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舟记 》
在东京某处的大楼里,藏着一个传奇的编辑部——《生活手帖》编辑部。
《生活手帖》是日本著名的生活杂志,畅销日本70余年。主编花森安治很是传奇,在他的推动下,《生活手帖》发行一度突破100万册,他因此被称为“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
安森花治面容粗犷,烫着卷发;毒舌、霸道、严厉、顽固;完美主义,工作狂人;人送美名“银座哥斯拉”:“不要问我为什么”“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没脑子的学者才会做的事”“你们为什么会长脑袋,难道是为了戴帽子吗?”编辑会议只“会”不“议”,确定选题比登月还难。新闻照惹来主编火冒三丈,采访稿被删得只剩标点……但他却是天才媒体人。
50年前,24岁的大学毕业生唐泽君有幸入职生活手帖社,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在这个编辑部,有新人熬不过三天
本文摘自唐泽平吉 著、 张逸雯 译
《编辑部的故事——花森安治与 <生活手帖> 》
01. 银座哥斯拉
1971年,深秋,正是家家户户开始生炉烤火的季节。
我在生活手帖社的面试中,第一次见到了主编花森安治。
哎?真的假的?!
真的是他?不得了呀!
不敢相信眼前坐着的是花森安治本人。在丹波的山里长大的我,当时心里发出这样的呼喊,一时激动得语塞。
一直以来,我脑中对花森安治的想象……是昔日著名的演员宇野重吉。
该让真人登场了。
(理想VS现实)1966 年,森村桂以在生活手帖社就职期间的经历为原型的小说《或许是我的错》,被日活电影公司翻拍成电影。电影中,扮演主编的就是宇野重吉(左图)。
“简直叫人大跌眼镜。明明是个男人却烫了个卷发,但面相又粗犷得很,只能用不可思议形容。”
说这话的是默片时代知名的评论员,后来活跃在演讲台上的德川梦声先生。如今,烫发早已不算什么稀奇事。最形象的是扇谷正造先生给花森安治起的外号——银座的哥斯拉。
花森安治被撞见一身妇人打扮
抛开第一印象,在我日后目睹花森安治从早到晚工作的样子之后,他的形象渐渐深入我心。这是一位无法用一页履历来概括的奇男子,气场逼人。
02. 有的新人撑不过三天
1972 年 4 月 1 日,春天姗姗来迟,早晨的空气仍然透着几分寒意。
作为生活手帖社编辑出勤的第一天,我没有选择一身正装,而是穿了一件棕黄色的毛衣和一条浅灰色的长裤,这种装束更符合工作在第一线的编辑。
在此之前,我曾特意去研究室询问第一天出勤需要做的准备,被告知着装自由,自己需要准备拖鞋和茶杯,编辑工具则慢慢备齐就好。
“顺便给你一个我个人的忠告……”社里负责对外谈判的大畑威先生突然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对我说,“你应该已经听说,主编花森先生是个怪人,可以说是天才的特质吧。总之无法用常识理解的事情不少,你最好有思想准备,毕竟有新人撑不过三天就辞职了……总之,保重身体。”
上午九点,编辑部所有成员在二楼的“大型厨房”集合。这里可谓编辑部的心脏。
《生活手贴》部分封面,均出自花森安治之手
首先是社长大桥镇子女士发言:“从今天起,这四位年轻人将与我们共事。《生活手帖》创刊已有二十三年。如今,在创刊当时出生的人也将加入我们,成为战友,我很感慨。一本杂志在不登广告的情况下走到今天,非常不易,今后也要继续努力。我期待新人能创造未来,请加油。大家也请多多指教。”
接着是主编发言。屋子里的空气瞬时凝固,每个人都屏息凝神。
“创造未来太夸张了,最多是助推一把的角色吧。这份工作没法混日子,这应该都不用我说了。我要提醒你们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一年里,不要问我‘为什么’。
在这里从早到晚工作一天,你们想问为什么的地方,必然数不胜数。但不要问我。要是一个个回答你们,我就不用工作了。要是都能说明白还好,但有些东西无法言传。所以,想问为什么的时候,先自己思考。过一年总能明白。就这个要求。”
原来这就是花森安治。正如我已打过的预防针,这段欢迎新人的发言也不走寻常路。用拳击术语来说,就是刺拳。
大桥社长问 :“需要让大家分别做自我介绍吗?”
花森安治答 :“没那个必要,也不可能全部记住,纯属浪费时间。四位新人自我介绍一下就够了。”
简直冷酷无情。四位新人于是在紧张的气氛下做了自我介绍。
1977 年第 2 世纪 48 号中的新旧剃须膏测评。师父事前明明跟我笑眯眯地保证“脸不登,就到胡子部分为止”,最后还是被他骗了。
四位新人做过自我介绍后,社长的妹妹、编辑部主任大桥芳子女士还是征询了花森先生的意见:“新人们的座位怎么安排呢?”
