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重启”后需看到的现实

10月21日，印度外交部国务秘书唐勇胜在记者会上宣布，印度和中国已就边境巡逻达成协议。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印双方已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这是两国领导人五年来的首次正式会晤。其间，两位领导人积极评价近期双方通过密集沟通解决边境地区有关问题取得的重要进展，并就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印关系实现“从喀山再出发”。

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城西北的班公湖风光局部。

达成协议看似“突然”

中印边境协议达成后，双方一线部队有序推进落实，于10月30日正式完成脱离接触。这意味着，自2020年开始的中印边境对峙终于划上句号。此次对峙，是中印边境上耗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两军对峙点位虽集中在边境西段，但在东段和中段也分别爆发过肢体冲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中印边境全线的紧张对峙。双方通过四年多的时间才实现边境局势的彻底降温。

印度试图单方面改变中印边境现状是引发此次对峙的根本原因。2019年8月，印政府宣布成立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以单方面修改本国法律的形式，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方领土划入印行政管辖范围。对此，中方明确表示不可接受，并要求印方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相关协定，避免采取导致边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举动。然而，莫迪政府置若罔闻。加勒万河谷位于中印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2020年4月以来，印方在加勒万河谷抵边越线修路架桥，单方面改变当地实控现状，并置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于不顾，6月15日，印方还蓄意挑起肢体冲突，造成中印边境自1975年以来首次出现士兵伤亡事件，由此引发中方反制。

印度还通过制造新的争议点，扩大边境对峙冲突面，以增加自身所谓谈判“筹码”。印军在印高层授意下，通过一段时间的策划，于2020年8月采取所谓“先发制人”举动试图抢占班公湖南岸制高点，一度使边境局势高度紧张。2021年2月，中印实现班公湖南北岸脱离接触后，事态原本将向好发展，但由于印方外交大战略转向，刻意给解决边境对峙设置了巨大障碍。国际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印借与中国的边境对峙，一方面向美国显示中印关系的“对立”，另一方面向美国表明其在围堵和“消耗”中国上的战略价值。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参与遏制中国的印度，正符合美国所需。外界认为，印度的“投名状”使拜登政府迅速拉近对印关系，推进印美军事防务合作。

印度并不急于解决中印边境对峙。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为拉拢印加重对其战略笼络，但这反倒抬高了印面对中俄和美欧的战略要价，进而激励印在边境有关争议上“固执己见”。中方认为，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应用该问题定义甚至影响双边关系整体发展；印方则坚称，只有边境地区恢复和平与稳定，两国关系才能恢复正常。同年3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印进行工作访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两国关系“融冰”，但双方关系实现正常化仍困难重重。

一段时间里，印度通过出台对华不友好举措，充分享受了在美西方阵营中作为“香饽饽”的感觉。只是，当2023年9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公开指责印暗杀加拿大籍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并由此导致印加交恶至今后，印与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就越发凸显，即功利主义主导下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也是一种战略上的“权益联姻”。印似乎醒悟，在一个日益走向对抗的世界，“投靠”美国阵营的代价太高，收获却太少。许多印学者认为，由于与美国的战略勾连，印还牺牲了同俄、伊朗等传统友好国家的战略友谊，却仍是被排斥在“盎格鲁－撒克逊”圈子外的“异类”，与此同时，印在对华战略中使用“美国牌”的价值在不断下降，风险和负担却在不断上升。据印媒报道，与中国的长期边境对峙，使印背上巨大军备负担；试图与中国经济脱钩，还导致印企在技术和生产上遭遇重重困难。在邻国外交中，印也遭遇系统性挫折，一个接一个的邻国出现“对印不友好”的政府和力量。因此，中印此次达成边境协议看似“突然”，实则从国际背景和印外交套路上看也有一定必然性。

中印关系再次“重启”

此次中印关系再次“重启”的基础是莫迪政府外交战略的策略回摆。今年6月，莫迪正式开启第三任期，印外交战略逐步回摆至“多向结盟”。7月，莫迪访俄，修补同俄战略友谊；10月，印与中国达成边境协议，扫除中印关系重启最大障碍。这意味着，印可能正在走出一味亲美的战略框架。

中印关系的“重启”具有其战略基础和合理性。在莫迪第二任期（2019～2024年），中印双方不时释放出积极信号，希望保持两国关系的有限稳定且不陷入完全敌对，这可以说是中印最根本的战略共识。尽管在战略上存在对立方面，但双方一直持续保持各层级沟通渠道的畅通，经常性地试图缓和敌对情绪。例如，中方多次表达希望中印关系重回正轨的期待，印方也有类似情况。

四年多来，在中印关系的大变化中，中国以理性、克制的举措与坚定的政策立场，既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也维护了两国关系整体大局，同时积极应对了来自印战略调整的挑战。在边界问题上，中国重塑了边境互动规则。过去印在对华关系中经常试图“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将再也行不通。同时，在印逐步适应“新规矩”的过程中，中国也保持了姿态上的低调和开放，给印政府留下了“梯子”和面子。

不过，也需看到中印关系“重启”还面临一些现实困难。例如，经过四年多的“斗争”，中印两国在社会层面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针对彼此国家的对立情绪，要化解这些情绪并务实推进合作，将遭遇相应阻力。此次协议达成后，印国内舆论便有质疑之声传出，怀疑莫迪政府“卖国”，主张继续和中国“死磕”。近几年中印关系的变化，也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两国地缘邻近和“平行崛起”的现实带来的“相处难题”，但避免两个14亿人口大国成为敌人，也应是双方的基本共识。

（作者：林民旺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