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国上将的生死气节

原创小刀99

1955年大授衔时，毛泽东曾破例为两人授予上将军衔，其一是乌兰夫，他是蒙古族同胞；其二是阎红彦，他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二野进军重庆时，阎红彦任三兵团政治部主任。

老兵原春，1949任阎红彦文书。我是2009年在酉阳采访到原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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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7日，芜湖长江码头风平浪静。一艘美制大型登陆舰缓缓停靠码头。

18岁的原春很兴奋，“这是一艘美军登陆舰。它是二战中美军攻打琉磺岛和中途岛时用过的大型运兵船，有3层楼高！”

原春，离休前是重庆酉阳县供销社副主任，1931年生人，是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的老兵。他老家在山东莱州山区，那儿少水，他没见过船，第一次乘船就是这样大的登陆舰，让他很新鲜。

登陆舰确实大，最上面一层堆满枪炮武器，第二层摆放着100多个汽油桶，这些汽油是二野进军西南时装甲车和汽车需要的，金贵得很。

最下面一层载人，由三兵团司令部一位刘姓参谋长带一个警卫连，加上兵团政治部的新闻干事、保卫干事及兵团文工团的演员、器材等组成先遣队由水路向西进发。陈锡联、阎红彦等兵团首长是随后出发的。

原春有幸加入先遣队。

济南战役后，原春由于有文化，分配到三兵团，给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当文书。“所谓文书，主要工作就是给阎主任收报纸、信件，收电话等等。阎红彦是1925年的老党员。我很敬佩他。”

2

西征重庆前，阎红彦交给原春一个木匣子，说：“小鬼，这东西很重要，可不能丢啊，就是你丢命，它也不能丢！”说罢，大笑。

木匣子大约10几斤重，原春一路将它抱着，坐车、坐船、行军，须臾不敢松懈。到了武汉，兵团政治部新闻干事终于忍不住了：“小原，你成天抱个啥宝贝疙瘩？咱撬开来看看？”

原春说那可使不得，“这是阎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呢，说就是丢命也不能丢它！”到了重庆，把木匣子交到阎主任手里，撬开，里面是一台收音机，一通电，响了。

阎红彦高兴地拍着原春肩膀说：“小鬼，干得好，表扬！”

原春心里却委屈透了，不就一台破旧收音机嘛！“阎主任，你那熊玩意儿，差点要了我的命呢！”

阎红彦笑得更开心了。

说要命，那可是真的。从芜湖到常德，他们一行遇到三次险。

3

首先就是这艘登陆舰有些蹊巧：它的舰长是解放军，说明该舰已被我军缴获，但舰员全是黄头发的外国人，但究竟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原春搞不清楚，问刘参谋长，回答说也不清楚。

只记得这些外国人非常怕死，“当船开到江西湖口时，国民党飞机来炸，外国船员爬上登陆舰拖带的小快艇，眨眼间就跑得没了影子！我们这么大一条船在江上停着，不成了飞机的活靶子吗？”

还好，没炸着。

第二次遇险是在湖北黄冈江面，那儿是林彪的家乡。飞机又来炸，外国船员乘上快艇又跑了。

这次就很危险了，炸弹在登陆舰左右掀起巨大水柱，“紧跟在我们后面的一艘船给炸沉了。我们呢，就像坐浪船，晃得好厉害！还好，敌机没用机枪扫，否则即便炸不着，机枪怎么也能把舰上的汽油打燃啊，那样一个也别想跑出来，我们都是北方旱鸭子，跑出来也是一个死！”

第三次遇险是在洞庭湖。

原春说，登陆舰把他们送到武汉后，又回下游运兵去了。

部队租用两艘小拖轮和几条驳船，穿过洞庭湖去常德。

当年的洞庭湖，湖宽水深，还时常有神出鬼没的湖匪。部队把轻重机枪架在船头上，驳船里装满汽油桶。行至傍晚，起风了，掀起的巨浪有几尺高，船颠簸得厉害，拖船用的钢绳嘎嘎直响，几欲崩断。

只听船老板高喊：“大军，不行啊，这样下去要船毁人亡啊！”

刘参谋长提着手枪问：“那怎么办？”

