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刘少奇长女，丧母后被卖做童养媳，临终嘱咐后人：不要从政

2020年6月7日，一位92岁的耄耋老人在北京306医院逝世，享年92岁，弥留之际，她神思恍惚，一双手抓在空中，喊着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一遍一遍的说：

“费尔南多，对不起，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我的国家需要我------”

这位老人叫刘爱琴，是开国领袖刘少奇的长女。她口中念念不忘的外国人“费尔南多”，是她的西班牙恋人，她的第一任丈夫。

她为什么会与西班牙人结婚呢？后来又为何抛弃家庭？今天我们说说她的坎坷经历。

一、面对已经怀孕的刘爱琴，刘少奇坚定地说：你理解也得回去，不理解也得回去

1949年，21岁的刘爱琴与哥哥刘允斌已经在前苏联生活10年。

她经历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在忍饥挨饿又寒冷彻骨的莫斯科，她和来自世界各地共产党人的孩子们一起，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照顾伤员。他们坚信：胜利一定会属于共产党人。

纳粹德国投降后，她顺利考入莫斯科一家大学，学习经济管理，在这里她认识了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后代——帅气热情的费尔南多。

刘爱琴是一个严谨认真的女孩儿，一开始她并没有想过要与费尔南多结婚，他们只是有着共同理想和爱好的朋友。

身在国外，举目无亲，两个年轻人很快就彼此吸引，心心相印起来。费尔南多经常对刘爱琴嘘寒问暖，给她送面包，陪她散步。

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刘爱琴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这是从小与父母分离的她不曾有的。

1948年，刘爱琴与费尔南多结为夫妇，漂泊了20多年刘爱琴终于稳定下来。她怀孕了。

费尔南多也从小和双亲分离。他们规划着：为事业奋斗，一辈都不会分开，不再让自己的孩子经受骨肉分离的苦难。

可意外总是先于计划来到。

1949年的夏天，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刘爱琴和刘允斌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爸爸。

刘少奇见到兄妹俩，先是详细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又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革命不易，国家现在需要你们。”

当时刘允斌也在苏联结了婚，婚姻的对象是一位苏联女科学家，还带回去给刘少奇看过，因此刘允斌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刘少奇看向刘爱琴时，发现女儿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他没有追问，只是静静的看着女儿。

刘爱琴沉默半晌说道：“爸爸，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留在苏联也是干事业。”

谁知父亲回答：“你理解也得回国，不理解也得回国，党培养你是让你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不是让你享受安逸生活的。”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不近人情，但刘爱琴在父亲坚定的目光里看到信念。为了革命，他先后失去了五任妻子，却从未因此抱怨，“小家”在“大家”面前或许不值一提。

刘爱琴只得掩住自己滴血的心，一步一回头，告别费尔南多，跟着刘少奇登上了飞往祖国的飞机。

二、在当童养媳时，刘爱琴想过死，但想到母亲，她又坚持了过来

近乡情更怯，阔别10年，重返故土，刘爱琴感慨万千，离开时她才11岁，是一个在战乱中饱受苦难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一个20出头的大姑娘了，往事一幕一幕在脑中浮现。

刘爱琴的母亲名叫何宝珍，是刘少奇的第二任妻子。

1928年，刘爱琴在武汉出生。因为艰苦的斗争威胁，刘少奇咬了咬牙，将出生不到3个月的刘爱琴，送给一对叫做赵春山的工人夫妇。

在赵春山家里，她跟养母家的弟弟一起捡煤核、挖野菜、打猪草，生活虽然贫苦，童年还是很快乐。

可后来时局动荡，赵春山失业，养母多病，家当很快被卖光，一家人做过乞丐，连饭都吃不上了。为了讨个活命，养父母只得把7岁的刘爱琴卖到汉口做童养媳。

过去的童养媳，说白了就是女佣，给一口饭吃。从此，刘爱琴开始了梦魇一样的生活。

每天天不亮，她就要起来打水、劈柴、做饭，稍有不慎，就会被“婆婆”拳打脚踢，不给饭吃。刘爱琴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饭也没得吃，冬天时伤口化脓结痂又裂开。

忍着钻心的疼痛干活这还罢了，不幸的是，她才一岁的“小丈夫”生天花死了，“婆婆”认为刘爱琴命硬，“克”死了儿子，就开始变着法子折磨她。

何宝珍

“婆婆”经常一边拿着棍子没头没脑的打刘爱琴，一边不停的咒骂：“你这个扫把星，你个赔钱货，克死了我儿子，老天爷咋不长眼，让你赶快见阎王”。

常年的饥饿、过度的劳累，让刘爱琴骨瘦如柴；非人的折磨，又让她神经紧张，极度缺乏安全感。

在这苦难的日子里，刘爱琴想到了死，许多女同胞也是这么做的。

是母亲何宝珍留给她的照片给了她活下来的勇气。照片中的妈妈看着她，那么温暖，那么慈祥。她要活下来，等着妈妈来接她。

刘爱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在1938年见到一个高大慈祥的男人。他告诉刘爱琴：“我叫周恩来，和你父亲是战友，你可以叫我周叔叔。”

