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0年12月，在豫皖苏边区驻扎的我党新四军第六支队内部，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党的叛变事件，第六支队的一名总队长伙同两名团长，在扣押了支队干部之后，率领所部两千余人公然叛党，投靠当时正准备对新四军进行打击的国民党反动派。
这就是在当时全党上下高度关注的“耿、吴、刘叛变事件”。
事件的起因，还要从这三人的出身说起
一、叛变的动因
耿，即是当时我党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的队长耿蕴斋，此人并非是和许多同级干部一样从当年土地革命时期就跟随我党的老干部。
原本他在抗日战争前夕，是国民党驻肖县的区长。
抗日战争打响后，肖县沦陷，耿蕴斋于是便在当地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由于自己曾经是当地的高官，得到百姓信任，他的队伍也很快扩展到数百人，在整个区域的抗日武装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当时我党正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力图不看出身背景，力图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虽然耿蕴斋曾经出身地主，还当过国民党的官员，但是仍旧被我党收编，任命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长。
但是耿蕴斋在这个职务上想的并不是如何更好地开展打击日寇的工作，反而仍旧一副国民党官僚做派，一直在琢磨怎么升官，这也导致了他后来的叛变行为。
时间到了1940年，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相互之间都没有什么大动作，所以双方都开始腾出手对我党进行系统打击，在日占区，日寇频繁开展扫荡工作；
而在国民党反动派也积极展开对我党抗日根据地的打击。
当年十一月，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和李宗仁联名向新四军高层施压，要求新四军将全部兵力运往黄河以北。
我党高层当即意识到这是国民党要搞破坏，于是为了应对，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调整。
而这其中的调整，便有将耿蕴斋编入第四师，而他本人则升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
然而，这个决定却是整场事件的导火索。
在耿蕴斋眼里，根本没有什么大局势，他也不愿意去体谅上级。他只能看到自己手下原本几千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一个营多点了。
这种调整导致了耿蕴斋的极端不满，而他完全没有收敛这种情绪的意思，在命令下达后没多久，他便擅自率领部队离开司令部，回到自己家乡肖县地区，开始与另一位主角吴信荣展开联系。
吴信荣，同样是当地地主出身，在被我党改编后任第六旅副旅长，他和耿蕴斋一样，一直眼巴巴地盼着旅长的位置。然而终于把旅长盼走之后，组织上却调来了另一个人继任。
这下可把吴信荣气坏了，心想着当年听你们这些人的甜言蜜语投诚了，现在又偷了我的官，这怎么能忍！
于是乎他也开始时常不听指挥，经常率领自己的队伍擅离职守，同时也开始和同样“壮志未酬”的耿蕴斋取得联系。
当时这两个人交往的动向，受到党中央高度关注，中央多次讨论最后做出了不排除二人有叛乱倾向的可能。
然而又因为他们在当地有很高声望，如果直接下手恐怕会引起动乱，于是，在十二月中旬，八路军第四纵队总司令彭雪枫给当时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总参谋长黄思沛发去密电，要他立刻动身去劝说耿、吴二人重新归队。
而彭雪枫也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劝说，他在向中央请示之后，又一次电告黄思沛要求他前往第十七团驻地告知团长刘子仁，如果劝说无果，可当即出动十七团武力拿下。
可令中央没想到的是，当黄思沛向刘子仁传达上级的指令后，刘子仁当面表示绝对服从，然而在之后他却秘密前往肖县，将上级的意思向耿、吴二人全盘托出。
而刘子仁，便是此次叛乱的第三位主角。
这个刘子仁，虽然和另外两人都是地主出身，但是刘本人曾经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做过旅长，后来又追随著名抗日将领鲁雨亭，后被我军收编，在鲁阵亡后，刘继任第一总队总队长。
刘子仁战斗经验丰富且善于谋略，在战斗中十分英勇，还在政委等人的教育下成功入了党。
原本他应该成为一个我党统战工作的模范人物，被后人所纪念，然而，我们前文也提到过，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国民党军汤恩伯部近二十万人就在豫皖苏根据地附近，随时可能会展开大规模进攻。
汤恩伯
在这种压力之下，刘子仁终究还是放弃了抵抗，开始密谋反叛。
而在接到上级要他武力拿下耿、吴时，他便决定要和这二人联手，到时候自己带了这么多人倒戈，肯定能拿到不少的赏赐。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三人的关系逐渐升温，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距离开始计划的那一天也越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