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贴身皮夹里隐藏着他的一生之痛，邓颖超自责：是我不好

1976年5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四个月后，他的侄女周秉德来到邓颖超身边。邓颖超将周总理生前随身携带的旧皮夹交给周秉德，悲伤地说道:＂你爷爷的死，你伯伯记了一辈子，说到底终究是我不好。＂

打开皮夹，周秉德看到里面竟然有自己爷爷周贻能的照片，不禁泪如雨下。原来，周恩来总理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了一生。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

家道中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清王朝行将就木。周贻能于1874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周家。他的父亲周攀龙是个小官僚，在淮安府当过师爷、知县等职务。后来周家从绍兴迁到了江苏淮安，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周贻能有三个兄弟，两个弟弟从小体弱多病，家里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和大哥身上。在父亲的影响下，周贻能考取了秀才，准备子承父业去当官。

但他为人忠厚老实，不善于在官场应酬逢迎，最终一事无成。父亲又花钱给他捐了个虚衔，却也帮不上什么忙。

就在这时，周贻能听从父母之命娶了淮阴的小姐万冬儿为妻。婚后不久，长子周恩来呱呱落地。全家都为有了第一个孙子而欢欣鼓舞。谁曾想，周贻能年轻的妻子和弟媳在周恩来年幼时相继病逝。守寡的周贻能不得不一边在外谋生，一边独自抚养孩子们。

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周贻能一个人肩上。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把几个孩子寄养在亲戚家，自己则在外奔波劳碌。有时给人当幕僚、家庭教师，有时做文书工作，经常背井离乡。

年幼的周恩来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懂事。他从小就要照顾弟弟，帮叔伯料理家务，养成了坚强独立的个性。在家道衰落、战乱不断的年代，周恩来立志要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勤奋好学，接受新思想，跟随时代的步伐，走上了一条不平凡的革命道路。

尽管周贻能对儿子的理想并不十分了解，但他始终支持儿子的选择。父子俩聚少离多，却心意相通。

革命理想

1910年，12岁的他在叔父周贻谦的资助下，离开淮安前往天津求学。在那里，他接触到新思潮，萌生了到国外深造的念头。

1917年，周恩来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求学期间，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同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发展规律。

周恩来在异国他乡树立起鲜明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理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毅然回国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

不久后，他又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欧洲期间，周恩来广交朋友，积极参与旅欧华人社团。他撰写文章，组织活动，宣传革命。

1921年，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为了革命事业和理想信念，他开始了漂泊不定的革命生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疯狂围剿共产党人。周恩来成为通缉要犯，被迫转入地下。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周贻能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儿子身边，为他传递信息，购买日用品，给予支持和鼓励。

尽管处境艰难，周恩来仍然坚定信念，积极投身革命。他转战各地，组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长征途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结为革命伴侣。家国理想，夫妻情深，支撑着他攻坚克难，勇往直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隔多年，周恩来终于有了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久别重逢，一家人抚今追昔，倍感温馨。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抗战形势严峻。很快，周恩来又踏上了军事斗争的道路。

周恩来深知，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牺牲。他与父亲聚少离多，却始终心意相通。周贻能虽然不完全理解儿子的理想，但他尊重儿子的选择，力所能及地给予支持。

重庆相聚

1939年，周恩来奉调来到重庆，出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他向组织请求，把年迈的父亲周贻能和岳母杨振德接到身边照料。久别重逢，一家人终于又在＂红岩＂办事处团聚了。

周贻能和杨振德被安置在办事处的一间房里。尽管条件简陋，但对他们来说已是莫大的欣慰

周贻能乐善好施，常常把自己的那份慰问品让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还自告奋勇帮着抄写文件、传递信函，力所能及地为革命事业出一份力。周恩来看在眼里，十分感动。

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只要有机会，周恩来就会抽空陪伴父亲。但是每当周恩来与父亲促膝长谈时，总会有一些紧急军情或重要电文打断他们的天伦之乐。周恩来总是连声说着＂对不起＂，匆匆离去。周贻能虽然不舍，但他理解儿子肩负的重任。

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周恩来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不得不住进重庆的一家医院。

同年，周贻能得了疟疾，昏迷不醒。但是周恩来此时刚做完手术，邓颖超没有将实情告知，知道去世年，周贻能还在念：恩来为什么不来看我？

后来，得知父亲离世消息后的周恩来，难得对妻子发了大火。没有送父亲最后一程，成为了周恩来终生的遗憾。

周贻能虽然不是冲锋陷阵的英雄，但他一直在背后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为抗战出过一份力。重庆方面的同志们出于尊重和感激，提议将周贻能的遗体安葬在革命烈士陵园。

这个消息传到周总理耳中时，他却坚定地表示反对。他深思熟虑后，对相关负责人说道：“我父亲虽然支持过革命事业，但他并非革命烈士，不能因为是我的父亲就享受特殊待遇。党的形象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不能让私情影响了公义。”

在他的坚持下，周贻能的遗体被从革命烈士陵园迁出，安葬在重庆郊外的一座普通小山上。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墓地没有立碑，只是一个简朴的土坟，与普通百姓的坟墓没有两样。他还特别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因自己的身份而对父亲的墓地进行任何特殊照顾。

几年后，国家开始大力提倡火化，号召“死人也要为活人让路”，以节约土地资源。周总理再次以实际行动响应号召。他主动联系有关部门，要求将父亲的遗体进行火化。

就这样，周贻能的遗骨被火化，骨灰装入一个普通的坛子，重新埋葬在原来的墓地。整个过程简单朴素，没有任何特殊的仪式和标记。

在这些严谨的外表下，周恩来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却一直藏在心底。由于长期奔波于革命事业，他与父亲聚少离多，未能尽到一个儿子的孝道。这份愧疚时常在夜深人静时袭上心头。

周恩来把父亲的照片裱起来，存放在贴身的皮夹里，时刻不离左右。直到去世前，周恩来都对妻子邓颖超说:＂你要好好保管这个皮夹，这是对我最宝贵的纪念。＂

半个多世纪后，邓颖超把这个饱经沧桑的皮夹托付给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德打开一看，豆大的泪珠簌簌而下。原来，皮夹里一直珍藏着周贻能的遗像。邓颖超喟然长叹:＂你伯父对父亲的死，愧疚了一辈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