船老板说：“砍钢绳，把驳船丢了！”

刘参谋长铁青着脸：“不行！汽油是命根子，不能丢！”

天黑了，风浪更大，浪拍船壳砰砰乱响，船似乎马上就要散架了，“大军，再等几分钟船就散了，我们一个都活不出来！”船老板哭着喊。

刘参谋长见情势紧急，只得下命令：“扔油桶！”这才控制住险情。

天一亮，风停了。刘参谋长一看空空的驳船，脸变了颜色，“汽油丢了，我这脑袋也得搬家啊！不行，得找回来！”

船老板劝道，“大军，这一带湖匪多得很，还是赶快走吧！”

刘参谋长挥挥手枪：“找，必须找回来！”

于是分头找，并动员当地老乡的木船一起找。还好，油比水轻，油桶在水面一颠一沉的。大伙费了好大劲，全身弄得焦湿，将油桶找了回来。

一行人终于抵达常德。

4

常德也不平静。当时三兵团进军重庆的3个军已抵达常德，司令部设在棉花街。

一天，一个女特务化装成我军机要干部，驾吉普车硬要撞关，被警卫班拦住了。警卫班让她拿证件，她没有，争执中，女特务见城门洞走下一个首长模样的人，举枪就打，将首长的腿打伤了。

这事一出，三兵团加强了警戒，特别是对首长的保卫。

这一来兵团司令陈锡联不干了。陈锡联14岁参加红军，啥阵仗没见过，胆子大了去，他坚决不准警卫员前呼后拥地跟着，经常是一个人上街体查民情、检查军纪、布置防务。

阎红彦就谨慎多了，在常德他从不一个人上街，即使上街也一定要乘车，从不步行。

谨慎，并不是怕死。这一年，阎红彦40岁。他和陈锡联是两个风格。

原春说，阎红彦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工作之余喜欢说笑话，当时部队已经分灶吃饭，阎红彦吃小灶，警卫员把饭菜打来后，“他不吃，继续与我们说笑，一直到我们从大灶打来饭菜，他就把自己的饭菜倒进来，搅和搅和，再与大家一块分了吃。”

一起吃的有文书、通讯员、警卫员、司机等七八人。次数多了，大伙说，主任，你自己去吃饭吧，别管我们。

阎红彦大笑：“我在陕北当兵时就吃惯了大锅伙食，一起吃，心里热烙！”

可知，他是一个对士兵知冷知热的人。

1953年原春转业到重庆税务系统，去成都学习。这时阎红彦调四川省委任副书记，“他在会上作报告，我去听了。”原春说。

会后，原春打到阎红彦，说，“阎主任呀，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我还是想重新穿黄马褂（军装）呀！”

阎笑了，“你看我现在不也穿蓝马褂了吗？都是革命工作嘛，好好干，都会有出息的！”

原春，再也没能穿上黄马褂。

阎红彦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他又重新穿上黄马褂。

阎红彦在云南接待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左），坐者为秦基伟

5

1959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1966年动荡爆发后，康生、江青等人矛头对准了邓公，声称邓公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多项原则性错误，以至于差点葬送了整个中野。阎红彦得知后很气愤，直接顶撞了对方：邓公在解放战争期间没有任何问题，邓公的作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康生、江青为了报复阎红彦，煽动云南的激进分子对他进行批斗，强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江青还指示陈伯达直接给阎红彦打电话，痛骂阎是“一个怕死鬼、软蛋”、“逃跑分子”。

陈伯达的颠倒黑白激怒了阎红彦，他在电话里痛斥陈伯达。但这番通话也给阎红彦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他知道江青心胸狭隘，肯定还会无休止的对自己进行迫害，他不想这么屈辱地活着，他必须保持革命者的尊严和气节。

豪横相压蔽明光，君子气节何由昌？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阎红彦提笔写下一封遗书，详尽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在遗书的末尾，他满怀愤恨的写道：是江青和陈伯达逼死了我！

做完这一切，阎红彦取出自己的配枪，自杀身亡，时年58岁。

这一天，是1967年1月8日。

1977年12月4日，邓小平在阎红彦的审结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专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必要时我可参加“。

1978年1月24日，邓公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葬仪式。

将军，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