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两位洋秘书：和史沫特莱最终决裂，与王安娜40载书信情缘

1927年，武汉政府叛变，宋庆龄远去莫斯科高举革命旗帜。在那里，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女人用倾佩的语气说道：“您真是东方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优雅一笑。

而双方都未想到，几年后，她们会再次相遇。经过周恩来介绍，一位德国女子成为宋庆龄的英文秘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友情越来越深厚，甚至曾互通书信长达40余年，期间宋庆龄因为环境因素曾靠寄送杂志来隐晦表达自己的思念。

“和平、奋斗、救中国”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出生于上海一个实业家庭，1907年，年仅14岁的她去到美国接受“欧洲式教育”，心中充满着民主与自由的向往。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在国内的父亲持续性地以书信与报纸的形式寄国内的情况，让宋庆龄在心里逐渐佩服起孙中山这个勇于变革的男人。在卫斯理安女子学院获得了文学系学士学位后。

宋庆龄于1913年正式回国，但由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式，共和国最终也成了他人的傀儡，革命的激情浪潮随着时间在群众中渐渐消退。宋庆龄期望参与建设祖国的归国梦想霎那间化为泡影，但向往自由民主的她直接加入了当时所在日本东京流亡的革命党人，并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

1914年，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相处过程中二人相恋。但孙中山虽然与宋嘉树是多年好友，但孙中山已婚且有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宋嘉树一直不同意自己的女儿与孙中山相恋，更何况孙中山还比宋庆龄大了27岁。

但1915年，孙中山离婚，宋庆龄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与孙中山结婚，宋嘉树不远万里赶到日本，但却没有来得及阻拦这场婚礼。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同志。

革命火苗一起跃动

带着丈夫的嘱托，宋庆龄坚决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也正在那时，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缘于一封信得以成为友好的朋友。

1931年的一天，宋庆龄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把当天收到的信件一一拿给她，就在宋庆龄低头阅读的时候，一封英文信引起了她的注意，“这封信，这位朋友英文基础很好，虽然没写几句话，但用词和语句都很美。”

抱着对这封信的好感，宋庆龄阅读后才知，这是来自《法兰克福日报》驻沪记者史沫特莱写的，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她希望宋庆龄可以营救牛兰夫妇，请求宋庆龄拿出五分钟与她共同商量具体的营救策略与方法。

宋庆龄得知来意后，立刻回复，双方得以见面。1931年8月24日，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女子敲响了宋庆龄公寓的门。面对一袭黑色旗袍，优雅端庄的宋庆龄，史沫特莱情不自禁用英语说道，“夫人，您真不愧是东方最伟大的女性，举手投足间气质非凡，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实际上那并非史沫特莱第一次来到中国，也并非第一次见到宋庆龄。1929年，史沫特莱作为驻华记者来到中国，持续宣传中国红色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在此之前，她只是一名普普通通为革命宣传的年轻人，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留学的经历，有的只是一颗为革命跳动的赤诚之心。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因为家庭并不富裕，她在少年时便经常打工补贴家用，侍女、书刊推销员甚至烟厂工人，只要有足够的钱她便答应。1912年，史沫特莱正式结婚，但对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两人因为政治意见不合而离婚。

离婚后史沫特莱只身来到纽约与波兰支持进行革命运动，但最后都被逮捕，出狱后，由于积极的态度，史沫特莱成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里面的一分子。

而后史沫特莱几经辗转，带着对革命的热情，以国际新闻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打算经莫斯科去到中国开展工作。就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史沫特莱偶然间与朋友谈话时得知，宋庆龄为了鼓舞革命的士气，寻找革命正确的道路，特地来到莫斯科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将坚定不移地高举革命的旗帜。

听到这个消息，史沫特莱极其兴奋，怀揣着崇敬，她在苏联朋友的引荐下与宋庆龄会面，极其具有东方魅力的宋庆龄一下子便把史沫特莱吸引住。二人关于革命问题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会面后，二人心里的革命火苗也更加高涨。

