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毛主席有多清醒？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毛主席的追捧越来越多，对此，毛主席却有着相当的清醒和谨慎。
毛主席在延安
1936年7月，美国作家和记者斯诺历尽艰难，终于见到了毛主席，并在此后长达4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数十次与毛主席进行了彻夜漫谈。斯诺最感兴趣的是毛主席自己的成长经历，在经过慎重思考后，毛主席满足了斯诺的请求，向斯诺谈起了自己的成长过程，毫不虚饰。
毛主席甚至连自己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以及世界观的变——从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以及自己在中央苏区受到的种种挫折和打击，都原汁原味地告诉了斯诺。在斯诺听来，这一切是多么真实可信，更让他觉得毛主席是一个活生生的带着“露水珠”的真实的人。
但让斯诺有点不甘心的是，毛主席讲到参加革命以后的经历，基本上不大讲述他个人如何，而是变成讲述党的历史和红军的历史了。斯诺无法理解，毛主席向他这位外国记者讲述个人历史，在党内已经是破天荒之举了，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向国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以扩大影响。
所以，毛主席详谈自己的早期历史是形势需要，但一旦讲到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就显然不适合也不应该多谈自己，一是因为那时毛主席还不是名正言顺的党内一把手，二是因为共产国际作为中共的上级，对他个人是否认可、是支持还是反对，都还是个未知数。
从此时起，到1956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毛主席其实都是坚决反对过分宣传他个人，更反对借势对他个人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从这延安时期开始，就始终和普通军民打成一片，关系处得亲密无间。他的这种人格魅力，不但没有损害他的权威，反而大大增进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让毛主席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并使他真正成为中共第一领袖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妇等一行人从莫斯科飞回延安，当时的王明只有33岁，风头正盛，头衔很唬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毛主席亲率诸位时任中央领导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和大雪，前往机场欢迎王明一行。在机场，毛主席对他们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称他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而且，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对王明都礼遇有加，就连合影，稳居C位的几乎都是王明，毛主席自己偏立一旁。
遗憾的是，王明完全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形势，因为他那种志大才疏的毛病通过他时时处处不可一世的嚣张样子展露无遗。尤其是在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这种不可一世的嚣张态度，让毛主席摸不着头脑，只能在坚持自己正确主张的前提下，尽量不多说话，以维护党内团结。
好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他明确表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言下之意非常明显，毛主席是中共核心，王明就不要再添乱去争权了。
也就是这次会议，才真正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他真正成为党内无可争议的第一领袖。此后，对毛主席崇拜和追捧的人和事越来越多。1939年4月底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和从莫斯科回来的老同学萧三叙旧，聊起了他们青春年少时的过往。
一周后，毛主席又特意去鲁迅艺术学院看望萧三，萧三告诉毛主席，他在苏联用俄文写了毛主席的传记，现在想再增补修改。毛主席表示，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拿一个人做引线，用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那是有味道的。
很显然，毛主席没有反对萧三写他的传记，但他要求，自己只能说这部书里的“引线”而已，目的是要通过引线，来反映那个时代。1941年4月，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卫士长、时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西北行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的续范亭来延安治病疗养。
续范亭
续范亭在延安多次同毛主席交谈，他把毛主席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1942年3月，续范亭写了一篇关于毛主席的文章，还写了一首诗赞扬毛主席。诗最后两句写道“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万古云霄一羽毛”出自杜甫赞颂诸葛亮的诗，以此赞誉毛主席“空前而又了不起”。
续范亭写信给毛主席，把文章和诗附上，希望毛主席同意他公开发表他的文章和诗。但毛主席直到5月中旬才回信给他，表示，续范亭把他夸得过高了，他觉得发表不好。毛主席还表示，就续范亭的地位而言，发表这些也不妥。最后，毛主席表示，要拿续范亭的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续范亭的那篇文章最终没能面世，只有那首诗流传下来，此事可见毛主席对待别人对自己的赞誉和褒奖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还对自己作了一番自我解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毛主席也曾如此！
是怎样的如此呢？原来，毛主席说他曾经自以为是学生出身的人，是干净的知识分子，而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所以，毛主席愿意穿知识分子穿过的衣服，却不愿意穿工人农民穿过的衣服，因为觉得工人农民穿过的衣服是脏的，而知识分子穿过的衣服是干净的。
毛主席的这番自我解剖，一下子拉近了大家和他的心理距离，看吧，即便毛主席，年轻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认知。1943年12月26日，毛主席迎来了50岁生日。党内就有同志准备给毛主席祝寿，因为之前，党内就曾为朱德、徐特立等德高望重和功勋卓著的人祝寿。
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更多是为了通过祝寿举行一些活动，发表一些文章，包括毛主席自己也曾参与这样的祝寿活动，或题词、或写信，表示庆祝，发挥共产党的宣传效应，扩大远在山区和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这对于当时的抗战大局是非常有好处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毛主席却拒绝为他安排祝寿，他在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凯丰的信里表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作为党内最高领袖，他总是尽量注意不要让人们把太多关注点放在他个人身上。
1944年6月至7月，一个人数众多的中外记者访问团来延安访问，其中，有一位来自《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当年10月，他在自己的长篇通讯中写道，共产党的朋友们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但他们对于毛氏（指毛主席）却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
赵超构表示，“毛主席怎么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魄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在边区生活的人们其实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但对于赵超构来说，却是非常新鲜的。
这个访问团里还有一位名叫冈瑟·斯坦因的英国记者，他一见到毛主席就问，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毛主席对这么苛刻甚至粗率的提问不以为意，答道，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此时，毛主席对自己是充满信心的。
1942年7月1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在社论中旗帜鲜明地用标题写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这篇文章刊发之前，大概是没有给毛主席看过，发了就发了。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写的一篇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