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此静坐,春来草自青,”此诗句中所描绘的那种自然、静谧之境,常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静坐”似乎是诗人们的共同向往——王维诗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李太白诗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苏东坡诗言:“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其实,“静坐”并非只是诗人的专利,从儒释道各家对其的态度中,我们可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01
道家之静坐:坐忘、体道
虽然道家创始人老子未直接使用过“静坐”一词,但《道德经》中关于“静”的论述却不在少数,如“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重为轻根,静为躁根”“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等等。及至庄子,“静坐”真正朗显出来。庄子在《齐物论》开首处描述了南郭子綦“隐机而坐”的场面——“隐机而坐”即是“静坐”。子綦静坐后,对天长嘘。侍候子綦的子游看到子綦静坐后“形如枯木”的变化而问其原因,子綦答道:“吾丧我。”意思是,在静坐中,我把“我”忘掉了。“忘我”的境界是道家追求的“道”的境界,按庄子说法,只有“忘我”,才能心无执着,心无执着、无分辨,方可齐是非、齐生死,乃至最终与万物融为一体。《齐物论》以“庄周梦蝶”结尾:庄周梦中变蝶,醒后却不知是庄周变蝴蝶,还是蝴蝶变庄周,此即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浑沌”之道的境界。
庄子的“静坐”,当然不是如木偶般傻坐,而是隐机而坐。隐机可谓一语双关,隐机者,既可解释为坐在几之侧,更可理解为隐去机心之义。隐去机心、人心,便可得道心。隐者,忘也。恰如庄子所言,“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当人在静坐中,忘却身外事,乃至忘却“自我”之时,“人欲”则自然被“搁置”,自可得天机一片。由此可知,道家静坐之核心在于“忘”。
在“隐机静坐”的操作层面上,庄子除简略地提及“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外,并无更为详尽的叙述。对此,后世的道教作了丰富和拓展。
道教之“静坐”,尤注重养生之术,在“呼吸”上大做文章。唐人司马承祯作长文《坐忘论》,专门探讨“静坐”之要津,对后世影响颇大。他们追求“胎息”乃至辟谷,即杜绝饮食,通过微弱的呼吸将身体的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以达到长生久视之功效。
当然,道家之“静坐”在后世不仅仅作为养生、修道之用,亦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的生活情调。譬如清道人马大年在《怡情小录》中言:“倪正父锄经堂述五事。静坐第一,观书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与良朋讲论第四,教弟子读书第五。”其俨然将“静坐”视为生活艺术的一部分。
02
佛家之静坐:去执、修慧
佛家与静坐关系亦密切。虽然佛家多以“禅坐”“打坐”命名之,其实一也。如果说道家的静坐要诀在于“忘”,佛家的静坐要诀则在于“空”。只有“空”化外物,才可获得宇宙之大智、全智,进入“佛”的涅槃状态。
我们知道,“佛”之义有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为智慧,觉他为慈悲,觉行圆满为悲智双运、圆融无碍。由此可知,佛家修行必须要有智慧,即“开悟”。离开了智慧的引领,则难成正果。开悟的关键,就是“静坐”。
佛家对“静坐”的形式颇讲究。以盘腿为例,有散盘、单盘、双盘,其中单盘又分金刚盘、如意盘等等。但其要旨乃是通过坐姿调整呼吸,辅以“数息”,以求进入“无念”的状态。无念,就是把杂念、因缘、诸种“造作”等通通“空”化,做到“屏息诸缘”“自净其意,恒念如一”。“屏息诸缘”意为“不随身体躯壳起念”。明代诗僧苍雪大师有诗云:“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可谓写出了禅家对“空”的理解。
驱除妄念、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为此,佛家又生出多种方便法门,譬如禅宗的“参话头”。他们通过让“静坐”的禅僧思考诸如“念佛的是谁”“狗子佛性还有无”等问题,借“机”熄掉其他的“妄念”,这种以楔(话头)去楔(妄念、杂念)的做法无疑有助于禅僧“入定”。进入禅定,意味着距离“大智慧”不远了。因为以佛家之见,只有在“禅定”中,人们方可“熄灭诸缘”,“空”掉形质乃至妄念,见得“自家本来面目”,见得宇宙的真相。以佛家观之,此种关于“自我”、关于宇宙的“真相”,乃意味着大智慧的开启与诞生。
不过,佛家的“静坐”仅是“开悟”之契机,智慧的落实还要靠“行愿大千”来完成。在这点上,佛家和道家不同,道家追求“忘掉”后的“逍遥”之境,而佛家在“空掉”一切后,还要返回人间,切实实践。无论怎样,“静坐”确为佛家修炼、开悟的重要法门。
03
儒家之静坐:内省、致中和
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著称的儒家亦重视“静坐”,只是其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一是内省而有得;二是体味中和之道。
关于内省,曾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学本质上是成人、为己之学,即成就君子人格、提高个人修养。这就要求人们在具体的事务中提高自己,在“静坐”中省察自己的行为。只有在静坐中,才可能让心停下来,回归其“定”“止”之处。俗语云:“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
关于体悟中和之道,儒家经典《中庸》首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道乃儒家追求之至高境界,在具体的伦常中化为“中庸”之道,乃是君子所应遵循的准则。
然而,实行“中庸”之道何其难矣!以至于孔老夫子发出“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矣”(《中庸》)的感慨。如此看来,推行“中庸”之道如此艰难,体验“中和”之境则自然更加难矣!不过,儒家并没有完全否定那种“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中和之境,而是认为此须在“喜怒哀乐之未发”的“静坐”中体验。按宋明儒家的看法,“喜怒哀乐”属情,情有善恶之分;而“喜怒哀乐之未发”则属“性”,性无善恶,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个“心之体”或曰良知,或曰儒家的中和之境,无疑可在“静坐”中体悟。以宋儒观之,其“静坐”之目的并非在于“养静”,而在于去人欲、存天理,体悟“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未被污染的“纯性”状态。事实上,宋明儒家多喜静坐,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皆有“静坐”的功夫。
今天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让心在忙碌中得到片刻宁静,乃是多数人的盼望。片刻的静坐给人们提供了静心的“法门”。也许我们难以达到儒、释、道所追求的至高之境,难以体悟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意蕴,但静坐至少可以让我们调养身心、放松紧绷的神经,以更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又何乐而不为呢?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郭继民),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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