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氢弹零件被盗案:周总理限10天破案,女盗贼蝴蝶被捉拿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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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春天,一起震惊中南海的窃案在太原至北京的596次列车上发生。两名七零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押送重要的氢弹零部件"TQD自动仪"途中,遭遇了精心策划的调包盗窃。这一事关国防安全的特殊部件失窃后,迅速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总理当即下达"十天破案"的死命令,一场跨省联动的追凶行动就此展开。专案组在时间紧迫、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请来了曾破获多起大案要案的"中国名探"郭应峰。经过缜密侦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这起看似是特务所为的案件,竟是一位外号"蝴蝶"的女扮男装的女贼所为。最终,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专案组通过巧妙布局将"蝴蝶"抓获,成功找回了关键的氢弹部件。

国防要务背后的神秘迷局

1969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珍宝岛事件的硝烟尚未散尽,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位于太原的七零三研究所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研制氢弹的关键零部件"TQD自动仪"。这个体积不过收音机大小的部件,凝聚着整个研究所两年来的心血。

研究所的安保工作一向严格,特别是对于武器部件的运输有着细致的规定。大型部件需要专车运送,全程武装护送;小型部件则由多人乘坐火车护送。

作为研究所的重要负责人,秦家康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他精心挑选了身手不错的下属杨晓晨作为同行,准备携带"TQD自动仪"前往北京进行最后的鉴定工作。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选择了最普通的黑色人造革拎包作为容器。这个看似平常的决定,却为后来的变故埋下伏笔。

在当时的形势下,各方势力对中国的军事发展都极为关注。特务活动频繁,间谍渗透不断,这给军工单位的保密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七零三研究所承担着国防科技的重任,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研制"TQD自动仪"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这个部件凝聚着中国科研人员的智慧和心血,对于氢弹研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核威慑能力。

在研制过程中,研究所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都经过严格审查,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安全规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春日,一场惊心动魄的窃案即将上演。这不仅考验着相关部门的应对能力,更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



列车生疑云暗换乾坤时

太原火车站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缓缓驶入。秦家康和杨晓晨从车上走下来,手中提着一个普通的黑色人造革拎包。

他们混在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中间,不紧不慢地走向站台。这个看似普通的场景下,两人却暗自绷紧了神经。

596次列车徐徐启动,车厢里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秦杨二人选择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将拎包放在行李架上。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特意用金属链条将包的提手和架子锁在一起。检查确认无误后,两人轮流盯着包,目光始终不离。

列车行驶在太原到北京的线路上,预计需要十三个多小时。沿途虽然停靠多个站点,但都不是大站,停留时间并不长。



到了代县站,车厢里弥漫着烧鸡的香气。饥肠辘辘的秦家康让杨晓晨下车去买了烧鸡和高粱酒,但为了保持警惕,他们只吃了烧鸡。

午饭过后,车厢里的气氛逐渐安静下来。不少乘客都进入了梦乡,而秦杨二人则继续强打精神守护着那个黑包。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车厢里。那人有着黄褐色的头发,手里提着一个与秦杨二人同款的黑色拎包。

这个人将包放在了秦杨二人的包旁边,动作看似自然。在拥挤的车厢里,这样的举动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

列车继续向北京驶去,车厢里的人来来往往。秦杨二人始终保持着警觉,却没有发现危险正在悄然逼近。

夜幕降临,火车终于抵达北京站。当杨晓晨准备解开链条锁时,却发现锁已经被打开过。



他们急忙打开包一看,里面只剩下两团破旧的报纸。在这一刻,他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要任务出现了致命的失误。

秦家康立即指挥杨晓晨去检票口堵人,而他则开始在拥挤的站台上寻找可疑人员。然而,在熙攘的人群中,那个黄褐色头发的身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起看似简单的调包案件,实则暗藏玄机。那个精心准备的同款黑包,那个不经意的换位,无不显示出犯罪分子的老道。

在这个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时期,"TQD自动仪"的失窃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比秦杨二人更清楚。这个案件即将掀起轩然大波,惊动中南海。

总理亲批限期破案令下

案件迅速上报到国防科委,引发高层震动。一通紧急电话打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汇报了这起特殊的失窃案。



当晚,谢富治部长正在别墅中准备接受医生治疗。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打断了他的休息时间。

电话那头传来总理办公室的声音,谢富治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赶往西花厅。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二次接到关于这个案件的通报。

早些时候,铁道部公安局就这起案件寻求配合时,谢富治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如今总理亲自过问,情况显然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多。

西花厅内气氛凝重,周恩来将一份详细的案件资料交给谢富治。十天,这就是总理给出的破案期限。

谢富治立即组建了专门的专案组,成员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高阳明、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刘灵华、河北省公安厅代理厅长裘为群、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俞午,以及他的得力助手黄碧华。

专案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时,黄碧华已经准备好了详尽的案情分析材料。会议室内,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和紧迫性。



专案组将调查方向分为两条线索:一是特务作案的可能,考虑到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和珍宝岛事件的影响。另一条线索则是普通的火车盗窃案件。

专案组立即展开行动,边防口岸和哨卡开始对出境人员进行严查。同时,所有出境的仪器类物品都被扣留检查。

邮电部门接到通知,暂停了对境外邮寄仪器类物品的业务。专案组分成四个小组,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内展开摸排调查。

高阳明负责审问秦家康和杨晓晨,希望从他们的叙述中发现新的线索。这个策略很快就得到了回报,秦家康提供了关于可疑人物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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