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得象为官经历看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特征

章得象（公元978—1048年），字希言，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诗人，著有《章文简公诗集》等。在长达四十六年的政治生涯中，章得象赢得了朝廷内外的广泛尊重，从未遭受贬谪。宋仁宗评价他“清忠无所附”，时人称赞他“深厚有容，度量宏廓”。

为人庄重 任职勤勉

章得象家族世代居住在泉州。高祖章仔钧曾在闽地做官，任建州刺史，家族因此定居在浦城。据《宋史》记载，章得象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曾梦见自己登上高山，遇见一位神人，神人将一只玉象赠予她，这便是取名“得象”的由来。章得象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又梦见家中官员所用的笏板堆积如山。这些梦境和预兆，为章得象的出生和日后在官场上的显赫成就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闽地的居民普遍身材较为矮小，因此，一旦出现身高超出常人者，往往会被认为是高贵且有福气的象征。章得象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明才智，喜欢看各类书籍，对诗词歌赋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于读过的书都能过目不忘，理解透彻。章得象长大后不仅身材高大魁伟，声如洪钟，而且相貌堂堂，为人庄重，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和堂兄章得一两人经常一起学习，相互切磋，共同进步。他们的才华和学识受到父老乡亲的高度赞誉。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章得象参加科举考试，并成功进士及第。章得象最初被任命为邵武军归化县大理评事，不料家中突遭丧亲之痛，尚未就任便回乡守孝。守孝期满后，章得象改任江西信州玉山县大理丞。在玉山县任职期间，章得象重教化，尊师道，崇儒术，厚风俗，使当地风气为之一变。

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有意举行封禅泰山的盛大典礼。章得象因其出色的才能和政绩，被大臣们举荐，调任山东兖州任签书兖州观察判官。次年，宋真宗如期前往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封禅大典之后，章得象因其“办治劳剧”，升迁为太常博士通判明州（今浙江宁波）。随后，他以屯田员外郎和都官员外郎的身份，出任台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海市）、南雄州（治所在今广东南雄市）、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等地的知州。

在地方任职的近二十年里，章得象为官清廉，兴修沟渠，引水灌溉，地方治理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宋真宗在位期间，为了选拔贤能之士，命令文武百官推荐有才德之人。章得象因政绩的显著和清廉的名声，受到翰林学士刘筠、龙图阁直学士吕夷简、知制诰张师德等多位朝廷重臣的联名推荐。不久之后，章得象应召参加朝廷的选拔考试。凭借着出众的才学和能力，章得象被授职方员外郎，直史馆，负责记录和编纂国家的历史文献，自此成为京城官员。

章得象初入京城为官时，便以其温厚正派的个性和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逐渐在官场中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因此被派往京东地区担任安抚使，负责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京东地区，章得象凭借出色的治理能力，不仅成功地安抚了民心，还有效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固。因此，他被委以三司度支判官的重任，负责管理国家的财政事务和参与政策的制定。此后，章得象历任祠部郎中，改刑部曹，负责纠察在京刑狱。

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章得象被提拔为翰林学士，负责起草诏令。在翰林院的岁月里，章得象以勤勉和敬业而闻名遐迩。他对待每一份诏令都极为认真，无论是皇帝的敕令还是对大臣的任命，他都一丝不苟地完成。据说，在他任职期间，起草的诏令多达数百上千篇，充分展现了他的勤勉和工作效率之高。

章得象任职翰林学士期间，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勤勉工作，赢得了宋真宗的赏识，以至于在章得象的亲人不幸去世时，宋真宗特地下诏“夺服”，要求他继续留在职位上，不允许辞官回乡治丧。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显示了皇帝对他的极高信任和期望。此后，章得象在官场平步青云，从右谏议大夫升任礼部侍郎兼龙图阁学士，兼任侍读学士。

清廉自守 不徇私情

章得象在翰林学士院任职期间，适逢宋真宗赵恒驾崩，年幼的宋仁宗赵祯继位，由刘太后临朝听政。在这一时期，宦官仗着太后的宠信，在朝中日渐嚣张，为所欲为。太后常常派遣宦官到翰林学士院传达旨意。面对这些宦官，章得象总是保持着正直廉洁、不畏强权的态度，从不阿谀奉承、迎合权势，有时候甚至一言不发，以沉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展示出他光明磊落、忠贞不渝的品格。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章得象升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八闽第一位宰相。宋仁宗在任命章得象为宰相时，特别提到了他过去的种种表现，对他说：“在太后临朝听政的那段时期，群臣的忠奸善恶，我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你清廉忠诚，不依附任何权贵，也从未有过私心的请求。今天重用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宋仁宗的这番话，不仅透露出对以章得象为代表的清廉正直官员的赞赏，同时也是对那些依附权贵官员的不满和警示。

在封建时代，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家族的荣耀往往被视为个人成功的象征。一旦家族中有人飞黄腾达，便会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形成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这种家族网络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而且往往会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造成严重的政治弊端。章得象在中书省担任宰相的八年间虽然“位极人臣”，却能始终将克己奉公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他不植私，不援党，即使是同族乡亲、内外亲属，也未曾因私交而得到提拔任用。史书称“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

