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赵一曼的儿子给毛主席寄了封讽刺信，主席看后回复6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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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我国农田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加上之前“总路线”、“大跃进”等席卷全国的运动，粮食减产严重。而苏联又宣布撤走专家，并且要中国赔偿152亿元卢布，这让毛主席更是夙夜在公，忧心重重。

1960年8月，毛主席在公务文件里看到了一封信件，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封讽刺信，上面写道：“笙歌烈，华灯直上黄昏月，黄昏月，几人欢喜，几家呜咽？”精通文学的毛主席立刻看出这是一封讽刺他享受着华灯笙歌，却不管外面呜咽的讽刺信，信上还大胆地留下了名字——陈掖贤。

“这个陈掖贤是什么人！”毛主席询问工作人员，语气严厉，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说：“他是赵一曼同志的儿子。”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答案，毛主席沉默了，许久，说道：“不要追究此事”，并且把信藏了起来，而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个名字--赵一曼

赵一曼之子的坎坷命运

1950年的暮春，人们走进电影院观看一部刚刚上映的电影《赵一曼》，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抗日电影，在东北不断组织革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女英雄赵一曼不幸被敌人俘虏，在受尽拷打和审讯后也不肯向敌人屈服，从容赴死，时年31岁，她大义凛然，用年轻的热血染红了革命的红旗。

临死前，她柔肠百转，露出难得的温情，匆匆写下了给乳名“宁儿”的儿子的遗言：“……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我不能用千言万语来教导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导你。等你长大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2岁的陈掖贤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了电影，离开电影院后，他和其他人一起离开了电影院。尽管感佩于英雄的勇敢无畏，但此时的他丝毫不知，那个遗嘱里赵一曼最牵挂的宁儿，竟然就是他自己。

为什么明明是母子，陈掖贤却一无所知呢？原来，赵一曼是个化名，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敌人对家中亲友的打击报复。而对于陈掖贤来说，母亲原名李坤泰，后改名为李一超，为了革命工作，早在他年幼时就将他送往大伯家中，随后只身去了外地，后来再也没有回来。

年幼时，陈掖贤在大伯陈岳云家寄居，一开始不明身世，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周围人待他有些不同。等到年岁渐长，他听到了一些传闻，自己是个野孩子，而真正的父亲是早早离家，不知何时归来的八叔陈达邦。

陈掖贤本就和兄弟相处不算融洽，听到传闻，又和养父母确认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寄人篱下。从此，他郁郁寡欢，而人们偶尔谈起李一超多年不来，也许是遭遇了什么不幸，更让陈掖贤心情黯淡。

1943年，父亲陈达邦终于从外国归来，家里的亲属立刻推着父子相认，这本是一件好事，但陈掖贤十二三岁了，多年不见的父亲与陌生人无异。

不久后，家中叔父就说起李一超毫无音讯，也许在混乱的时代之中丧生，劝陈达邦另置家室。陈达邦随后结婚成家，而陈掖贤面对父亲的新家庭不知所措，最终选择了减少来往。

新中国成立后，陈掖贤的姑姑、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找到了侄子，接陈掖贤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也正是在那不久之后，《赵一曼》的电影上映，大江南北都知道了这样一位英勇不屈的革命烈士和她心心念念的“宁儿”，而一封寻找“李一超”的信，也把陈掖贤带到了期盼已久的母子相认的命运面前。

二 烈士之子的矛盾生活

“赵一曼就是李一超！她是你的母亲！”

自从李一超失踪之后，姐姐李坤杰一直在到处打听妹妹的消息。1954年，有人发现了李一超和电影里《赵一曼》的事迹很像，加上赵一曼是化名，几经走访和调查，终于查证了赵一曼就是李一超的真相。

得知电影里的赵一曼就是母亲，陈掖贤震动无比，他一直心心念念的母亲终于有了音讯。他急切赶往东北，心情激动地走进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悬挂着那封母亲临死前写给他的遗书，陈掖贤热泪盈眶，将遗书每一个字都抄写下来，心如刀绞。

多年来没有母亲的委屈和对母亲的濡慕之情，这一刻都化为了刻骨铭心的憧憬和敬仰，为了不忘记母亲的事迹和教诲，年轻的陈掖贤用钢针蘸了蓝墨水，在手臂上一笔一划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此后，陈掖贤再也无法看当初的电影，电影里每一个被折磨的细节都会像针一样扎疼他的心。然而除了电影之外，他可以怀念母亲的东西并没有太多，即便有着亲人安慰，也找到了多年失踪的母亲的下落，这依然成了他的痛楚和遗憾。

赵一曼之子“宁儿”尚存于世的消息，也传到了中央领导耳中，我党历来有优待烈士亲属的传统，很快，陈掖贤就被相关部门告知，作为烈士之子，他可以去办烈属证，领一笔抚恤金。

但陈掖贤断然拒绝，反应激烈，这是母亲用鲜血和生命付出的事业，出于对母亲的尊重，他不愿用人子的身份沾光。后来，尽管相关部门多次催促，他不仅没有去领抚恤金，连烈属证也没有去办。

对于母亲赵一曼，陈掖贤一生都将之奉为信仰，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就连暮年也在遗书里告诫两个女儿，不要利用烈士亲属的身份去换取任何好处，不要做对不起这个名字的事，这是陈掖贤的骄傲之处，也是陈掖贤的固执之处。

1956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毕业后没有去做一名外交官，而是分配到了北京工业学校，担任政治课老师。学校安排了教研组帮他尽快熟悉工作，人们很快发现，陈掖贤拥有广博的历史知识，深厚的古文基础，讲课时理论基础扎实，观点明确，很快就上手了教学工作。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显得不够成熟。他性情内向，情绪并不稳定，有时候不太注重个人形象，显得不修边幅。学校为他分配了宿舍，他却难以打理个人卫生，在生活的条理性方面，他远不如工作上手领悟得快速。