刘爱琴很快被周叔叔接到了延安，看到自己父亲的父亲刘少奇。面对父亲的怀抱，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妈妈呢？”

刘少奇抱着面黄肌瘦的女儿也沉默了，他红着眼叹着气说到；“你母亲在几年前牺牲了。”刘爱琴听到这个消息，只得呆呆地看着母亲的照片，一言不发。

原来命运这样残酷，自己与亲生母亲，尚未见面，就已死别。

三、面对革命小将，她怒斥：他全心为了你们啊，你们还反过来害他

在延安的日子，是刘爱琴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尽管父亲忙于工作，很少顾及她的衣食住行，但是刘爱琴内心是安全的，她现在有学上，有饭吃她是一个有家的人了。

而且这里的人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革命。10岁的刘爱琴虽然不大懂，但也深受这种氛围感染，小小年纪就有了一颗革命的心。

一年后，刘少奇接受新的工作安排离开延安，临走前，父亲安排她与哥哥一道，踏上了去苏联求学的旅程。尽管不舍，但她接受的教育告诉她：这是为革命必要的付出。

出发前，父亲一再强调：为了祖国，好好学习，将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在刘爱琴的记忆里，刘少奇的话并不多，没有过多的时间对孩子们谆谆教导，但一见面就是提醒他们要谨记爱祖国、爱人民，舍小家、为大家。

1949年回国后，刘爱琴先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授俄语，在校期间，刘爱琴的为人处世都严格按照父亲的要求，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认可。

她积极申请入党，第二年预备期满，没想到在转正的时候没有通过。

原来父亲刘少奇给刘爱琴单位写了一封信，上面说：

刘爱琴同志需要继续努力，请组织严格审查。

听到消息，刘爱琴气哭了：当初是父亲鼓励自己的，现在却给自己“下绊子”，天下有这样的爸爸吗？刘爱琴忍不住抱怨道。

他也知道，父亲这样做是一心为公的。后来，她更加努力，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到国家计委工作。

后来国家“精兵简政”，刘爱琴又主动报名，下乡到内蒙工作。

文革开始后，革命小将找到刘爱琴说：“你的弟弟妹妹都揭发了你父亲，只要你也揭发，组织上会考虑优待你。”

刘爱琴说：

我一出生，他把我送给了别人；我刚结婚，他就拆散了我的婚姻，把我带回祖国；我要入党，他说我不够格。
我乘一回他的车子，他大发雷霆，说我是资产积极的臭小姐。我打电话跟他诉说生活困难，他说还有比你更加困难的，不要搞特殊化。
他这样严苛地对我，就是因为他全心为了革命，为了祖国。他是为了你们啊，你们还反过来害他！

结果可想而知，刘爱琴也成了“专政”的对象。她的牙齿被打掉了，腰被打坏了，小便也失禁了。

1967年，刘爱琴听闻哥哥刘允斌不堪受辱自尽，她无比痛苦极，也想一死了之头。

可是不能啊，她眷念着父亲，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她坚信自己的父亲是无私的、是伟大的、是被冤枉的。

直到1969年11月，父亲逝世的噩耗传来，她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四、有人问：可否怨恨过自己的家庭？她说父亲做了他认为对的事，我怎么能责怪他的选择

父亲都没了，刘爱琴咬着牙想道：想批就批吧，想斗就斗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等待父亲沉冤昭雪的一天。

她开始偷偷准备为父亲写一本传记，不管真相是否大白，她也要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告诉后人：“刘少奇是一个忠诚于国家、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人，他不是反革命，不是国贼。”

就这样过了10年，1979年，刘爱琴收到了“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的通知，那一年她已经61岁了，重返工作岗位，到河北师范大学，任俄语系副主任。

1980年，刘少奇彻底平反，中央组织了盛大的悼念仪式，在追悼会现场，刘爱琴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你知道吗？我是党员了”。

1998年，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之际，刘学琴的书出版了，名字叫做《我的父亲刘少奇》。

封面的照片是1949年刘少奇去访问苏联的时候拍摄的，刘少奇一脸严肃地坐在沙发中，刘学琴则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2008年，刘学琴已经80岁了，她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桌前审阅《我的父亲刘少奇》的再版资料。

满头银发，神采奕奕，有着历经沧桑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宽容、豁达；她目光温柔、神态安详，有着铅华洗尽的不惊、不喜、不惧。

一路走来，波折不断，苦难重重，人生跌宕起伏，有人问她：可否怨恨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她回答说：曾经向往过出生在普通人家，但是出生是一个无法选择的事情，她坦然接受。

有人问她可否责怪父亲？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父亲做了他认为对的，作为儿女，我怎么能责怪他的选择。

有人问她对祖国的理解？她的眼中满含泪水，因为爱得深沉。

她扪心自问，为祖国，为党，她忠诚如初，对得起天地良心。她唯独歉疚的，是对不住自己的家庭，是自己曾经的爱情。

弥留之际，她想起了自己最初的爱恋，也告诫孩子们：不要从政，这条路太苦，你们不必经历。

刘爱琴逝世后，她的家属遵照遗嘱，将她的遗体捐赠给医疗机构，用作科学研究，刘爱琴为祖国献出了自己最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