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漫谈：惊奇、智慧和自由

缘何产生哲学？何谓哲学？每一个学习并热爱哲学的人，皆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以哲学为视域，对以上问题的回应可以围绕惊奇、智慧和自由展开，以呈现哲学的缘起、内涵以及价值等多重面向。

哲学始于惊奇

“哲学始于惊奇”，这一说法可追溯至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就认为，哲学起源于惊讶，而非其他。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开篇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由此可见，西方关于哲学起源的探讨，常以“始于惊奇”作为回答。

历史地看，早期人类的生活充满了对外界的恐惧和好奇。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在面对自然的变幻莫测和各种威胁时，每每感到无所适从和窘迫不安：对世界的神奇心生惊叹，对自然的变化感到惊吓，对万物的美妙产生惊喜，对其他物种的威胁则充满惊恐。这些“惊”，多源于生存本能的生理反应。职是之故，其他动物也会产生类似的反应和经历。

然而，尽管所有动物的生存经历都有“惊”，但并非所有动物都会产生“奇”。先“惊”后“奇”，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重要跃升。为什么有这样的自然现象？为何某些动物比人类更强大？为什么火烤的食物更加美味？……这些追问表明，人类与其他动物存在根本性区别。人在经历惊叹、惊吓、惊喜、惊恐之后，依然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正是这种好奇，推动着人类从单纯的生存逐渐迈向富有意义的生活。

理应看到，以“惊奇”解释哲学的缘起，并非所有文明都认可这一观点。回溯到先秦，《易·系辞传》有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如果将《易》视为中国哲学的源头，那么“忧患”便成了解释中国哲学起源的关键。京都学派创始人西田几多郎在《无的自觉限定》中说：“哲学是始于我们自我的一种自我矛盾事实。哲学的动机并非是惊讶，而是深邃人生的悲哀。”这一看法是否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暂且不论，但可以看到，以“惊奇”为起点的哲学往往与人类在生存中遇到的困境和痛苦密切相关，与惊恐和忧患相联系，是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反思。以上观点，可看作对“惊奇”的更深层次表述。

无论是“惊奇”还是“忧患”，都表明“哲学”是人类为满足好奇心、化解生存困境而进行的重要活动。确实，古希腊语境中的“哲学”是动词，意味着哲学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更是一种追求智慧的活动。苏格拉底在城邦中与他人对话，孔子与弟子的教学互动，都展示了哲学作为一种活动的面向。这启示我们，不应满足于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而应在生活中践行哲学，去“做哲学”。

哲学内涵智慧

汉娜·阿伦特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首对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观点的复述，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惊奇”。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始于惊奇，实质上源于人们对无知的逃避和对知识的渴望。在“惊奇”的驱使下，哲学的探索以获取知识为目标，通过观察、体验、总结和反思等方式进行。

从广义上看，知识与无知相对，既包括通过生活经验积累的常识，也包括归纳与演绎得出的理论。相较于哲学，这类知识可以区分真伪、断定是非，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强调分析路径和抽象方法，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无情感偏向，但对人类发展极为重要。按张载的观点，这样的知识是“闻见之知”。这一意义上的知识，可信！

智慧是人们的日常用语，在哲学视域下是指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系列洞见，是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德性养成的过程。哲学的本义即“爱智慧”。按冯契的说法，智慧穷究的是“第一因”和“最高境界”，包括人类的终极关怀、宇宙本原等，关涉无条件的、绝对的、难以言述的内容。在方法上，智慧重视综合和整体性的理解，体现为怡然自得和德性的涵养，是人类本质力量的自由展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智慧以“性与天道”为基本内涵，张载将其归为“德性之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可信且可爱！

正是基于知识与智慧的如上区别，哲学应当实现从“识”到“智”的转化。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会满足于既有的现实，而是通过超越现实探寻世界的本原及其意义，弥合天人、主客之间的鸿沟，达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背景下，将“识”转化为“智”成为哲学的使命所在。“转识成智”原为唯识宗的术语，指将意识由“我执”“法执”转变为无分别、无执着的智慧。这一转变依藏识（即阿赖耶识）而实现。在此，我们借用这一术语来阐明知识向智慧的转化过程。根据冯契的智慧说，“转识成智”包括三个步骤：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具体方法包括“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最终在“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中成就真、善、美相统一的自由人格。

哲学指向自由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表明以智慧为内涵的哲学，不应仅局限于对世界的解释，而应通过实践推动对世界的改造，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以自由为指向的哲学，在个体层面呈现为体道自觉和本性自足。《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以娴熟的技艺展示了由“技”进于“道”的自觉，达到了人与技艺合一的境界。这种体道自觉反映到真实人物中，既是“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人闲桂花落”的王维，又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周敦颐和“和粹之气”的程颢。体道自觉强调与外界的互动，而本性自足则主张对内在德性的追求。被谪龙场的王阳明，在风雨交加之夜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提出“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等哲学命题，体现了本性自足与此心光明的统一。无论是体道自觉还是本性自足，都指向理想人格——道家的“真人”、儒家的“圣人”以及马克思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在社会层面，哲学以“自由”为指向，涵盖创造良好生活和实现人类解放两个方面。从古希腊和中国先秦开始，“人应当怎样生活”成为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如何创造良好生活”则成为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到《礼记》的“大同世界”，无不寄托着哲学家对良好生活的憧憬。哲学对“自由”的追求，必然以良好生活为基础，方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亦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才能实现“化智慧为自由”的终极价值。

作者系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常达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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