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公元669年，年届古稀的唐朝重臣李绩（即徐茂公）卧病在床。当太医带着皇帝李治和皇后武则天赐下的御药走进府邸时，这位＂多智近妖＂的老臣不得不恭敬接过。然而，待太医离去，他却毅然将口中药物吐出。面对惊慌失措的儿子，这位经历过大唐王朝兴衰更迭的功臣只是悲叹：＂我山东田夫耳，位三公，年近八十，非命乎！＂这番看似无奈的话语背后，却暗藏着一个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作为从瓦岗起义到大唐建立的见证者，他在太子之争中的明哲保身，以及在武则天问题上的站队选择，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结局。十五年后，他的坟墓被掘，棺椁被毁，诉说着一个乱世功臣的悲凉命运。
从山东田夫到大唐重臣
在隋末大乱的时代，山东出了一位叫徐世绩的人物，字懋功。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他与翟让、单雄信一同创立了瓦岗军，在河南一带占山为王。
这支起义军最初由翟让担任总瓢把子，单雄信是二当家，徐世绩位居第三。随着形势发展，李密加入瓦岗军后凭借个人才能很快取代了翟让的位置，但徐世绩依然保持着老三的地位。
瓦岗军在与王世充的较量中失败后，徐世绩做出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投奔了李渊的大唐阵营。凭借着自己的地盘和势力，他以＂加盟＂而非＂投降＂的姿态进入大唐。
李渊对这位新盟友十分重视，赐予他李姓，改名为李世绩。这种待遇在当时并不多见，与另一位加盟大唐的燕王罗艺享受着同等的礼遇。
然而大唐统一天下后，朝廷内部却暗流涌动，分裂成了以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首的两大势力。面对这种局面，罗艺选择了支持太子李建成，而徐茂公则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玄武门事变爆发后，李世民成功登上皇位。新皇帝对于那些曾经支持太子的人物进行了清算，罗艺就此被除去。
虽然徐茂公在这场夺位之争中保持了中立，但这种态度并未让他得到新皇帝的完全信任。李世民虽然将他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但排名却在倒数第二位，这与他的功绩极不相称。
随着时局的变迁，徐茂公的名字也在不断改变。李世民登基后，为避讳＂世＂字，他的名字又从李世绩改为李绩。这三次改名不仅反映了他的人生轨迹，也折射出他在乱世中的生存之道。
在民间传说中，徐茂公与诸葛亮、刘伯温并称为三大半仙。但与这两位名臣相比，徐茂公的影响力却逊色许多。诸葛亮留下了《马前课》，刘伯温创作了《烧饼歌》，这些作品被后人视为预言历史的神作。
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和刘伯温都是文学大家，分别创作了《出师表》和《卖柑者言》等传世名篇。相比之下，徐茂公却未能在文学创作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御药赐下却难解命运悲凉
贞观二十三年腊月，长安城内飘起了鹅毛大雪。年过七旬的李绩躺在府邸的内室，重病缠身的他已经连续卧床多日。
御前太医背着药箱，踏雪穿过府中庭院，匆匆赶到李绩的病榻前。他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皇上李治和皇后武则天非常关心李绩的病情，特意为他送来了御赐的汤药。
这份殊荣让府中上下都感到振奋。李绩的几个儿子立即跪地叩谢皇恩，而后将父亲扶起，准备接受这份来自皇家的恩典。
太医将药碗递到李绩手中，恭敬地说明这是皇上和皇后亲自挑选的方子。李绩接过药碗，向着皇宫方向拜谢，随后将碗中药汤一饮而尽。
太医见李绩服下药后，便开始收拾药箱准备离开。临走前，他还不忘叮嘱府上的下人要细心照料老大人，等待药效发作。
府中下人送走太医后回到内室，却看到让人震惊的一幕：李绩正在将刚才服下的药汤吐在一个瓷盆里。这个举动立刻让屋内的人陷入了恐慌。
李绩的长子第一个反应过来，立即上前询问父亲是否觉得身体不适。其他人也纷纷猜测是不是老大人被什么邪祟缠身，建议请道士或巫医来府上做法。
面对众人的惊慌，李绩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他摆了摆手，制止了儿子要去请巫医的提议。
李绩看着惊魂未定的儿子，缓缓道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本是山东的一个田夫，能够位居三公，活到快八十岁，这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事，何必再去求医问药呢？＂
这番话说完，屋内一片寂静。李绩的儿子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应父亲的这番话。府中的下人们也都低着头，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从这天起，李绩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他将自己的生死交给天命，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对于一个经历过隋唐两朝更替、见证过无数政治风云的老臣来说，这种选择似乎蕴含着某种深意。皇帝送来的药，看似是一份隆重的恩典，但他宁可放弃这最后的求生机会。
这一幕很快在长安城中传开。有人说李绩是因为年事已高，看破了生死。也有人说这位老臣是在用这种方式向世人表达什么。但无论如何，这成了他人生最后的重要抉择之一。
皇宫中得知李绩拒绝继续治疗的消息后，太医们也不再登门。御赐的药物成了他在朝廷中最后一次受到的恩典。
这场发生在长安城内的往事，成为了解读这位传奇人物晚年心态的一个重要线索。从一个山东田夫到位极人臣，他的选择始终充满着智慧与深意。
乱世智者难逃宿命纷争
贞观年间的太子之争不仅撕裂了大唐朝廷，更将许多重臣推向了悬崖边缘。李绩作为老一代功臣，在这场角逐中的处境尤为微妙。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势力分庭抗礼的日子里，朝中大臣几乎都被裹挟其中。曾与李绩同为投唐功臣的罗艺，毅然投入了太子李建成的阵营。
李绩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既不倒向太子，也不投靠秦王。在朝堂上，他总是谨言慎行，对两派之争都不表态。
这种游走于两派之间的做法，在当时看来颇为高明。玄武门事变爆发时，支持太子的罗艺迎来了灭顶之灾。
然而李绩的骑墙之术并未为他赢得新皇帝的完全信任。李世民登基后，虽然将李绩列入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但给予的排名却在倒数第二位。
这个排名与李绩的功绩极不相称。从瓦岗起义到投奔大唐，他为李氏江山立下的汗马功劳远超过许多排名在他之前的功臣。
李世民对李绩的提防从未放松。在一次微不足道的过失后，李世民立即以此为由将李绩外放为官。这道调令背后的用意不言自明。
面对突如其来的贬谪，李绩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他没有任何怨言，立即收拾行装，欣然接受了这次外放。
如果李绩当时表现出哪怕一丝不满，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更为严酷的结局。正是这种识时务的态度，让他躲过了李世民最后的追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