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紫心勋章》公映——描述日本人虐待美军战俘的美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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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1945年，开始在天上散布“死亡火雨”的是美国轰炸机队，因此整个日本都在骂“英美鬼畜”。

“日本人将成为一个流浪民族”

但问题在于，战局一步步向前推进，自认属于“指导种族”的日本人面对军事上的失败，身为“人间神”的天皇将要对一个粗鄙的美国将军点头哈腰，天皇帐下林林总总也颇有“神之傲慢”的将军、参谋、政客都有被送上断头台的可能。怎样才能让一个深陷种族主义的民族承认战败的事实，承认他们自明治维新以来都生活在弥天大谎之中？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席卷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和日本政界频繁的刀光剑影之下，以“国体明征运动”为先导，一批日本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大力宣扬所谓“国体之本义”，着手重建“皇道”意识下的“日本学”。以从事日本哲学宗教研究的西田几多郎、高山岩男等为中心形成的“京都学派”，从理论上将“日本神国论”推向极致。

在鼓吹并向国民灌输日本民族优越论的同时，配合军部统治集团“纯化”日本文化，以排斥英美为国策，极端强化国民对天皇国家绝对服从和效忠的意识形态，将全部价值观导向从属于以天皇名义发动的“大东亚圣战”。就算不谈“国体明征运动”，仅从东条英机在1944年不流血而卸任就认为日本是“战时民主国家”，实在是贻笑大方。

实际上，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本身将日本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义推向了极端，最终与世界性法西斯主义浪潮合流，给亚洲许多国家和人民都带去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民族在1945年接受投降战败的事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在战争期间，绝大多数日本兵在面临必死状况时不愿投降，绝对效忠天皇的观念使他们根本无法接受投降。

日本人对于整个世界表现出的仇恨，在战争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当东京被烧毁时，美国国内几乎听不到抗议的声音。私下里，一些美国人承认美国对日本的作战战略存在道义上的“模糊”，有可能使美国在战后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例如在1945年6月中旬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副官之一，陆军准将邦纳·费勒斯，将美军对日本的大规模空袭描述为“历史上针对非武装人员最残酷、最野蛮的杀戮之一”。

但类似的想法很少在公开场合表露。1946年，盟军检察官们在早已变成一片废墟的日本首都东京组织国际法庭，指控日本领导人发动了这场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屠杀战争，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讽刺的意味。毫无疑问，以“神灵”自居的日本人，在它的敌人甚至在它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前盟友中播下了死亡和强烈憎恨的种子。对中国军民的大规模屠杀和对中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只是对这种仇恨的第一次大规模播种。

在随后几年中，日本人似乎常常有意实施扭曲的病态暴行，并以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进行炫耀。例如，一些日本报纸在1937年底绘声绘色地报道了两名日本军官在南京进行“百人斩友谊比赛”，看谁先用手中的军刀砍下100个中国人的头颅。日军在香港街头强奸和杀害尼姑，或在马来半岛将受虐至死的英国人尸体挂在树上，或对在朝鲜和日本的老传教士施加水刑，然后遣返他们，让他们回去讲述自己的经历。

对于中国人而言，日本人的残暴不需要进入全面抗战以后进行再认识，1937年之前的“旅顺大屠杀”“五卅惨案”“济南惨案”早已将日本人的形象固化。但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西方国家对于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第一次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宣传，而过去西方人倾向于对于这个东方帝国的暴行视而不见。

此时西方强调，日本人完全是一个具有凶残本性的民族，媒体指出日军的暴行分为几大类：大规模屠杀平民、虐待和杀害战俘、习以为常的酷刑、强迫劳动与用致命医学实验形式进行有组织的“人体试验”谋杀。最后一类犯罪行为，在日本本土发生得不多，主要是1945年在九州帝国大学，但在中国东北的规模相当大，相关人员组成了臭名昭著的“731”恶魔部队。战争结束一段时间后，这一战争罪行才得到曝光。相比之下，其他种类的暴行早已广为人知。