不仅是个人形象和卫生情况，陈掖贤对于到手的工资也花得随意，缺乏规划，这导致他工资虽然不少，却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有一天，同事袁宝珊备课回来，陈掖贤正在喝酒，下饭菜是一种炸虫子，不由多问了一句：“这是什么？”

陈掖贤得意道；“这叫龙虱，营养丰富，以前只有南方有，好不容易在前门大街看到了一次，我买回来炸了。”袁宝珊笑道：“这怕是不便宜吧。”陈掖贤不以为意的点了点头。

如此潇洒了上半个月，下半个月陈掖贤就无以为继，连饭都要吃不上了。他只好去工会借“小额贷款”5元，用来保证月底吃饭，而他一个月的工资是69元，只要稍加注意就足以生活，但陈掖贤这前松后紧、寅吃卯粮的情况却一直没有改善过。

三 日渐沉重的精神压力

1957年，陈掖贤结婚了。妻子张友莲是他教过的学生，毕业后，陈掖贤选择了向她告白，两人顺利走入了婚姻殿堂。但陈掖贤不愿把工资交给妻子。两年后，他们第一个女儿出生，经济上的混乱导致了每到月底，一家生活常常拮据，而这一切又让夫妻争吵加剧，尽管有了孩子，夫妻却最终在这一年以离婚收场。

个人生活一地鸡毛，陈掖贤显然无法照顾好女儿，最终选择把女儿送到了四川的姨妈那里。张友莲得知之后大受打击，甚至患上了精神疾病，时常住院治疗，这些也让陈掖贤的生活充满了烦恼和苦闷。

1960年，正处于三年灾荒时期，父亲陈达邦来探望他，看他饿得面黄肌瘦，心下不忍，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吃了一顿饭，特意点了一道“红烧狮子头”。

虽然陈掖贤享受了这顿饭，事后却非常后悔。回去的路上，看着周围面有饥色的行人，他对自己的行为上纲上线，认为这是享受了“特权”，甚至向党委书记汇报了自己的思想问题。党委领导对他的烦恼耐心安慰，告诉他不要有思想负担，政协礼堂餐厅本就是招待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但这并没有让陈掖贤释然。

作为赵一曼之子，他是骄傲的，也是严格的。他强烈要求自己能够像母亲一样做一个为国为民付出的人，稍稍有所优待，就让他愧疚难当，懊恼不已。而也正是这样的思想，让他写信送到了中南海，表达自己不成熟的意见。

毛主席收到信后没有发作，想起赵一曼的英勇牺牲，想起陈掖贤自幼失去父母陪伴，他对周围工作人员说了六个字：“不要追究此事。”

在1960年的“狮子头事件”和“寄信中南海”之后，隔年春天，陈掖贤的精神情况日渐令人担忧，教学质量也随着精神情况下降，党委领导担心他压力太大，罹患忧郁症，让一名同志陪他去安定医院检查，在那里，陈掖贤住了几个月的轻症病房。

这时，由于陈掖贤已经离婚，党委组织就让那位同志帮他代管工资卡。出院后，陈掖贤收到了存折，上面竟然有了惊人的200多元，对于从来攒不下钱的陈掖贤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

但陈掖贤和党委领导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一番出于好意的安排，在1966年引来了狂风暴雨。那一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各地，当初为陈掖贤安排工资、让陈掖贤去医院看病等等，都成了“迫害烈士之子”的罪名。

作为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一生都在“烈士之子”“英雄之子”的笼罩之下。这成了他的骄傲，也成了枷锁，令他被人利用。令他更没有想到的是，父亲陈达邦也在这一年被批斗，临死之前，陈达邦对陈掖贤叮嘱道：“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

不久之后，陈掖贤也被关进了牛棚，原因是有“反党思想”，直到10个月后，他才被放了出来，回到了原单位。然而仅仅隔了三个月，北京工业学校解散，陈掖贤和许多人一起，下放当了工人。

生活对他一向艰难，幼年如此，中年之后更是如此。他本就性格郁郁，此后更是少言寡语。而他的家庭，也是一言难尽，拮据困苦。在离开医院后，陈掖贤和妻子张友莲复婚，并且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但妻子身体虚弱，常常要去医院，而他的工资应付一家支出捉襟见肘，有时候连吃喝也满足不了。

1974年，陈掖贤很久没有出现，人们找到他时，他因为饿了四五天起不了床，人们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这样的事，在八年后又发生了一次，1982年，陈掖贤又一次几天没有动静，当人们找上他家，推开了门，看见的却是他自缢于家中，以及一封留给女儿们的遗书。

“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这一年，陈掖贤55岁，年过半百，历经风雨，对于女儿们的叮嘱，一如当年他站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刺下母亲的名字，希望女儿们不要忘记母亲赵一曼的付出，不要走向错误的道路。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许多革命志士为了中华的未来舍家企业，不惜自身投入革命的烘炉。陈掖贤一生没有多少父母的陪伴，导致他在长大后很难维持人生的条理，应对生活的困难。

但尽管如此，他也有他的骄傲，他的骄傲，就是不辜负从未见面的母亲，不让母亲蒙羞。陈掖贤对自我严格要求，对女儿也是，他将这样的执着和骄傲，传给了后人。

参考资料

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中新网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中国家书·初心使命篇 | 书信教子传家风————要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九十三事述征程第四十四集：抗联烈士赵一曼后代的追忆|赵一曼|抗联_新浪军事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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