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常书鸿

　　常沙娜

　　我曾在《敦煌研究》2004年第3期的期刊发表《留下永久的微笑：我的父亲常书鸿》一文。如今一晃眼，二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九十四岁。我的记忆一天天地模糊，但我对我父亲，以及父亲在艺术生命中未了的责任，却是一点都不敢忘，也不想忘。

　　常书鸿临摹经变 中唐 摄录部 1955年10月20日

　　今年是我父亲常书鸿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适逢国家图书出版基金给予我《常沙娜艺术大系》这个殊荣。我想趁这个机会，与我父亲分享这个喜悦！今日再次阅读此文，我再次回味起文章中我与父亲的点点滴滴，内心仍充满着对父亲的想念与不舍。

　　1994年6月23日的下午，我们全家守候在爸爸的病房，透过各种仪表，看着爸爸那已跳动了九十年的心脏，一分一秒地在极度微弱中衰竭殆尽。3时40分，它终止了跳动。亲爱的爸爸就这样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人世。他带着对敦煌艺术事业无限的希望和未竟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走完了他充满拼搏的人生征途。爸爸在走向人生的尽头时，与病魔拼搏了近三个月，但是他最后给我们留下的仍是那样慈祥、安宁的微笑，因为他无愧也无悔于这趟人生。

　　爸爸带头在莫高窟种菜

　　爸爸与我们永别了，这已成了事实。他的一生与我的成长，与我的一生所走的道路是如此地紧密相连。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成败，悲欢离合，他那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无私献身精神，时时都在滋养着我的思想、我的心灵、深深地影响着我。重温爸爸所写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这本回忆录，回顾我的幼年、青少年直至成人，我发现我是跟随着他的足迹，按照他的塑造一步步走过来的。他那特有的音容笑貌，关键时刻做出决断的神态，甚至瞬间的一些微小的表情举止和话语，都重新浮现在眼前。

　　爸爸经常说，自从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上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以后，他后来的命运，包括我们全家的生活都与敦煌紧紧地相连在一起，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半个世纪以来，爸爸与我们全家虽然先后在敦煌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但情和魂却永系敦煌。爸爸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不论遇到何种困难险阻，只要是他认定了的，他总是带着自信和不屈服于命运的犟劲（他自称是“杭铁头”），坚持着他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并用这种精神锻炼着我，教育着我。

　　一家三口在莫高窟洞窟内

　　自从我母亲出走，为了敦煌的艺术事业，为了支撑这个家，照料年幼的弟弟，爸爸在痛苦中毅然决定让我从酒泉的河西中学退学回千佛洞。他一面承担家庭的生活重担，一面让我随他学习临摹壁画，并亲自为我安排了周密的文化学习计划。

　　爸爸规定我每天必须早起，先练字后学习法语，以唐人经书体为字帖，再朗读练习法语一个小时。此外，请董希文先生为教师辅导我语文和西洋美术史，还由苏莹辉先生辅导我中国美术史。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我与大人一样每天上洞窟临摹壁画。爸爸严格要求我从客观临摹着手（当时分为客观临摹、复原临摹、整理临摹），由表及里，顺着壁画原来的敷色层次来画。他让我把自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代、西夏、元各表洞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在临摹唐代壁画时，他先让我向邵芳老师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法，通过临摹给我打下了造型基础。爸爸在每个环节上都耐心地指点，并且要求我一丝不苟。

　　1948年夏在南京与爸爸看敦煌摹本

　　当时我只有十四岁大，但是爸爸从来不因为我年纪尚小可以比大人少画或随意些；相反，他以大人的标准和数量来要求我。每逢傍晚，爸爸也让我加入大人的行列，学会自制土黄、土红、锌白颜料，还用矾纸、桐油纸代替拷贝纸。这一切都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通过对表面的客观临摹，爸爸要求我逐渐把对壁画的时代风格、内容与形式，受中原传统与西域影响的特征的认识，从感性提高到理性。通过爸爸的指点和董希文、潘絜兹等老师的示范，我很快就能得心就手地掌握各个不同时代的壁画风格的摹写。在我临摹的后期，尤对北魏、西魏、隋代的壁画产生了特殊的偏爱，很喜欢这个时期的伎乐人和力士——那些浑厚粗犷的笔触，加上“小字脸”的勾点，把神态和表情表现得具有洒脱的情趣和装饰性。爸爸向我分析说：“这与20世纪前半期法国画家鲁奥注重线条表现力的粗犷的画风很有相似之处。”他借此向我介绍了欧洲各类画派的形成和特色。

