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改革自古不易：任你雄才大略，要变法也无可奈何
自古以来改革不易。
到今天为止，只要一提到改革和变法，依然有许多人觉得“太难了”！
从战国时代的吴起、商鞅开始，到后来唐朝的王叔文、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那些勇于改革者的结局大多都很惨淡。
改革为什么难？简而言之，一是改变观念难，因为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形成之后就会有惰性和惯性，要改就会发生冲突。明代大儒王阳明就曾指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二是均衡利益难，改革势必会动了一部分人的蛋糕，或多或少而已，那么这些被动了蛋糕的人一定会坚决反对改革；
三是推动发展难，即便大家知道把蛋糕做大才会有更多的蛋糕分，但没人愿意出面粉、鸡蛋和黄油，毕竟出资源不是谁的义务。
“百代都行秦政法”
三大困难叠加，你别说这些大臣推动的改革了，就算是皇帝老儿自己推的改革也依然不行。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
此时汉朝建立已经60多年，鉴于秦朝严刑峻法二世而亡的教训，汉高祖刘邦在即位之初不得不选择“无为而治”，向大贵族、大地主们放权让利。
在秦朝，始皇帝出巡的排场可让当时还是个穷瘪三的刘邦看了直流口水，让官二代项羽放言“彼可取而代之也！”
结果到了汉初，中央政府没权、没钱，皇帝出行连六匹同样颜色的马都凑不出来，刘邦只好忍痛宣布：不讲究！
到了汉文帝时代，干脆把田地租金从十五税一降低至三十税一，一度还曾全免田租长达十二年。
汉文帝采取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把水陆关税取消，并放开山林、矿藏专营权，使得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
汉代长信宫灯
在对匈奴政策方面，能用女人和钱解决的事情就坚决不用武力解决，于是汉朝长期与匈奴和亲，有人评价说：汉朝每嫁出去一个公主，就能挽救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
汉文帝之子汉景帝延续了这一政策，父子统治的四十年间，国家的人口增长较快，社会经济呈现繁荣局面。
到了景帝末年，出现了粮仓里的粮食堆放不下，只能堆在外面以致于腐败变质，国库里存的铜钱太多，串钱的绳子朽烂，无法计数的夸张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但汉武帝上台时，“文景之治”的一系列后遗症已经开始爆发出来。
第一，中央财权旁落，地方上的诸侯王吃饱喝足之后势力膨胀，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国库为之虚耗；
第二，地主和商人强势崛起，不仅控制了农业、运输业、盐铁业、金融业这些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还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使得底层人民生活困苦；
第三，土地兼并严重，富人明明拥有大量土地却各种花式逃税，导致政府只能按人头收税，等于穷人和富人同等纳税，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汉代贵族出行画像砖
毛主席对此毫不客气地评价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之主，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他在正式执政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调整措施：
首先加强中央集权，撸掉了一串自己都不认识的二叔三伯七舅姥爷，剩下的派出刺史严密监管起来；
其次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鼓吹“天人感应”，用神化来加强皇帝的权威；
第三，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把全国集结在抗击侵略、雪耻报仇的大义名分之下，因此深得人心。
正是在这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基础上，汉武帝开始亲自推动经济改革。
他要求政府加强国营经济管控，把铸币、煮盐、炼铁、酿酒、茶叶全部改成国营，政府提供原材料，统购统销。
汉武帝乃一代奋发有为之主
还加强对私营经济的控制，强制性向大商人征财产税，把全国财富在300万缗钱以上的富人全都集中到长安附近的茂陵居住，让他们把原先占据的土地腾出来。
政府又实施物价管制，把各地出产的名特物资统一调拨，运输到其它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
汉武帝执政54年，改革前后搞了34年，使得国家财力大增，对匈奴作战连年获胜，开疆数千里。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效果，反而很快走上了歧路。
首先，政府将利润最高的产业全部垄断，并且还控制了物流和零售，国家的商业活力大幅下降，直至衰竭；
第二，对富人强制征收财产税，造成创业动力丧失，民众不愿意储蓄，也不愿意投资，原有的小商小矿大量破产，乞丐流民遍地；
第三，国营产业暴露出低效率的本质缺陷，其产品质量不好，却依然要卖高价，搞得老百姓意见很大；
最后，就算把一批大地主清理掉了，但在原来的土地上又诞生了一批新的大地主，土地兼并消停了几年之后还是愈演愈烈。
天灾人祸
由于这一轮韭菜割得太狠，加上国家连年对外用兵，皇室挥霍无度，最终民生凋敝，人口剧减，武帝末年，天下户口仅二千五百余万，比景帝末年五千万人约少二分之一。
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不得不下《罪己诏》，表示：“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公元前87年3月，汉武帝带着遗憾和不甘驾崩，他所大力推行的改革也陷入了“人亡政息”的尴尬局面。
二、邓小平的字典里，永远没有“条件还不成熟”、“再研究研究”
纵观古今历次改革，主要的难点在于妥善解决受益者群体问题。
王叔文搞“永贞革新”，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张居正推“一条鞭法”，其实核心出发点都是“韭菜不要割那么狠，等韭菜长多了再割”。
宋徽宗《听琴图》
至于怎么分蛋糕的问题，甭管是横着切还是竖着切，切六块还是切八块，那都是官家自己的事，从来没有人想过怎么把蛋糕分给老百姓的。
他们搞来搞去，最后是税越收越多，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也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所以最后黄宗羲把话说得很沉重，也很到位：“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南昌起义一声枪响，井冈山走出了工农红军，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赶走了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换来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五亿多穷苦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至此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毛主席用了27年时间给新中国打出了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空间，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建立起了完备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体系，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最后带领中国人民追求幸福事业的接力棒交到了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手中。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从这一天起，改革开放正式开始。
