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正确认识“黑暗”的中世纪

任见：正确认识“黑暗”的中世纪

认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缩写版）

任见

摘要：本文对欧洲中世纪进行了重新认识，指出认为中世纪黑暗是错误和有害的观念，近代意义上的宪政、法治、医疗、高等教育等几乎都在中世纪奠基并取得较好发展，欧洲真正黑暗的时代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铲除宗教的年代。

在政治体制方面，西欧封建制是领主和领臣基于土地所有权和人身关系的契约制度，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国王、贵族、教会三权分立，萌生了宪政，如英国《大宪章》就是教会、国王和贵族抗衡的产物。

对于中世纪的 “宗教裁判所”，作者指出其被严重污名化，实际上大多数教会法官更博学、仁慈、审慎，其“纠问程序”是司法进步，贞德的冤案最后也由宗教裁判所平反。与世俗裁判所相比，其拷掠少见，死刑执行率低。十六世纪的女巫大恐慌在拥有完善宗教裁判所的地区被有效遏制。

中世纪出现了教会医院，史上最早的医院都是基督教人士所建立，促进了世俗医院发展。中世纪是欧洲高等教育的发轫时代，以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开端，成长历程贯穿中世纪，且涌现了一批杰出天文学家，科学与宗教共同促成了欧洲的进步。

中世纪基督教对世俗权力的制衡，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使西欧国家在航海、数学、科学成就、实验精神等方面表现突出。总之，中世纪并不黑暗，而是个生机盎然的时代。

01

提起“中世纪”，很多中国人脑子里跳起两个字：“黑暗”。

那么请问：“为什么黑暗？黑暗在哪里？”不知道了，到“黑暗”概念这里为止了。

假若是敌视基督教的人士，那他就有话应对：“基督教的罪过嘛。基督教造成了黑暗的中世纪。”

很多没脑子的欧洲人也一样，随口就来：“黑暗的中世纪。”

一般人认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引导社会进入光明时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反基督教的，而中世纪恰是基督教乃至天主教快速发展的阶段。

实际上，中世纪不比任何一个时代黑暗，认为中世纪黑暗，是一种错误和有害的观念，甚至是一种偏见与污蔑。

熟悉欧洲历史，且对基督教没有偏见，便会发现中世纪不是黑暗的。

事实上，近代意义上的宪政、法治、医疗、高等教育，几乎一切都是在中世纪奠基并取得较好的发展的。

正视历史，便会发现，欧洲真正最黑暗的时代，反而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铲除宗教、迫害“神”的那些年代。

所谓“俄国革命”，吞噬了近七千万的生命，就是背离了神的结果。

02

有人把西欧的“封建制”当作中世纪黑暗的因素之一。是他们长期接受的中国朝廷教化，分不清封建与集权的区别。一般中国观念，把“等级制”等同于“封建制”，根本没有搞懂两种政体的差异。

西欧的封建制是一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人身关系的权利与义务的制度，是领主和领臣之间的契约表现和落实。领主和领臣，一开始就要签约，以土地面积和人口、经济等附属品，交换税赋和兵役等责任。契约建立在双方诚实信用的基础上，规定贵族交税的数目，服兵役的人数和天数。一旦签约，形成法律关系，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与违反。

中世纪的欧洲，不存在“跨级负责”的情形，即每一级接受封地的领主只对颁封者负责而不对更高一级的领主负责，可以这么认为，除了国王分封的领主对国王负责以外，其余所有的领主，原则上都不对国王负责。

欧洲中世纪的这种政体结构，不是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而是高度分权状态，大贵族与国王相互抗衡，国王要想专制是不可能的。

03

中世纪的欧洲国王们，不仅受贵族的制约，还受教会的制约。很多时期，国王加冕得经过教皇的批准，由教皇主持加冕典礼。除了极个别的时期，譬如“神圣罗马”时期，世俗国王总想加冕教皇，乃是宗教力量和世俗政权博弈中的“调整姿势”。

由于欧洲中世纪教廷和世俗国王关系交错，很多人分不清，便一概目之为“政教合一”。其实，是没有搞清抗衡与合一的概念，让他找出真正的“政教合一”的例子，他是找不出来的。

中世纪的欧洲国王，有时候难以施展权力，到了非常发愁的程度。实际情况是在中世纪之前的古罗马，民主体制就开始在西欧奠基了。罗马“百人团会议”在选出两名“执政官”之后发现官僚特权问题，遂及时选举“裁决官”，进而选举“民政官”来保护平民的利益。当元老院通过有损平民的议案时，民政官可以一票否决。这就基本上确立了古罗马的民主体制。这些规矩刻在十二块铜板上，就是“十二铜表法”。