　　后来，我又在四川省立艺专沈福文先生以及他的学生黄文馥、欧阳琳、薛德嘉的影响下，对敦煌的历代装饰图案如藻井、佛光、边饰等进行了专题临摹。爸爸鼓励我多方面接触和体会，从而了解整体的时代风格，由此掌握绘画的技法。在爸爸亲自教导及其他老师的示范帮助下，我置身在敦煌这座艺术宫殿里，在浩瀚的传统艺术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

　　常书鸿在办公室工作

　　敦煌的冬季是漫长而寒冷的——滴水成冰，洞窟内无法作画。爸爸就利用了这个临摹的淡季，组织大家在室内围着火炉画素描、速写。他请来的模特儿都是当地憨厚纯朴的老乡，我也跟着大人一起学习画素描。爸爸还利用冬季深入少数民族哈萨克族牧民生活区体验生活，住蒙古包，骑马，吃手抓羊肉，画生活速写。爸爸利用这种机会画了一批生动有意义的速写。生活虽然艰苦，但是非常充实，并使我受益匪浅，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至今难忘。

　　除了临摹壁画、学习，我还得照顾年幼的弟弟和爸爸的生活，这样也迫使我获得了较强的生活能力。爸爸就这样因势利导地教育和培养着我，凡是他要求我去做的我都能愉快主动地去完成，唯有早起练唐人经书体没有坚持，至今深感遗憾。

　　爸爸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在敦煌事业中突破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他既承担着维持当时敦煌研究所的日常行政工作，为争取保护敦煌石窟最起码的条件而四处奔波，又要利用一切时机和条件开展对敦煌艺术的临摹研究工作，生活上还要培育未成年的子女。这一切，作为多年留学法国的画家、知识分子，长期处在边陲沙漠荒山中，经济的困窘。自然环境的威胁等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爸爸凭借他坚韧不拔的毅力，迎着困难一关又一关地顶了过来。他恰似当地的红柳——把根扎得很深，透过层层的沙石戈壁吸吮着有限的水分，凭着那细密的叶子，不论是严寒酷暑，它都能转危为安，巍然挺立。

　　利用冬天晚上在中寺两院中间的房间组织画素描、速写，请老乡当模特

　　爸爸既善于克服困难，又非常热爱生活，总是在困顿中寻找生活的乐趣。1946年夏，爸爸从重庆新聘了一批艺专毕业的大学生，购置了图书、绘画器材及生活必需用品，乘着新得到的美式十轮卡车，带着我和弟弟重返敦煌。由重庆出发途经成都北上，经川北的绵阳、剑阁、广元后进入甘肃南部的天水直到兰州，经历一个多月的时间，行程1500多公里。这长途跋涉异常艰难。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爸爸居然提出要从重庆带上一对活鸭、一对活鹅，装在竹筐内，固定在卡车的前面，由我负责沿途的喂食。我除了要照顾弟弟，还要照顾鸭和鹅。很多朋友和老乡看到带着鸭和鹅的卡车都很奇怪，爸爸却风趣地说：“也让它们移居敦煌，让敦煌的老乡看看除了鸡，还有鸭、鹅哩！”这两对鸭、鹅陪伴着我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千佛洞，并定居下来。第二年春天即开始下蛋繁衍生息。四月初八正值千佛洞佛浴节的庙会，热闹非凡，当老乡看到已破壳而出的小鸭子都稀奇地问道：“这小鸡子咋会长出扁扁嘴？”从此，敦煌县就开始有了鸭群。爸爸还从四川带回各种花籽，播撒在千佛洞的生活区，开得最茂盛的要算是“波斯菊”。在上寺、中寺的院内从此就盛开着红、粉、白、紫的潇洒秀丽的“波斯菊”， 它们映着橙黄色的向日葵，衬托着蔚蓝的天空，把这些沙漠绿洲中的院落点缀得格外灿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爸爸爱惜着千佛洞的一草一木，自从40年代他定居敦煌后，就给千佛洞立下了规矩，每年都必须种植树木，要把树林带逐年向北延伸扩大。经过40多年的努力，新树林带已延伸到下寺1公里以外，这对改造荒沙戈壁的自然环境是件百年大计之举。凡在千佛洞待过的人都知道爸爸视树木如生命。