章得象的侄子章望之，曾希望能够通过举荐“贤良方正”的途径，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但为了避嫌，章得象坚决地制止了这一行为。章得象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亲属谋取私利，而是选择了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当时的官场树立了一个清廉自守、不徇私情的典范。

然而，章得象的清廉并非意味着他在工作中无所作为。相反，他在任内期间，积极推荐贤能之士。如浦城同邑人张泌，就是在他的举荐下，得以进入朝廷，并进献了《经国远献十篇》，而后官至刑部尚书。章得象这种唯才是举的做法，不仅为国家发掘和培养了人才，也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大公无私和任人唯贤的独到眼光。

深厚有容 居位自若

章得象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气度非凡。他早年的才华和风范得到了杨亿的高度评价。杨亿认为章得象是栋梁之材，有辅佐王公的才能，因此毅然决然地向朝廷推荐了他。谈及推荐章得象的原因，杨亿曾说：“闽地士人往往为人轻佻、心胸狭窄，而章公却气度深宏有雅量，这是他最为可贵的地方。”

从处理政务上，可以看出章得象的能力和气度。他曾因京西路水灾受命前往安抚。在深入民间了解灾情后，他建议减免税赋并由政府贷粮，帮助灾民度过荒年。由于治办及时，措施得力，从而成功地避免了饥民大批逃荒和死亡，农业生产也很快得以恢复。此外，章得象在处理军政大事时，同样表现出了深谋远虑和政治智慧。例如，在西夏散布谣言，企图在皇帝和官员之间制造不和时，他保持冷静，不动声色地派人前往察看，最终成功拆穿了敌人的阴谋，维护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与和谐。

宋仁宗锐意进取，致力于天下大事，积极任用了韩琦、范仲淹、富弼等贤臣，让他们与章得象共同管理和谋划当时最急需办理的事务。在这样一个群英荟萃、各抒己见的集体中，章得象却显得尤为低调和稳健，他很少主动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更多的是倾听和思考。然而，章得象这种谦逊和谨慎的态度，却遭到了御史孙抗的多次质疑与弹劾。面对这些非议和指责，章得象“居位自若”，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从不与人计较个人得失，依然如故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公正和包容的坚持。

此外，章得象作品不仅彰显了他深厚的文学造诣，而且透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深刻理解和宽容态度。他的诗作如《题山宫法安院》《题延庆院》《玉光亭》等，不仅展现了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也折射出他的人格特质——深厚有容。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年事已高的章得象连续十次请求辞去官职，希望将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有为的后来者。面对他的坚持，宋仁宗不得已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以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外任镇安军节度使。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章得象被封为郇国公。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章得象调任河南府判官，代理司空一职直至退休。同年六月，章得象因病而逝，享年71岁。根据北宋的惯例，退休官员去世，皇帝通常不会亲临祭奠，但宋仁宗却破例亲自前往吊唁章得象，显示了对其特殊的尊重和哀悼。章得象去世后，被追赠太尉兼侍中，谥号“文宪”。到了皇祐年间，改谥号为“文简”，以纪念他的政治成就和个人品德。

在闽地流传着一句古老的民谣：“南台江合出宰相。”章得象的出现恰好印证了这一预言。章得象作为八闽大地孕育出的第一位宰相，他以其深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和宽广的胸怀赢得了宋仁宗的特别信任和世人的赞誉。宋仁宗曾这样评价章得象：“器怀中裕，风度外高。遍历仕涂之华，雅通治道之要。自进登于宰席，仍总决于枢庭。有经远之术可以怀异俗，有厚生之功可以阜齐民。”可以说，章得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宰相应有的风范和担当。

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特征

在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官僚阶层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行为和决策对社会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北宋时期的章得象作为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官员，其为官经历为我们分析封建社会官僚政治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人才选拔的局限性与多元性。章得象通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进入仕途。科举制度在封建社会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一定程度上为底层民众提供了晋升通道，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然而，科举考试内容往往局限于儒家经典等，注重书本知识和文学才华，忽视了实际治理能力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考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章得象在地方任职时因政绩和名声受到朝廷重臣举荐而有机会进入京城任职。举荐制度可以补充科举考试选拔的不足，但举荐制度也容易受到人际关系、门第出身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权力寻租和任人唯亲现象的发生，形成官僚集团内部的利益勾结。

官场生态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章得象在京城任职期间，与其他官员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如与韩琦、范仲淹、富弼等贤臣共同谋划事务。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深刻体会到官僚集团内部的竞争关系。例如，御史孙抗曾对他提出质疑，并对他进行弹劾，这反映了官员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声誉等资源而相互竞争的现象。然而，尽管存在竞争，章得象也深知官员之间需要合作，共同应对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无论是处理政务、应对外敌，还是应对其他各种挑战，官员们都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合作。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使得官场生态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

官员道德与政治行为的关系。章得象以其清廉自守、不徇私情等品德受到赞誉。他的行为符合封建社会对官僚的道德要求，如忠诚、正直、廉洁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对官僚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官员们需要在道德层面上维护自己的声誉，以获取社会的认可和皇帝的信任，从而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来看，章得象的道德行为背后也有其阶级利益的考量。通过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他不仅能够赢得民心，还能够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确保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此，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行为不仅仅是个人品德的体现，更是其政治智慧和阶级利益的体现。

（作者简介：章林，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副教授；李思琪，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