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屡次抗命，并不是坚持真理，而是缺乏大局观的表现

1948年初，毛主席计划组建东南野战军，由粟裕率领渡江南下，开辟江南战场。

但是，粟裕坚决不同意，数次发电报力陈己见，还亲自去面见毛主席，最终说服毛主席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件事，一直被认为是粟裕坚持真理的表现，是美谈，但实际上，这是粟裕缺乏政治、缺乏大局观的表现，是不值得提倡的。

毛主席和军委之所以提出这个计划，是为了缓解中原地区的压力，在长江以南开辟新的战场，把蒋介石的部队吸引过去，既可以减轻中原地区的压力，又可以深入蒋介石的腹地，为日后继续南下、解放全中国打下基础。

应该说，这是毛主席和军委从全局的角度、战略的高度提出的计划，是非常可行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粟裕作为前线的战将，考虑问题就没有这样的全面和高度了，而是从单纯的军事角度出发，认为渡江作战在目前来说不具备可行性。

粟裕认为，长江以南是国民党的腹地，我军在那里没有群众基础，大军过去会陷入绝地，各种后勤供应都得不到保障，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而且，华野的兵力本来就不占优势，要是再兵分两路，在面对国民党军队时，就更要吃亏了，很可能会得不偿失，两头没着落。

应该说，粟裕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些确实也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能不考虑。

但是，粟裕错就错在只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没有考虑全局。

其实，类似的事件在前一年已经发生过了，就是1947年6月的千里挺进大别山。

当时，蒋介石对陕北延安和山东解放区发起了重点进攻，毛主席为了缓解延安和山东的压力，就决定让晋冀鲁豫野战军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腹地大别山地区，牵制国民党主力部队。

这个计划的难度，和1948年开辟江南战场是差不多的，都是深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地，缺少群众基础，要想成功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刘伯承却没有像粟裕那样推三阻四，而是接到命令后立即执行，就是困难再多，也要坚决克服！

刘伯承就曾经说过：

“我们就像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延安，一头是山东，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敌人拖出来，所以我们不能怕担子重，相反，我们担子越重，对全局就越有利。”

这才是大局观，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压力，而是能不能缓解全局的压力，只要对全局有利，自己就是牺牲得再多，也在所不辞！

在挺进大别山期间，部队确实遭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和危险，一路上，国民党的部队围追堵截，天上的飞机狂轰滥炸，沿途也得不到有效的补充，当部队终于到达大别山的时候，12万人损失了6万人，只剩下了一半。

而且，为了急行军，重装备和武器大多数都丢掉了，部队几乎成了叫花子部队，要多惨有多惨！

如果按照粟裕的思路，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但是，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决定解放战争走向的大手笔，正是因为刘邓大军挺进国民党腹地，与华东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形成“品”字形结构，互相牵制国民党军，才为后来与国民党军的大决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一个统帅和战将的区别，统帅看的是全局，是未来，而战将看的是局部，是当下。

试想，如果是刘伯承接到这个任务，他是不会像粟裕这样坚持己见的，而是立即执行命令，至于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不是他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而是去了再说，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什么困难。

当年的华野参谋长、开国上将陈士榘后来也说过，在渡江作战这件事上，粟裕如果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其实也会成功，只是过程会不一样，粟裕在这件事上过于坚持己见了。

所以，粟裕这次的“抗命”，其实并不值得提倡，也不是什么美谈，而是他缺乏政治、缺乏大局观的表现。

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让粟裕在建国后屡屡得罪上级，最终在1958年遭到了批判，从此郁郁不得志，能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