04

法兰西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受过罗马教皇利奥三世的加冕，勇武善战，非常厉害，被称为“伟大的野蛮人”，在位近半个世纪，发动过对伦巴德人、撒拉森人、萨克森人等的大大小小五十五场战争，控制了大半个欧洲，后来成为扑克牌里的红桃K。

查理曼一生南征北讨，在缺乏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庞大的军队时，便将征服的土地划成小块，连同上面的农民一起，签订契约，赐给众多的追随者。

可正是由于教权和宗主权的抗衡，查理大帝的重大行动不得不寻求全体公民的支持。

他将莫洛温王朝延续下来的“三月公民大会”改到五月，成为每年一届的“五月公民大会”。他在位期间，“五月公民大会”举办了三十五届之多，公民们基本上做到了扬眉吐气。

如上例所见，在中世纪的欧洲，世俗统治者想搞独裁的总也搞不成，一方面，贵族们对皇权的抗衡，国王没办法，另一方面，宗教对世俗政权的抗衡，世俗政权克服不了，只好去公民中寻求支持。

05

国王、贵族、教会不断地进行较量，谁都难以占上风，无论哪一方要想要取得要害地位，都得首先拉拢平民，否则就战胜不了其他抗衡力量，这样，平民从中得利就是肯定的了。

所以，就政治体制而言，欧洲中世纪是国王、贵族、教会三权分立的时代，也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才萌生了宪政。

英国的《大宪章》，也称《自由大宪章》，就是教会、国王和贵族抗衡的产物。

1214年，主教兰顿联合贵族和平民造反，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竟然败北。当然，其时英王的不利因素是正在跟法王交战。1215年，内外皆败的约翰王，在大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签署了主教兰顿起草的《大宪章》。

《大宪章》全文共六十三条，规定，非经贵族会议的决定，国王不得征收额外税金；保障贵族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承认教会自由不受侵犯；归还原侵占的领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据；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任意受理诉讼，对任何自由人非经合法判决，不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承认伦敦和其他自治城市的自由；保护商业自由等。同时规定，选举各界人员二十五人负责监督宪章的实施。

英国《大宪章》确立的“王在法下”，“王权有限”的原则，还有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二十五人监督委员会、无代表不纳税等等，使其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宪政之母。

06

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是最遭污名化的司法概念。甚至爱伦坡之流的新教文学家和伏尔泰之流的启蒙思想家也抹黑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把宗教裁判所作为黑暗、愚昧、不宽容和思想禁锢的象征。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大多数教会法官比封建领主和普通乡民更博学、更仁慈、更审慎、更少狂热和偏见。

教士法官一般接受过《圣经》和《查士丁尼法典》的教育，具备在基督教世界各地的行政经验。他们更有可能是开明的世界主义者，能够纠正地方领主和乡民裁判中的野蛮与偏见。

宗教裁判所的起因也不是新教徒和启蒙者所说的那样恶劣而自私，其部分初衷是救出遭到错误指控的异端分子。领主和乡民的宗教知识少而偏见多，容易将言行怪癖的同胞误认为思想有问题。这些假异端分子如果得不到宗教裁判所的教义专家甄别，多半就死定了。

宗教裁判所的“纠问程序”实质上是巨大的司法进步，是保证司法正义的重要手段，后来为世俗法庭所采纳，发展成为现代的公诉制度。

07

英格兰摄政贝德弗公爵宣称，法国国王的宝座应该属于他的侄儿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而带领法国军队抵抗英格兰军队的法国圣女贞德破坏了这一切，所以贞德是死敌。法兰西北部博韦城主教、亲英格兰分子皮埃尔·科雄被英格兰委任为主审官，英格兰政府资助审判的所有花费，本质上是一场世俗构陷，一场政治谋杀。

当时参与审讯的许多神职人员都是被迫的，包括审问官Jean Le Maitre，一些人甚至遭到来自英格兰人的死亡威胁。

皮埃尔·科雄罗织了十二项罪名指控贞德，相互矛盾，难以说通，但皮埃尔·科雄不许贞德申诉，判处了贞德火刑。

贞德牺牲二十五年后的公元1455年，人们呼吁为她平反。教廷委任吉恩·布莱赫为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重新审理贞德案件，遍及欧洲各地的许多神职人员全都加了重新审判。

