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世人都知道董其武是西北名将，更知道他在1949年带领绥远和平起义，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956年的一个春日，这位功勋卓著的上将却揣着一堆信件，忐忑不安地走进了中南海。那些信件里究竟写了什么？为何让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如此焦虑？更令人好奇的是，当毛主席听完董其武的诉说后，为何会拍案而起，怒斥＂歪嘴和尚念错了经＂？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绥远起义的光荣时刻
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已近尾声。2月20日，傅作义收到一份特殊的电报，毛主席邀请他前往西柏坡会面。这封电报，不仅改变了傅作义的命运，也为绥远的和平解放埋下了伏笔。
两天后，傅作义带着一箱哈德门香烟，踏上了通往西柏坡的路。在这个当时还是黄土高坡的小山村里，毛主席与傅作义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谈话中，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绥远方式＂构想：在绥远划定停战线，让董其武有充足时间做好内部工作，再派遣联络组与之接洽，最终实现和平起义。
这个方案的提出并非偶然。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天，董其武就已秘密赶到北平，向傅作义表明了追随革命的决心。当时的绥远省，地处内蒙古高原，控制着通往外蒙古的重要通道。如何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成为了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关键一环。
为确保＂绥远方式＂顺利实施，解放军采取了一系列周密部署。首先，释放了此前在平津战役中被俘的傅作义部下，让他们返回绥远。这些老部下的回归，为董其武做思想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次，派出专门的联络组，与董其武建立秘密联系渠道。
在绥远城内，董其武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他一面安抚部队高级将领，化解他们对前途的担忧；一面严密监控国民党特务分子，防止他们破坏和平局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武还在军中秘密组建了＂起义工作小组＂，成员都是他最信任的将领。
9月初，傅作义亲自来到绥远。他的到来，不仅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谣言，更坚定了起义将士的决心。9月19日，在包头中学大操场上，一场庄严的起义仪式正式举行。董其武率领全省军政系统、社会各界代表宣布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这场起义的规模令人瞩目：近10万军队、整个绥远省政府机构，以及大批知名人士集体起义。更重要的是，起义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武装冲突，实现了真正的和平解放。这不仅保存了绥远的有生力量，也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北扫清了障碍。
起义当天，董其武特意安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式。数万起义将士列队通过主席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对新中国的期待。这一幕，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标志性的画面。
二、建国初期的功勋遭遇
在绥远和平解放后，董其武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他又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新中国首批上将之一。表面看来，董其武的政治生涯一片光明，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1951年春，一场针对董其武的风波悄然兴起。当时，有人向上级反映，说董其武在绥远起义前曾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有联系。这个指控虽然缺乏实质证据，却引发了一连串的调查。更有甚者，一些人开始翻出董其武在国民党时期的旧账，诸如他曾参与过剿共等历史问题。
事实上，这些指控大多是断章取义。以剿共问题为例，董其武确实在1930年代参与过剿共行动，但这是由于当时他隶属于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执行上级命令。而且，在后期他已经开始暗中保护共产党人，甚至多次放走被抓获的地下党员。
1953年，更大的麻烦来了。一些地方干部开始质疑董其武的土改政策。在内蒙古自治区，土改工作必须考虑民族特点，不能完全照搬内地模式。董其武主张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避免激化民族矛盾。然而，这种做法被一些激进分子视为＂右倾＂，认为他在包庇地主阶级。
随后，对董其武的批评逐渐扩大到经济政策领域。有人指责他在处理公私关系时过于保守，没有积极推动公有制改造。实际上，董其武是在充分考虑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采取了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在他看来，贸然推行激进改革可能会破坏地区经济秩序。
1954年底，一份关于董其武＂历史问题＂的材料被递交到中央。这份材料不仅重提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还质疑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立场。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人开始挖掘董其武的家庭成分，称其出身地主家庭，与剥削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指控给董其武带来了极大困扰。作为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他不得不频繁应对各种质疑和调查。更令他痛心的是，一些曾经共事的同志也开始对他保持距离。在一次省级会议上，当董其武发言时，竟有人公开提出质疑，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到了1955年，情况进一步恶化。一些人开始借＂肃反＂运动，对董其武展开更严厉的批评。他们声称，董其武在绥远起义时可能另有企图，是想保存实力，伺机而动。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严重损害了董其武的声誉。
在这种情况下，董其武开始收集各种证明材料。他找来当年参与起义的将领作证，也保留了与傅作义往来的信件。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他参与和平起义是出于对新中国的真诚向往，而不是别有用心。然而，这些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平息争议。
三、一封封信件的证据力量
1956年3月15日，董其武带着一个厚实的公文包来到中南海。这个包里装着近百封信件，每一封都记录着他在和平起义过程中的重要时刻。这些信件的收集过程，本身就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最早的一封信件可以追溯到1948年底。当时，傅作义正在组织平津战役的防务，董其武则在绥远坐镇。两人之间通过秘密渠道保持着频繁联系。这些信件详细记录了董其武如何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统战工作，为后来的和平起义奠定基础。
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尤为重要。那是1949年1月初傅作义写给董其武的亲笔信，信中明确提到了与共产党谈判的意向，并要求董其武在绥远为和平解放做准备。这封信后来成为证明董其武立场的关键证据。
另一批重要信件来自1949年春季。当时，董其武派出多名亲信与解放军建立联系。这些联络员往返于绥远和解放区之间，带回了大量重要信息。所有的联络记录都被董其武仔细保存，每一份都标注了具体日期和内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武还保留着一份完整的起义筹备记录。这份记录详细列举了参与起义的各级军政官员名单，以及他们各自负责的工作。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和平起义绝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周密策划的结果。
除了这些官方往来的信件，董其武还收集了许多基层军官的证词。这些证词证实，在起义筹备期间，董其武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向部下解释和平起义的必要性。有的军官还特意记录下了会议的具体内容，这些记录后来都成为了重要的历史见证。
信件中还包括一些看似普通但实则意义重大的文书。比如，1949年8月的一份军需物资调配清单，表面上是例行公事，实际上却暗含玄机。通过这份清单，董其武巧妙地将一批武器弹药转移到了支持起义的部队手中，从而确保了起义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