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秦基伟找谢富治“走后门”，一次请战奠定了日后的上将身份

1950年，时任解放军15军军长的秦基伟被分配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对于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秦基伟非常珍惜。但在学习期间，他也和同学们闹过一次小小的风波。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但苏联的教官们却坚持按照苏联的习惯，给这些学员们每天发牛奶、面包、牛肉。他们说：“你们都是高级将领，营养差了不行。”

秦基伟等同志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就找到了老首长刘伯承反映，说：“现在国内好多地方都吃不饱，学校却天天让我们喝牛奶，吃牛肉，这样的伙食，实在好得让人咽不下去。”

刘伯承听后觉得大家说得有道理，下令把伙食标准给降低了，大家听后都非常高兴。

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秦基伟时刻关注着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形势，当时彭老总已经指挥第一批志愿军投入了战斗，连续发起了四次战役，给敌人带来了沉痛的打击。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这时候，彭老总要求国内的第二批志愿军迅速入朝，加入战斗。

新中国成立前，秦基伟奉命率领15军在西南地区执行剿匪任务，眼下任务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马上就要无仗可打了。他和大家一样，都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将军，几十年来紧绷着一根战争弦，现在这根弦突然松下来了，他反而感到很落寞。

现在，听到中央决定组建志愿军第3兵团、19兵团入朝作战，秦基伟怎么也坐不住了，想着怎么也要上去和美国人较量一番。更令秦基伟感到烦恼的是，他听小道消息说，当时西南局已经决定，让他担任西南公安军司令员，指挥包括15军在内的5个满编师。

从指挥3个师，到指挥5个师，从一个军长到西南公安军司令员，这显然是晋升了，但秦基伟却一点都高兴。他说：“要是安居乐业，这当然是一个美差。但志愿军眼下打得不可开交，我作为一个戎马半生的军人，岂可等闲视之，安享太平。”

秦基伟想着，自己就算不为自己争取一下，也应该为15军争取一下，让这支部队不改成公安军。秦基伟还没有行动，他麾下的3个师长就打来了电话，都说他们都想主动请缨，入朝作战。秦基伟请战的意愿更加强烈了。

这年10月29日，西南局在重庆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抽调部队入朝作战的问题。在会上，秦基伟慷慨陈词，说了两条15军应该参战的理由：

第一，15军全体指战员军心旺盛，士气很高，求战的决心很强。自从来到西南后，15军一直在负责剿匪任务，全军上下都绷着一根战斗的弦。

第二，15军没有和其它部队一样，担负建设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任务，现在还保持着野战军的结构，说走就能走，说打就能打，没有羁绊。

但是，秦基伟一番发言后，大家的反应却很冷淡，因为15军改编公安军的计划在之前就定下了，不好随意改动。

会议结束后，秦基伟还是不肯放弃，他连忙找到了3兵团政委谢富治，除了继续慷慨表态，还说了很多求老首长的好话，软磨硬泡，请他务必帮忙。

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谢富治果然出面给秦基伟和15军说话了，他说：“我觉得老秦的意见很有道理嘛！15军眼下没有地方任务，可以考虑让他们入朝。”

谢富治当时在二野还是很有威望的，他一说好话，会场上的僵局就打破了，最后小平同志拍板决定：“好，就让15军区。”

这件事在秦基伟晚年的回忆录中有明确记载，这说明，尽管谢富治在后来犯了一些错误，但至少在这件事上，秦基伟还是对这些老上级非常感谢的。

在等待了一个月后，1950年11月底，秦基伟接到了军委的通知，让他们准备北上。1951年2月，经过2个月的长途运输，15军来到了河北邢台，随后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众所周知，秦基伟将军和15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尤其是上甘岭战役，打出了二野和15军的风采，击退了美军的攻势，迫使敌人停止了任何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真可谓一战成名。

1953年，秦基伟回国后，被任命为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主管云南军区的工作。当时云南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是谢富治，但他的主要精力在地方上。1955年，秦基伟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并在同年获得开国中将军衔。应该说，这个中将军衔，是秦基伟凭借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突出表现挣来的。如果留在云南担任公安军司令员，他大概率是开国少将。

后来，秦基伟又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1988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