十年之后，邓小平在回顾改革开放的决策历程时说：“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这句话其实已经说明了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因为它代表了近十亿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过上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邓小平说话不长，喜欢言简意赅，有人统计过，一套《邓小平文选》收录了2200多篇文章，平均每篇的字数才3800字。
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讲了意味深长的三句话，一句是“发展是硬道理”，第二句是“稳定压倒一切”，最后一句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关键是让最广大的群众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轧钢工人出身，快70岁还在江西干钳工、自己种地种菜的邓小平，身上有一股务实的干劲。他决定的事情一般是立即就干，在他那里，永远没有什么“条件不成熟”，没有什么“再研究一下”。
1977年8月，中央开会讨论恢复高考事宜，邓小平在听取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意见之后当即拍板：今年还来得及，今年就恢复！
他还让教育部负责同志立下了“军令状”：这事情你们干得了干不了？如果你们干不了，我知道有谁能干。
三中全会之后他对同志们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小平同志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很多事情都是他听到之后觉得对头，再下决心全国推广的。
当他看到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结果尽管遭遇旱情，农民却户户增产的报告之后，突然意识到“计划”可能是多余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生机
原先大家都以为只有有了计划才能搞生产，但现在看来没有计划之后群众反而过得更好。
对此，邓小平曾果断地说：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很快，全国各地的农民都收到了这样的政策：土地承包可以，但不能短包，得长包！是为期15年、30年的那种“长包”，后来，干脆调整成“长期不变”。
承包的责任，一开始和产量挂钩，约定每亩地必须上交若干斤粮食，后来又调整为资产增值，也就是你养鸡养鸭也好，开荒种果树也好，搞鱼塘也好，乃至于办企业也好，只要实现了价值创造就行！
不到几年时间，承包责任制的政策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
这样一来，产权界定明确了，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心态，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激励。
人民心声
从1979年到1984年，6年间中国的农业产值增长了94%，年均增速11.6%，这是个惊人的速度。
1978年这一年，我国的粮食产量是3亿吨出头，而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4.07亿吨，这使得中国人口虽然从9.63亿增长到10.44亿，人均粮食拥有量却从316公斤增长到了390公斤。
390公斤看起来多，平均到每天看还真不多，相当于每人每天一公斤出头，这还不只是大米，包括小麦、玉米、番薯、土豆之类的，但简而言之就是“能吃饱饭”！
与粮食产量同步增长的还有棉花，为什么要提棉花呢？因为粮棉对应的是重逾千钧的两个字：温饱！
1984年这一年，我国的棉花产量是6077万吨，平均每人59公斤，和人均粮食拥有量一样刚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做件棉袄要1斤棉花，做条棉被要10斤棉花，这一年的棉花数量够每人做5条被子，9件棉袄，老百姓应该是不会挨冻了。
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民向国家缴纳公粮
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了几千年，到这一天终于能够不再担心吃饱穿暖的问题了。
农村土地承包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乡镇企业。
在这之前，但凡是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都是不允许的。
要想跨越这条红线，即使是邓小平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人民群众自动自发地创造出来的各种新事物，邓小平的态度一直都是“试一试”、“看一看”。
来自安徽怀远的年广久自9岁开始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叫卖水果炒货，炒得一手好瓜子，眼看瓜子生意好供不应求，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雇了4个帮手开作坊炒瓜子叫卖。
年广久和儿子上街卖瓜子
短短两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风言风语很快纷至沓来，年广久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安徽省委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邓小平经过慎重思考批示：不能动他，先放一放，看一看。
1992年邓小平针对“傻子瓜子”事件回忆说：
“……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其实现在看来，“傻子瓜子”的存在绝对是合理的，因为年广久当时雇佣的一百多名工人大部分都找不到工作机会，而且他付给工人的薪酬待遇也不低于芜湖国有工厂的水平。
再退一步讲，“傻子瓜子”成功之后，办炒货店的越来越多，形成市场竞争，市场的供给增加了，雇佣的工人增加了，顾客的利益也增加了。
中国怎么走？邓小平殚精竭虑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刺激消费、增加就业、拉动内需的大好事，理应提倡。但在当时，要办这件事就那么困难，如果不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恐怕后来的民营企业发展绝不会那么顺利。
在邓小平这里，没有所谓的“颅内设计”，没有固定的方案，而是什么对中国发展好，咱们就用什么，市场对中国发展有好处就用市场，私营企业有好处就用私营企业。
1978年，“社队企业”的就业人数为2827万人，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
到198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振兴中国农村的首要力量。
晚年的邓小平坚决反对把功劳都堆在个人头上，他说：
“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