深厚友情逐渐加深

1931年，宋庆龄除了营救牛兰夫妇外，还参与营救许多仁人志士，但事务缠身，她也十分希望有人可以帮她处理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与史沫特莱交谈相识的过程中，宋庆龄发现史沫特莱的英语水平十分高，而且她作为革命者，也有着一颗赤诚之心，于是便邀请她担任自己的秘书。

在宋庆龄一行人营救革命者的过程中，随着次数之多，声势也不免越来越浩大，蒋介石也恼羞成怒，下定决定“永除后患”。初秋的一天晚上，宋庆龄刚刚参加完一个晚宴，在乘坐出租车回公寓时，在路上却发现有两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在路中央扭打，但随着车子的靠近，二人竟然边打边向着车的方向扑来。

天生的敏感性格让坐在宋庆龄身旁的史沫特莱率先感觉到不对劲，便安慰着宋庆龄，让她不要轻举妄动，自己霎那间跳下了车门。

两个厮打中的男人一感到车上有女子下来，便迅速一齐扑过去，但史沫特莱此时早有准备，一声大吼，趁着两个人被吓到的一瞬间快速站在车门外严实挡住车内情形，并快速用汉语对开车的司机大喊“快走”，司机此时可早已知晓不对劲，迅速踩油门开车而去。

两个男人反应过后当即围住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却掏出一个哨子吹了起来，两名男子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两位法国警察全副武装跑了过来，吓得他们掉头就跑。此后，史沫特莱就经常暗中保护宋庆龄。

双方决裂难回从前

1937年，而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寄给陈绍禹，信件的内容主要关于史沫特莱对于西安事变的作为。而这封信件，也间接表示宋庆龄与史沫特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实对于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要人，宋庆龄也心知肚明。

当史沫特莱时隔多年再次拜访宋庆龄争取她的力量共同营救牛兰夫妇时，宋庆龄欣然应允，二人配合默契，如同多年的老战友一般。

营救的计划并非二人主导，而是来自中共中央与苏联情报站共同制定，由史沫特莱邀请宋庆龄等人组成营救委员会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同时两方在暗中秘密配合。

当所有希望寄托于具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身上时，她也竭尽全力，不辞辛劳进行营救活动，面对绝食的牛兰夫妇，宋庆龄多次亲自劝说其振作起来，并主动与国民党交涉，希望让牛兰夫妇移步南京鼓楼医院就食。

在交涉过后，牛兰夫妇成功去到南京鼓楼医院，终于也不再绝食。一年的营救进程，让本该“死刑”的牛兰夫妇改为“无期徒刑”，宋庆龄一行人暂时保住了牛兰夫妇的性命，也间接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

史沫特莱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时，常常自带一把手枪以保护宋庆龄的安全，她甚至对宋庆龄激动地说道：“敬爱伟大的孙夫人，逝者安息，只要我幸存，我就一定要保护您的安全！”

不可否认，史沫特莱对宋庆龄的确是一片赤诚与敬佩。但在史沫特莱眼里，这跟她自己从事革命工作并不冲突，也丝毫不愿意为此而退让。

1936年，史沫特莱在共产国际的推荐下，听从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史沫特莱到达西安持续宣传工作。本来商定的宣传地点是延安，但就在史沫特莱在西安等待的过程中，杨虎城与张学良共同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

史沫特莱隐隐约约觉得这是中国革命发生的一件大事，也提出临时将西安进行她宣传工作的地点，刘鼎无奈，只得将史沫特莱的要求反馈到延安。

当史沫特莱提出请求后，事变发生五天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与史沫特莱正式进行短暂会面。

