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王安石的“终极评价”，究竟是好是坏？丨东坡大家讲

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 李庆 摄影 雷远东

一直以来，苏轼与王安石复杂的关系备受关注。而苏轼在王安石去世后，写的《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苏王二人关系的重要文献。这是一篇评价王安石的诏令，古往今来，这篇诏令的评价性质引发了广泛讨论，学者们对其解读各异，有的认为苏轼的评价是正面的，有的认为隐含批评，而有的则认为评价是中立或保留的。

11月20日，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做客“东坡大家讲”第二季，在《春到江南花自开：苏轼与王安石的相异与相知》的讲座中，也探讨了这一话题。 崔铭认为，苏轼在该文中并没有讥讽之意，对王安石的人品、道德、学问以及文学的褒扬也是非常明确的，只是对王安石变法略而不谈。

崔铭教授。

为政治对手写评价，苏轼都写了啥？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改元元祐。在这一时期，司马光等人重新执政，新法遭到废除，新法派的重要人物被贬斥。被视为旧党中坚的苏轼也重获重用，一路升至中书舍人，负责起草朝廷诏令。1086年，王安石去世，同年5月，追赠太傅，按照惯例，朝廷要为其写一份制书，以美词附赠之，身为中书舍人的苏轼便负责起草了这则诏令——《王安石赠太傅制》。那么这篇为政敌写的历史材料，苏轼是怎么写的呢？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絶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王安石赠太傅制》

崔铭表示，这篇制文前一部分是泛论历史，从“具官王安石”开始，则主要是对王安石的评价。“少师孔孟……作新斯人”是高度评价王安石的学术文化成就。“属熙宁之有为……古今所无”是追述神宗对王安石的重用。“方需功业之成……雍容可观”是赞扬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尚品德。

崔铭教授在讲座中。

“从这段来看，可知苏轼在制文中，是略过了王安石实际功业这一部分。”崔铭说。

最后，“朕方临御之初……”这部分则是写“临御方初”的新皇帝不忘老臣，特赠太傅，而后自然而然地宣布追封王安石为太傅。

看法不一，苏轼对王安石的“终极评价”是好是坏？

在讨论这篇文章时，大众普遍觉得对王安石的评价还是颇为正面的。然而，由于苏轼与王安石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学术界对苏轼的真实态度一直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表示，苏轼对王安石的赞美是出自内心的尊敬；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苏轼在文中巧妙地融入了批评，表面上赞扬，实际上却暗含讽刺。这种观点上的分歧，使得对苏轼真实意图的解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作为《苏轼传》《王安石传》的作者、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对该问题也多有关注。她认为，苏轼的这篇文章代表朝廷而写，首先是得站在官方立场。当时是旧党执政，整篇制的基调是由司马光制定的。“司马光在与吕公著的书信中是可以看出来，基调是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和学识，否定王安石的政治改革。”

讲座现场。

崔铭说，苏轼在这篇文章是遵循这个基调的，对于王安石的才学和人品，苏轼高度推崇，但对于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苏轼的表述是相对含糊的。

那么是否含讥讽之意，崔铭表示，不少人认为苏轼有讥讽之意，多从“少学孔、孟，晚师瞿、聃”此句出。瞿、聃分别指佛学和道学，有人认为，苏轼在暗指王安石背叛了儒学。“但苏轼本身也是儒释道兼修，喜爱佛道，在江宁期间和王安石还一起谈佛论道，他们两人都是佛缘、道缘深厚之人，这是事实，不是讽刺。”

因此，在崔铭看来，苏轼在写这篇制文时，并没有嘲讽之意，对王安石学术、人品学识的赞扬也是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