日本人的暴行

日本人的暴行在1945年达到顶峰。1945年初，美军登陆菲律宾吕宋岛，日本陆军绝大多数退往北部山区打算固守，日本海军陆战队拒绝投降和交出这座城市，于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城遭受可怕的屠杀。全城共有近10万人丧生。最残酷的一场暴行发生在日军设置最后防线的旧城区，日军对关押在天主教堂内的近千名菲律宾人质大肆杀戮，仅仅是为了在自己死前多杀几个人。

1942年从巴丹半岛逃出来，后来和麦克阿瑟一起返回菲律宾的著名编辑罗慕洛，描述了在返回时，惊恐地发现马尼拉已变成“黑暗、抢劫一空和散发着臭气”的人间地狱。他用颤抖的笔描绘见到的场景：“死尸和受尽酷刑者的一座城市……我看到昔日的邻居和朋友，他们遭受酷刑的尸体被堆在马尼拉街道上的尸堆上。他们的手被绑在背后，身上到处是刺刀划过的印痕。

一名曾经和我儿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女孩一言不发地抬头看着我，她年轻的身体上布满了刺刀纵横划开的伤痕。我看到了神父、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还有被日本人挑在刺刀上玩弄至死的婴儿。幸存者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失败后疯狂杀戮的日军所为。”全世界再次面对日本帝国的刺刀留下的恐怖痕迹，这一次留下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在亚洲各国的血泊之中，西方认清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或者说“大和种族主义”的真面目。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士兵很快形成了一种观念，他们碰到的日本军人极度危险，必须毫不留情地歼灭。美国陆军194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美国士兵坚信为了和平可以杀光所有日本人，无论男女老少。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常常认为，他们杀日军就像“消灭顽固不化的害虫”。在战后回忆录中，战地记者经常提到美国大兵对打死日本人没有愧疚感。

同盟国士兵将在面对面厮杀的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传达回祖国，首先是在东南亚与日军死斗的澳大利亚士兵。澳大利亚报纸常常使用恶劣的词汇描绘日本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等法西斯领导人的脸最常出现在政治漫画中，以此来表示战争是为了反抗敌国的独裁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然而，描绘日本侵略者的海报上偶尔会出现东条英机或天皇，大多数情况下出现的“日本人”，有着公式化“亚洲贱民”特征，身材矮小，有框眼镜，面部表情虚伪、狂妄。

《紫心勋章》公映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日本人经常被描绘成非人的野兽。美国《时代》杂志的某期封面就有一幅漫画，里面的日本士兵就是戴着头盔、扛着枪的黑猩猩，用尾巴挂在树上，打算在美军士兵背后下“黑手”。到了战争结束阶段，美国报纸告诉公众大规模轰炸日本城市，乃至投放原子弹，是征服这个远东“凶残敌人”的最有效且合法、合适的方式。美国公众强烈要求对可憎的日本人施加最严厉的惩罚。

大规模燃烧弹轰炸已经对日本造成了大规模杀伤的效果，但显然只有“蘑菇云”才让美国民众满意。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电影都是鼓动国内民心士气的最佳工具。日本拍摄“战意昂扬映画”的同时，美国通过电影对日本发出控诉。1944年，《紫心勋章》公映，这是第一部明确描述日本人虐待美军战俘的美国电影。

1942年6月，杜立特轰炸机队空袭东京，不少美军飞行员被俘，10月，日本对被俘美军飞行员实施“惩罚”，日本政府声称杜立特空袭造成了近50位平民的死亡，其中包括一座很容易辨识红十字标识的医院中的病人，以及用机枪故意扫射学校学生。日本政府对这些美军飞行员“冷酷与非人道行为”进行谴责，日本新闻媒体将“兽性”“邪恶”“疯狂”“非人道”“丧失所有人性”等词甩在美国飞行员身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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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entker Wolfgang.Kenneth J. Ruoff, Japan’s Imperial House in the Postwar Era, 1945–2019.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Vol. 432.) Cambridge, MA u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J].Historische Zeitschrift,2022,(3)
Taeyoon Kim;Kilhun Lee.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ost-liberation capital city of Seoul (1945–1950): a focus on planning and the removal of firebreaks[J].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2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