宗教裁判人员阅读和分析了一百一十五位目击者的证词，于公元1456年的七月七日做出正式裁决：当初主导审判的皮埃尔·科雄为了自身的现世利益，错误地将贞德定了罪，现在宣布，贞德是清白的，无罪的，是一个为正义牺牲的圣女。

贞德的冤案最后由宗教裁判所做出了纠正和平反，尽管早已于事无补。

08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主任托马斯・梅登教授（Thomas F. Madden）在论文《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中援引梵蒂冈教廷的报告指出：

关于布鲁诺的一切传说已被证实是谣言。布鲁诺不是因为坚持日心说被烧死的,而是传播一种来自埃及的崇拜太阳的赫尔墨斯教，在大学和私人集会中大肆宣扬该教，导致巫术、诅咒、炼金术骗局和犯罪活动猖獗一时。

布鲁诺作为神父,却传播魔教，还与Thomas Carew合作建立了masque CoelumBritannicum这个组织，企图召唤魔鬼来推翻法国和英国的王室，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端。

在罗马的宗教裁判所，据称布鲁诺既没受到虐待，也没受到拷打。在审讯的最后阶段，布鲁诺还给教宗写了一封认罪信，表达了重回教会的希望。但之后他又再度翻供，坚持认为他不是异端。此后，布鲁诺多次获得悔罪期限，却坚不悔改。教宗派人劝说，无功而返。多次折腾，1600年2月8日，教宗下令将他移交给世俗法庭。

在移交文件上，教会还向世俗法庭祈求对布鲁诺采取比较温和的刑罚，“但愿这处分将没有生命危险，也不至于伤残肢体。”

此后的九天，仍然频频有神父到监狱造访布鲁诺，规劝他回头。在2月17日火刑前一刻，多个修会的神父还在火刑架下苦苦劝说他悔罪。只要他表示悔罪，按照程序，世俗政权必须立即取消死刑。

但最后，神父们没有将布鲁诺救下来。

09

托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Madden）在论文《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中援引梵蒂冈教廷的报告说：

“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位学者开放了宗教法庭（Holy Office，宗教裁判所的现代继任者）的档案。学者们最终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并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诸于众。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结论是，宗教裁判所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恶劣。拷掠并不多见，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中也只有大约1%被执行了死刑。”①

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原来并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

许多人用惊讶和嘲讽来对待梵蒂冈关于宗教裁判所的报告书。而历史学家早就知道，大众关于宗教裁判所的看法是虚妄的。

梅登教授说：

“宗教裁判所并不是产生于铲除异己或是压迫人民的欲望，我们不如说它是一种阻止不公正死刑的尝试。

“异端学说是一种反国家的罪行，它在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中被定为死罪。统治者们相信自己的威权来自上帝，他们无法容忍异端分子的存在。普通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异端分子是危险的外来者，必将招致天谴。

“在中世纪早期，被控为异端的人会被带到当地领主那里接受审判，跟那些偷猪或是损坏灌木丛的人一样。你很难认定被控告的人是不是真的异端分子，就有人被世俗统治者处死了，没有公平的审判，也没有对指控有效性做适当评估。

“天主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策就是建立宗教裁判所。它的创设是基于让被指控的异端分子得到公平的审判这样一种需要。

“在世俗统治者眼中，异端分子背叛了上帝和国王，因此死不足惜；而在教会看来，异端分子只是离群的迷途羔羊。作为上帝的牧羊人，教皇和主教们有责任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把他们带入正途。这样，中世纪的世俗领袖们汲汲于捍卫自己的王国，而教会则在努力拯救灵魂。宗教裁判所为异端分子提供了一种逃脱死刑并重返社群的方法。

“正如这份新报告所确认的那样，大多数被宗教裁判所控为异端的人都得到了缓刑或是无罪开释的结果，那些被认定犯有重罪的人也可以有忏悔、苦修并重返教会的机会。”②

10

十六世纪，女巫大恐慌席卷欧洲，这股歇斯底里的狂热正是在那些拥有完善的宗教裁判所的地区得到了遏制。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过训练的审判官对女巫集会和烧烤婴儿之类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并认定它们毫无根据。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国，世俗和宗教法庭则烧死了数以千计的女巫。

在1530年之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直受到普遍的赞扬，被认为是欧洲最好、最人道的法庭。事实上，当时还有这样的记录：西班牙的罪犯故意做出亵渎的行为，以便被移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监狱。

