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化旗手到战犯，胡适如何一步错步步错、成为历史罪人

1948年12月25日，这一天在西方世界是载歌载舞的圣诞节；而在东方神州，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般的胜利亦洋溢着喜悦：在华北，新保安战役大获全胜，为平津战役开了个好头；在华东，国民党军残部被死死压缩在陈官庄，淮海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正是在这一天，新华社发布了一份以蒋介石、陈诚等人为首的43人战犯名单，几乎包括了国民党所有大员。仅仅一个月后，1月27日，新华社再次刊布一份补充后的战犯名单，而赫然在列的，竟有胡适的大名。

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而言，胡适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美国留学七年后，胡适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文化名流邀请，归国赴北京大学任教，并逐步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主笔、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胡适凭借渊博的知识、新潮的思想、出众的外形挺立潮头，一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界的偶像。即使新文化运动大潮退下十余年后，胡适依旧能够凭借其巨大的个人魅力，被蒋介石选中出任驻美大使，争取国际对华抗日援助。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胡适更是有着精深的钻研，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著作、思想对学术界影响深远。而这样一位近代中国文化名片式的大学者，为何最终沦为战犯，成为人民的罪人？

分道扬镳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了无数风华正茂的思想巨人、文化旗手，而其中又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四位为最。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场伟大的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分水岭，同时也成为这四位关系紧密的文化战士关系的转折点。陈独秀、李大钊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破除“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尔后，“南陈北李”的名号妇孺皆知，陈独秀成为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而李大钊则在1927年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即使是专心写作、极少露面的鲁迅，也逐渐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积极营救进步学生、宣传革命文学，并在1930年主持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而只有胡适，走向了与他三位战友相反的方向。

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逐渐引起了胡适的不满。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大谈其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引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造成了当时思想界的大论争和青年思想的混乱。不久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观点予以驳斥，强调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革命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胡适之后又连发数文予以回击，这次公开的论战标志着李大钊等人与胡适在政治观点上的决裂。不久后，《新青年》回归上海，并逐步成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胡适便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

第三条路

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后，胡适并未立即倒向国民党一边，而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积极探索有别于国共的“第三条路”。1929年，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开展所谓“人权运动”。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连发数文，呼吁人权与法治，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又不赞同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权运动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草草而终。1932年，胡适又创办《独立评论》，标榜“独立”精神，其《发刊词》称：“不依傍任何党派”，再次表现出其旨在寻找第三条路的理想。卢沟桥事变后，胡适纠集顾祝同、陈立夫等人成立“低调俱乐部”，他们常常讨论时局，却对抗日战争的前途深感怀疑，并对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流露不满。直到蒋介石请他出山做驻美大使，胡适才逐渐意识到“和比战难百倍”，并为争取国际援助积极奔走。

离开《新青年》后，胡适依然笔耕不辍，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但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他所谓的人权与法治根本是天方夜谭，就连他自己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都时时受到威胁。在四处碰壁、理想破产后，胡适又面临着人生、信仰的选择。但遗憾的是，一步错步步错，他当初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决裂，此时也必不会投向马克思主义的怀抱。在蒋介石等人的积极拉拢下，胡适与国民党联系日益密切，并最终走向了错误的一边。

最终决裂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协议，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擅自决定要制定出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为了装点门面，国民党邀请了胡适等“社会贤达”参加会议，胡适欣然赴会。这次会议标志着在国民党的一意孤行下，和平建国失去可能，而为其装点门面且异常高调的胡适自然已经最终倒向了国民党一边。为了充分利用胡适在国际和文化界的影响力，蒋介石对胡适予以重任，先是在1947年提名他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更是在1948年提名他为“宪政”时期的第一任总统。

解放战争时期的胡适与国民党高层频频接触、时常发表反动言论，无论其本意如何，已然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即使是这样，党依然展现出宽大的胸襟：当人民解放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党真切呼吁胡适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而胡适拂袖而去，在最后时刻再一次与中国革命决裂。1949年1月27日，胡适被列入战犯名单公告天下。胡适则于4月在美国发表系列演说，再度公开诋毁党和中国革命。

后记

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封建主义的先锋到战犯、人民的罪人，胡适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人民和革命的对立面，他也曾为中国的近代化、探索救亡图存道路做出过一定贡献。尽管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胡适最终沦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拥趸是他的悲哀。晚年的胡适寓居海岛时，不知是否会想起那些年与他走了相反道路的朋友们。

历史的事实证明，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代表着大买办大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更救不了中国。遗憾的是，选择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以及无数为中国革命奋斗的仁人志士都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和今天中国的富强。

百年征程，亦是新始。换了人间，徐来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