　　爸爸的一生是勤奋不息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图过清闲安逸，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直到年老体弱，脑力已不济时，他才放慢了生活的节奏，但在他精神稍好时，他仍在家中或病房中画点静物，写写字，偶尔还书写几句格言。他多次对儿孙们教导：“业精于勤，荒于嬉。”对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事业，他始终念念不忘，不管是哪个层次的领导和研究专家向他问学，他都毫无保留地耐心讲解。

　　1986年6月在北京家中仍离不开谈“敦煌”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以及“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他，成了工作不息的鞭策。爸爸不是单纯从事创作的画家，而是有渊博学识的学者。他把中西文化与绘画史的学识，融汇在他从事了近半个世纪的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他既能高瞻远瞩，又能从最基础的工作着手，竭尽全力从残垣断壁中保护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中的一砖一瓦，同时以博大的胸怀团结了一批忠实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专家学者，并以精深的学识将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爸爸是浙江杭州人，至终乡音不改，在西北40多年仍操着浓重的杭州口音。当他叙述起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的情景时，总是那样地依恋：如何提着个篮儿到河边去捞鱼虾，到坟堆地里翻砖砾找油黑的老蛐蛐……这些回忆他都讲得绘声绘色。1982年，爸爸有机会重返杭州参加他的母校——浙江大学85周年的校庆活动；1983年，他又专门回杭州为浙大创作了一幅大型油画《攀登珠峰》，在此期间他又重温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旧情旧景；1988年，浙江美院在杭州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些活动都更增加了他对家乡人的情谊。

　　家乡虽好，但爸爸对莫高窟艺术的发展十分忧心，仍是“魂系敦煌”，临近九旬时竟然提出：“我已老而不死，但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他是以一位先知艺术家的眼光誓死也要守护中国文脉，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地说：“您胡说什么呀！人家都说您半辈子都在保护敦煌菩萨，菩萨会保护您长寿的。”他接着说：“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死在北京，骨灰还是要送回敦煌。”没想到这一席话竟真成了他至终魂系敦煌的遗愿。作为一个杭州人，他没有提出要落叶归根的意思，也不同于当年初到敦煌的人，担心自己万一死在荒凉沙漠没人知道，都有“但求生入玉门关”的心情。对于父亲身后并没有返回杭州家乡，我牵挂了大半辈子，但对他的决定，我们全家以及了解他的人都非常理解他的愿望——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艺术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爸爸的部分骨灰终于如愿送回这个令他牵肠挂肚半个世纪的千佛洞。由此，父亲将与千百年来为敦煌艺术付出心力的无数创造者一样，与敦煌的艺术永存！如今我也老了，虽然我出生在法国里昂，但我是长成在中国的文化摇篮之中。我的父母都是浙江人，我的血脉之根在这里。如今耄耋之年的我，希望有机会可以伴随父亲一起返回故乡，踏踏实实地落叶归根。

　　爸爸有一句全家人都知晓的名言：“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他也认为，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没有一件让我后悔的事”。

　　1991年6月6日，我在爸爸的房间里看到了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这样两段话：

　　“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就是困难的反复，我绝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八十八叟常书鸿

　　爸爸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他对人生的写照。他的最后拼搏是在病榻上与病魔的争斗，直到生命的终止。他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微笑，这是笑对人生的永久微笑，这是他的事业永存人间的微笑。

　　我在爸爸的墓前留影

　　常书鸿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于我，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也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去完成。所以，我要向老父亲学习，生命不熄，跋涉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