不过，在1530年之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新起的异端路德教，关于它的错误认识可能正是来自于新教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敌对状态。

11

在中世纪之前，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名医希波克拉底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就被西方医学界奉为圭臬。中世纪初期，宗教狂热者拒绝治疗，认为只要朝圣、祈祷和涂圣油即可包治百病，实在不行，就请神父来念经驱邪。但虔诚的信仰终究战胜不了细菌和病毒，护身符、圣水和赞美诗也无法驱除病魔。于是后来出现了教会医院——祈祷和治疗合为一体的处所。

公正地看，教会附属医院早期的医疗水平并不高，修士们也往往把治疗与宗教仪式混为一谈。

中世纪的欧洲医学以平衡学说为指导，把所有的疾病都归结于体液不平衡。他们认为生病是由于身体产生了毒素，即血液不干净了，只要切开血管排除“污血”“排毒”，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于是，放血法大行其道。

中世纪中期，医院的规模变大，档次提高，如巴黎的主宫医院，住院部就比较大了。

新教诞生后，由于其反对修道院制度，反而促进了世俗医院的发展。

医院，是中世纪的光辉之一。历史上最早的医院都是基督教人士建立的。关于“最早的医院”“第一所医院”的说法很多，但全是由基督教会和教徒建立的。从西欧的中部英格兰，到中东的卡帕多西亚，再到北非。北非主教奥古斯丁建了不少医院。六世纪时，免费医院和免费客栈已成为修道院的标准配置。

由于中世纪的医院都是志愿性质的救死扶伤慈善机构，当时称作“救济院”，“医院”一词是十二世纪以后才普遍使用的。直至十三世纪，欧洲绝大多数医院仍然是由基督教会监督管理的。

十四世纪，欧洲的医院遍地开花，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还习惯于称医院为“上帝之家”“圣灵之家” 。

12

中世纪是欧洲高等教育的发轫时代。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最早的“圣经正典律法”大学，即宗教司法研究大学，后来成为意大利、西班牙、苏格兰、瑞典和波兰大学之母。创建于1160年的巴黎大学，早期专门教授神学，一百一十年后增建了医学院和医疗科学研究院。巴黎大学是牛津大学以及葡萄牙、德国和澳大利亚多所大学之母。

创办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本身就是一所宗教大学，凭借其以马内利学院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之母。

以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开端的欧洲高等教育，成长历程贯穿中世纪，为后来的正规高等教育孵育了恒久性体制。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天文学家，如第谷·布拉赫、约翰尼斯·开普勒、勒内·笛卡尔，这些科学家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中世纪科技水平的提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宗教对科学的影响。

经历了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后，科学逐渐脱离神学领域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观察实验成为知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科学与宗教在各自的空间平行发展，共同造就了欧洲的繁荣。

13

中世纪之前，古罗马老普林尼的《博物学》，又叫《自然史》，是生物进化论的萌芽和前身。古希腊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师生奠基了“原子论”，伊壁鸠鲁发展和完善了原子论思想，成为近代原子论的渊源。

亚里士多德除了逻辑学著作，还有《物理学》八卷、《论天》四卷、《气象学》四卷以及《生死论》等科学论著。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六卷、《理论数学》三卷以及其他数论著作都是中世纪重大的科学成就。

进入中世纪，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出版了实用数学书《计算之书》，它涉及利息计算、投资利润分配、货币兑换、商品买卖、合金钱币的配制、贸易盈利等。这是一本商业数学课本，它不用欧洲传统、笨拙的罗马数字系统，而是率先专门介绍新数学—印度阿拉伯数字与商业应用数学的书。

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一边传播神学，一边将审慎、节制、正义、以及坚忍列为人类的四大美德。他的经济思想也为学界接纳：私有财产不仅符合自然法的观念，而且是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公平价格是商品与商品或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均等，公平价格不仅取决于劳动，还由物品提供的效用决定；商品的价格既然应该是公平的，那么作为表现商品价格的货币的功能就只能是便利交换，起辅助和从属的作用，而不能成为社会财富的代表。③

中世纪的翻译运动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基督教学者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将阿拉伯文的论文译成拉丁文。在阿拉伯著作的刺激下，一些翻译者努力去再发现希腊文的原作。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

中世纪后期，罗杰·培根写出了百科全书式的《大著作》、《小著作》、《第三部著作》、《哲学研究纲要》等，达·芬奇在建筑、数学、几何学、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光学、力学、发明、土木工程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