经过双方的交谈，史沫特莱获知西安事变一些事态进程与谈判条例，便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近40分钟的英语广播，而广播的内容大体都与西安事变有关，不是播报事变当天的状况便是报道事态的发展。久而久之，史沫特莱的广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史沫特莱广播中却以个人名义公开蒋介石与共产党商定的合作条件，并保证其真实性。起初宋庆龄并不知道，但宋子文从西安回来时找到了她，并严肃告诉她史沫特莱不遵从与共产党的约定，私自发出前段时间无法公布的信息，给双方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信件中宋庆龄还是有些“偏向”史沫特莱，但除在西安事变中造成的麻烦，宋庆龄也承认史沫特莱曾不止一次不服从指示安排。史沫特莱经常为工人与穷人提供资助，但最终不断提出要求党补偿她所资助的花费。

史沫特莱甚至不断将这些人带到与共产党关系友好的外国人住所，但作为共产党与外国友人友好交往的住所最终因为她的行为而被破坏。

虽然宋庆龄知道史沫特莱是不忍心看到中国千千万万人民遭受苦难，但她的方式在当下却给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与麻烦。宋庆龄深知史沫特莱怀着一颗热爱革命的心，但她的做法无疑破坏到革命工作的开展，且宋庆龄的旁敲侧击都不能让史沫特莱停止自己的行为，最终二人最终决裂。

1950年，史沫特莱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

书信情缘

王安娜并非姓王，她原名安娜·利泽，因嫁给中国丈夫王炳南改姓王。来自德国的王安娜曾在柏林攻读语言和历史学，并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初，王安娜与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由于丈夫的身份是中共党员，王安娜也奋不顾身投入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

抗战初期，王安娜与丈夫王炳南都在重庆，王炳南负责主管统战工作，王安娜也负责了不少宣传工作，王安娜作为德国人，对德文、英文与法文都很有研究。经过周恩来的介绍，王安娜成为了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兼助手，流利的口才和优秀的文笔都曾让宋庆龄赞叹不已。

从1942年开始，宋庆龄与王安娜便开始通信，从第三封信开始到宋庆龄逝世，她都亲切地称呼王安娜为“亲爱的安娜”。两人的关系也在往来的书信邮件中逐渐加深。

抗战胜利后，王安娜与王炳南离婚。王安娜回到德国后，也深深思念着在中国的一切，以至于写过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但是回到德国后，王安娜被误会成特务，甚至在她申请来中国的要求也被驳回，她的儿子王黎明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在王安娜最后的人生里，她依然在遥远的德国关注着东方这样一个经历了许多变革的国家。王安娜到了德国后，也并非继续参与各种抗议的运动，相反她十分安静地搜集很多材料来作为成书的一字一句。她在自己所著的序言里写道，她想让任何一个普通的，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也可以懂得这段中国自己的历史。

由于自己本身便专攻历史，王安娜只需要寥寥数笔，甚至用很浅显的语言来讲述自己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她在接受德国电台、电视台的采访时，会经常讲述中国的革命，讲她认知的中国革命，甚至讲述在那个年代，像她一样的外国人是怎么生活的。

当她逝世后，儿子王黎明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了那个时候很多读者的来信，其中也包含着很多宋庆龄与自己母亲沟通的信件。震惊之后，他细数将近有三百余封来自宋庆龄写给自己母亲的私人信件。

实际不仅如此，二人其实即便在“文革”时期也有保持通信，为了表达自己没有忘记，宋庆龄每隔一段时间便寄一本《中国建设》杂志，以示自己“我还可以发信件，我还想念你”。

1979年王安娜接受邀请重返中国，见到阔别已久的宋庆龄，两人十分高兴，手紧紧握在一起。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王安娜在德国悲痛不已，并在宋庆龄的照片旁边放上了一个小花瓶，此后的时间里，王安娜也不断地在瓶内更换着鲜花。1990年，王安娜逝世，她也是八路军第一位授衔的外籍女性。

作为名誉主席，宋庆龄为祖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的她，事务繁忙，一生曾有十几位秘书。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这两位“洋秘书”：来自美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与来自德国的王安娜。宋庆龄与二人的关系都曾十分亲近，虽然三人之间的故事或许有些复杂，但不可否认三位都是心怀天下，拥有高涨热情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