚持执行，就不会面临现在的这些困境。”随后，邓小平提出了重新研究军官服役和退役制度，最终导致军衔制的逐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