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28日,我军第14军历经26天炮火洗礼,成功收复老山及八里河东山,成为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重要转折点。
老山,海拔1422.2米,是中越边境的战略要地,其地理位置极为关键。
从山顶北望,可监控我国境内纵深25公里区域,提升边防安全;南望则俯瞰越南清水以南至河江省会,为防御提供情报。
东西方向上,老山封锁了通往越南的主要通道,监视战略要点,确保了边境稳定。
向东可以封锁我国麻栗坡县到越南河江省的主要通道,向西可以监视12号界桩到扣林山的众多战略要点。
夺回老山,对我军战略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越南失去老山就如芒在背,为此不甘心失败的越军再次集结重兵进行了多次反扑,不过都被我军打退。
面对一次次的失败,越军高层十分震怒,每次挫败都如同重锤般击打着他们的军事自信。
当时越军总参谋长黎仲讯、副总参谋长黎玉贤,以及直接负责该区域的第二军区司令员武立等一众高级将领。
不得不做出响应,频繁穿梭于前线各阵地,亲自指挥,誓要重新夺回这一战略要地。
尤其是武立司令,他是一位深谙中国军事战略与文化的“中国通”。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他多次来到中国,不仅接受了中国对越南的慷慨军事援助,更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与当时昆明诸多将领结下了同窗之谊。
面对老山的失守,武立并未气馁,反而在越南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精心策划了一个代号为“北光行动”的作战计划。
“北光计划”旨在通过一系列精心布局与迅猛攻势,重振越军士气,一举夺回老山控制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武立甚至不惜血本,调动了包括精锐的316A师、1师在内的多支部队,同时配合有强大的炮兵支援——炮兵第三师、炮兵第18旅。
以及擅长渗透破坏的特工团和坦克团,构成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复合兵团。
即便如此,武立并未就此满足,他深知此战的重要性与艰巨性,随后又紧急增援了313师、356师下辖的多个精锐团、炮兵团及特工部队。
甚至不惜调动远程炮兵旅的多个营进行火力支援,整个作战部署呈现出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誓与中方决战的态势。
数据显示,当时越军炮兵部队从全国搜集的大口径炮弹多达10万颗,占到了当时越军大口径炮弹的一半以上。
可以说,为了“北光行动”,越军算是把自己的家底都拿出了。
当时越军的前期准备工作做的十分隐蔽,起初并没有引起我军的重视。
直到1984年5月21日,14军的电讯侦察部门偶然截获了一封越军的电报,情报显示越军正在大规模调动兵力,大有反扑的迹象。
但对于其具体部署和接下来的行动计划,我方仍是一概不知。后来我方为了摸清其计划,在付出一定的代价后,仅仅才得知其计划名字,“北光行动”。
面对越军的潜在威胁,我军也开始迅速响应,调兵遣将,增强老山前线的防御力量。
除了常驻的14军40师外,还紧急增派了41师的精锐部队,包括123团、121团及强大的炮兵团、坦克连等,形成了立体化的防御体系。
此外,为确保火力优势,我方也是不惜成本,调集了200余辆卡车,满载着足以支撑一个月作战需求的炮弹,昼夜兼程运往前线。
当时14军40师师长刘昌友,以其敏锐的战场直觉和坚定的决心,对炮兵部队提出了超乎常规的弹药消耗要求。
他深知,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火力压制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7月11日深夜,越军精心策划的攻势悄然逼近。
其第316师、312师、313师等多支劲旅,携上万精锐兵力,在特工团的配合下,秘密潜入老山周边。
意图从四面八方对我军发起突袭,而松毛岭和那拉地区的119团则成为了越军主攻的焦点。
夜幕降临,老山前线陷入了一片不寻常的宁静。
无线电静默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与紧张。
前线官兵们深知,这份宁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他们紧绷神经,随时准备应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12日凌晨2点,40师前指命令六个炮兵连对我军阵地前沿500米内连续发动三轮炮击,然后又打出照明弹,看到没人后才放心了下来。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此时的越军已经埋伏到了我军的前沿阵地。当时我军炮击已经给偷袭的越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但越军战士硬忍着伤亡,也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7月12日凌晨五点,越军在大雾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慢慢摸来,步兵加炮兵轮番进攻,给我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后来我军开始反击,尤其是炮兵部队反应迅速,第一时间向越军倾泻了数以万计的炮弹。
就在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前期我方准备的大量炮弹也面临着告急的状况。
危急关头,昆明调集所有军用汽车继续运送炮弹,同时与政府取得联系,发布广播向全市人民寻求帮助。
当时市民听到广播后,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很多企事业单位都调动出自己单位的卡车,迅速前往一个叫作“建水燕子洞”的军火库去拉炮弹。
其中,还有一位原本驾驶着满载生猪的货车司机,在得知前线军火库炮弹告急后,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将那些即将运往市场的生猪赶下车。
转而驱车直奔建水燕子洞,当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将炮弹送达前线,为保卫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位驾驶中药材货车的司机,面对价值不菲、本可换取丰厚收益的货物,同样做出了令人钦佩的选择。
他迅速将车内装载的、价值四万元的中药材卸至路边,迅速加入到了赶往建水燕子洞的车队之中。
一时间,建水燕子洞军火库前热闹非凡,却又不失秩序井然。
一辆辆来自四面八方的车辆,满载着希望与决心,络绎不绝地驶入。文山、红河等地的公路上,随处可见被临时搁置的各类物资。
而在繁忙而有序的景象中,不时地还能看见老师和学生的身影,他们在民族大义面前,也第一时间担当起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
正是在全民援助的背景下,我军及时得到了弹药补充,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创作出了震惊世界的“7.12炮战”。
据战后统计,“7.12”炮战中,我军共打出3400多吨炮弹,平均每位战士要装填13.1吨。越军伤亡的百分之八十,都是我军的火炮打的。
战后,昆明为了表彰那些无私奉献的司机师傅们,特别设立了补偿机制,以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深深感激。
然而,令人动容的是,当补偿政策公布后,大多数司机师傅都放弃了物质上的补偿。
很多人直言,能够亲身参与到这场保卫国家的伟大斗争中,亲眼见证解放军炮兵的英勇炮击,是他们一生中最光辉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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