中世纪的欧洲，是城市化欧洲的进程，在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科学技术成就，是实验精神的酝酿和产生。

14

古代欧洲的航海者认为“方向”就是“风向”，在西欧，他们用“风向蔷薇”卡片导航，连圣母都成了“顺风圣母”。

北欧的水手们用“地文”导航，依赖海面和海中的自然物指引。九世纪时，北欧著名航海家弗勒基，就从船上放出一头渡鸦，引导他发现了冰岛。

西北欧的海员们用一块涂上动物油的铅块放到海底测量水深，同时从海底取出沙泥样品，研究海流与航行的关系。

中世纪之初，欧洲人即使用磁石指引航向，据说威尼斯人最先在海船上使用指南针。

巴黎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内克姆在1180年左右的一篇文章中说：“在阴沉的天气或晚上，当水手们不能看清太阳，也不知道船首驶向何方时，他们就把针放在磁石上，针便旋转到指向北方而停住”④。

中世纪后期，阴沉多云的天气也不是航海的障碍了，全天候航行和越洋跨海的航行均成为可能。十三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一艘欧洲帆船完全可在一年中绕地中海两次环行，甚至在冬天里也能开船。

发明测量船体运动速度的“水钟”后，航行距离也精确地知道了。为航海而编制的三角函数表，也使航海家们能及时标出其所在的方位了。

航海刺激了造船工业和远距离商贸、殖民，为未来的经济起飞蕴蓄了动力。

15

中世纪是一个光鲜的时代，理由还在于一个奇葩的方面：享乐。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享乐真可谓天下第一。远古时期，娱乐方式有限，扳住指头算一算，无非狂饮美酒和男欢女爱。那就来吧。他们挥霍欢乐的程度，足可以用“毫无羁绊”“肆无忌惮”来形容。⑤

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曾将城中的美少女全都召来，夜夜笙歌。神仙如此，人要看齐。古希腊出了许多以掌管男女之欢为生的女人，古罗马的公共浴池，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古奥林匹克运动会，胜利者的“奖品”就是少女。若不是“瘟疫”肆虐，没有任何阻力可以使他们刹车。

巴比伦人受到影响，规定新婚女子要去神庙中，与她见到的第一个异乡人破贞。古希腊希罗多德记载，许多女孩子主动到神庙之中，企望靠“运气”摆脱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

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艺术品往往都衣不遮体？就是这种追求“光鲜”的放纵习俗使然。

“不堪入目”和“难以描述”的“光鲜”习俗，由于基督教的盛行而被禁止，不能再“毫无羁绊”“肆无忌惮”地狂欢享乐了，所以有的西方人称中世纪是“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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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租货币化使得中世纪的农民可以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促进了城市化和手工业化，大工业要求政府放弃其经济职能，工业革命冲破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经济垄断，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日益扩大，推动欧洲走进了新时代。

中世纪的基督教，制衡了世俗政权的盲目扩张，阻止了极权的形成，否则西方世界也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黑暗的中世纪”这个观点，早已应该被抛弃。文明、客观、理智、深入地研究中世纪的学者，都会发现中世纪并不黑暗，它和其他世纪一样，丰富多彩。

中世纪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它实际上也是个生机盎然的时代。

（责任编辑：波士顿大学 王忠欣）

注释:

①托马斯・F・梅登[美]《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

②同前。

③托马斯・阿奎纳[意]《神学大全》。

④亚历山大・内克姆[法]《论自然的本质》。

⑤克劳斯·克莱默[德]《欧洲洗浴文化史》。

参阅：

格雷高利[法]：法兰克人史.商务印书馆1998

尼古拉斯·比德[英]：英吉利教会史. 商务印书馆1998

小普林尼[意]：致塔西佗.小普林尼书信集.哈佛百年经典.北京理工大学34.2014

爱德华·吉本[英]：罗马衰亡史（上下）吉林出版集团2011

雅克·勒高夫[法]：中世纪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商务印书馆2014

A·瓦西列夫[美]：拜占庭帝国.商务印书馆2020

丹·琼斯[英]：十字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罗杰·克劳利[英]：诅咒之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亨利·毕雷纳[比]：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

马克·布洛赫[法]：封建社会（上下）台.桂冠出版社1997

任见：西欧史传[华]（第1卷）EU-ASFEA.2018

国家出版基金优秀项目《丝路密码》

后山学派杨瑾、李闽山、李益君、杨鄱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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