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3年的一次军区司令员调任接见会上，毛主席提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话题。当介绍到杜平将军时，毛主席笑着说：＂我是师范生，杜平是大学生。＂这句话让在场的其他将领都大吃一惊。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的人少之又少，更别说在将军队伍中了。然而，杜平将军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轻声说道：＂我算不上大学生。＂为什么一个堂堂的开国将军会否认自己的大学生身份？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他的求学之路又经历了什么？而毛主席为何会特意提到这个话题？这一切都要从杜平将军年轻时的求学经历说起。
一、求学路上的坎坷与坚持
1908年，在江西省万载县黄茂县的一个偏僻村庄里，杜平出生在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他是家中八个子女之一，全家仅靠父亲种地和母亲织布维持生计。那个年代，能让孩子上学读书的农家并不多见，但杜平的父亲却独具慧眼，在八个子女中选择让杜平接受教育。
在东洲中学求学期间，杜平始终保持着优异的成绩。1926年春天，当地一位退休教师专程来到杜家，向杜平父亲推荐了长沙的群治大学。这所大学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学费相对较低，而且可以半工半读。
为筹集学费，杜平父亲四处奔波。当时村里一位开设药铺的富商答应借钱，却要求以杜家的三亩水田作抵押，利息更是高达三分。尽管条件苛刻，杜平父亲还是咬牙应允了下来。
1926年秋天，杜平带着父亲东拼西凑来的学费，徒步两天两夜来到长沙。当时的群治大学设在长沙北郊的一座旧式庭院里，校舍简陋，但教学质量却不容小觑。学校延请了多位知名学者任教，如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张某任教国文，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李某教授英语。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杜平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书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清晨四点起床，打扫书店，整理书籍，一直忙到上课铃响才匆匆赶到教室。晚上，他常常在煤油灯下苦读到深夜。
1928年夏天，杜平的父亲突然病重。为了给父亲治病，他不得不将准备交下学期学费的钱寄了回去。然而，父亲还是在当年冬天去世了。失去了经济来源的杜平，不得不在读完两年大学后辍学回家。
回到家乡后，杜平并未气馁。他一边在本地小学教书，一边积极参加进步青年的读书会。正是在这段时期，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并开始关注农民运动。1930年初，他加入了当地的农民协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当年秋天，红三军在万载县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杜平主动请缨加入红军。由于他的文化水平较高，被分配到宣传科工作。从此，这位曾经的大学生，开始了他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漫长征程。
二、从知识分子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1930年秋天，杜平正式加入红军后，首先被分配到宣传科工作。当时的宣传科主要负责编写标语、传单和墙报，以及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由于杜平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编写的宣传材料往往深入浅出，特别受到基层群众的欢迎。
在红3军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杜平的工作方向。1931年初，红3军缴获了一台损坏的电台设备。当时部队里懂得无线电技术的人极少，杜平主动请缨研究这台设备。他利用在群治大学学过的物理知识，加上自学无线电技术，终于在三个月后修好了这台电台。
这一成就引起了军区首长的注意。1931年11月，杜平被任命为红3军无线电队政委。当时的无线电队仅有十几个人，设备简陋，但杜平带领队员们刻苦钻研技术。他创新性地提出＂固定台流动用，流动台固定用＂的战术运用方法，极大地提高了通信效率。
1934年4月，杜平调任红1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这时正值中央红军准备长征，通信保障的任务极为艰巨。为了确保电台设备的安全，杜平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件设备都要专人负责，每天检查保养，遇到战斗时必须优先转移电台。
长征途中，无线电队的工作尤为艰苦。除了要背负重达几十斤的电台设备，还要随时准备架设天线发报。有一次过草地时，一名战士因体力不支，将电池掉入沼泽。杜平带领几名队员在齐腰深的泥水中搜寻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找回了这块关键设备。
1935年9月，在遵义以北的一次战斗中，红军遭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杜平带领无线电队边打边撤，但决不放弃设备。当时有同志建议销毁电台，以便轻装突围，但杜平坚持说：＂没有了枪还可以缴获，没有了电台就真的瘫痪了。＂最终，在战士们的共同努力下，不仅保住了全部设备，还及时发出了重要的战情报告。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特别嘉奖了无线电队的工作。他说：＂红军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保持通信畅通，无线电队功不可没。＂这段经历让杜平深刻认识到，革命战争中通信保障的重要性。
1936年初，杜平被调往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政治工作方法。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留守兵团工作，负责培训通信人才。这时的杜平，已经完全从一个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军人。
三、政工干部的成长历程
1946年春，杜平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旅大地区筹建建国学院。这所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东北地区急需的基层干部。当时的旅大地区百废待兴，缺乏人才是最大的难题。
在筹建过程中，杜平提出了＂教育要从实际出发＂的办学思路。他带领工作人员走访了几十个工厂和农村，了解基层对干部的具体需求。根据调研结果，学院设置了行政管理、财经、文化教育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
当时的建国学院条件十分简陋，教室是改建的旧仓库，宿舍是用木板搭建的临时房屋。但杜平坚持高标准办学，他请来了东北解放区多位经验丰富的干部授课。其中包括曾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也有刚从国统区转来的进步知识分子。
1947年夏天，罗荣桓同志到建国学院视察工作。看到学院采用的教学方法，罗荣桓特别赞许。他说：＂建国学院的经验值得推广，既要重视理论学习，也要注重实践锻炼。＂此后，罗荣桓经常给杜平写信，交流教育工作的心得。
在建国学院工作期间，杜平养成了随身携带相机的习惯。他认为，用照片记录历史现场，对开展政治工作很有帮助。1948年，他拍摄了大批珍贵的历史照片，包括解放军进驻旅顺、大连的重要场景，以及当地群众欢迎解放军的感人瞬间。这些照片后来成为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杜平特别重视基层教育工作。他经常深入连队，了解战士们的文化学习情况。发现有的连队存在＂重训练轻学习＂的现象后，他立即组织开展了扫盲运动。他提出＂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要求每个战士都要学会认字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