“用不着安排什么位子。你们应该知道,编辑中有所谓desk(日语中类似编辑部主任)一职,这么叫就是因为他们配有办公桌。不管是在报社还是出版社,一般的编辑哪有什么座位。没桌子就不能工作的编辑,本来就不合格。”
又被说得哑口无言。这就是花森先生欢迎新部员一贯(计划好)的方式吗?再怎么不注重形式,这场入社典礼也太凄凉了。
入社后,我们新人一直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分配,每天像在研究室里乞讨似的,到处转悠,询问“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谁让我们既没自己的办公桌,也没有座位呢。
03. 轮班做晚饭,吃完留下继续工作
从一早的入社仪式,到结束时的强行命令,这一天真是五味杂陈。未想到第一天就连迎几个下马威。
“在这里,每天的当班编辑要为大家做晚饭。你从下周开始轮,值日的那天也要做饭。大家一起吃完晚饭再继续工作,是这里的习惯。……加班在这里是家常便饭。不过,对公司来说是没有加班的概念的,毕竟也不存在打卡制度。杂志每个月必须按时发行,也就是有截稿日期,所以工作优先。”
收到这番通知,老实说,我非常吃惊。自己的晚饭竟然要轮流做,这独特的社风我闻所未闻。更惊奇的是三十多人的编辑部,居然几乎都留下吃过晚饭继续加班。原来《生活手帖》是这样做出来的,这的确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我终于认清了现实。
生活手帖社里没有员工守则,也没有严格的劳资对立关系。“守护生活”是整个编辑部的共同目标。花森先生所言“在只有三五十人的职场制定规则,是对在这里工作之人的侮辱”,便是生活手帖社的常识。
为测试电饭锅,煮了无数次饭
04. 三张桌子与三种工作
研究室里有三张花森先生的办公桌。想到作为新人的我们连办公桌都没有,不禁为自己叫屈。但对花森先生来说,这三张办公桌都必不可少。
大房间内放着花森先生的办公桌——一张他从 40 年代使用至今的古木桌。
用于审阅稿件和书信的古木桌
师父在这张木桌上的工作有三项。第一项,是阅读个人信件和读者寄给编辑部的信;第二项,是阅读编辑部订阅的《纽约客》《财富》《消费者报告》,以及有版权合作的《日落》《好主妇》等美国家庭杂志,另外还有几本本土的月刊、周刊;第三项工作,是审阅委托作者撰写的原稿和读者投稿,以及用红笔修改编辑们写的文章。作为主编,这三项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
那么,他每天先从哪一项着手?不用说,和我叙述的顺序一致。特意把编辑们写的文章放在了最后,因为不用红笔修改是不可能的。光是这么想想,就不轻松。
真麻烦——很难说花森先生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此,只要花森先生开始审读,屋子里的空气就会紧绷。文章的作者犹如等待审判的被告,关注着花森先生的神色,大气不敢出。
如果读着原稿的花森先生马上拿起红笔,那“被告人”便能松一口气。也许这听起来有些反常,但转念一想,用红笔对原稿进行修改,也就表示这稿子有救,至少是合格的。
要是他连红笔都不碰,一言不发地将原稿横竖对齐重新束起,那屋子里的空气霎时骤变,乌云密布如暴风雨前的平静。很快——
“什么呀,这稿子写得!谁说要写这种东西的?净是些可有可无的废话,能登出来见人吗?当了这么久的编辑,这点常识没有吗,蠢啊!”
杂志每一号的制作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两次,这张桌子能听到花森先生发飙的声音。那骚动就像引爆了火药库。
用于排版设计的书桌
与之相比,用于排版设计的书桌,每天的日子则安稳得多。毕竟只要依靠花森先生的才华,排版和手绘插图都是游戏般的享受。
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插图和版式的花森先生,心情可谓大好,哼着小曲从“三室”探出来,一脸愉悦:“芳子,有好东西了,快来看。”
位于休息室的桌子
研究室的三张桌子中,一直默默面对花森先生毫无掩饰的真容,将其不经意间展露的倦容、苦痛之态看在眼里的,无疑就是休息室的那张桌子了。那是一张宛如孩子学习用的小木桌。这张桌子是花森先生用来写作的。他虽然不爱亲自写,每次总是临近截稿日才完成,然而一旦写成,内容往往连我们都会感到惊讶。
05. 不允许反驳的魔鬼主编
花森先生训人的模式,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一定会当众开火,绝不会私下把人叫去,只对当事人发火。
第二个特点是,他一旦开骂,会连细节小处一起揪住不放,甚至殃及无辜。可以说不择对象,如果不巧在花森先生发火的时候经过他身边,连拖鞋的声音、开关门的轻重等无关紧要的事情都不放过。
第三个特点是,他一旦发火就不工作了,简直可谓老板罢工。
最后一个,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特点,是绝不允许反驳。若斗胆反驳,那只会火上浇油。这种时候往往已无关对错,反驳本身就是找骂。所以他一旦开骂,部下只有低头乖乖认错的份。而即便如此,吾等之辈依然免不了被训:“唐泽君,别以为低头就能了事,我可不是为了发火而骂人的,是为了让你自己思考,明白吗?
花森先生这种非同寻常的训斥方式、开火模式,我认为是带着自知之明和坚定信念的。
“有一件事我希望能刻进你们每个人的心底,那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都背负着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是攻击的武器,但若不小心,也随时有自爆的危险。你们任何人一旦有半点差池,都可能会葬送《生活手帖》积累至今的声誉。”
在向印刷厂递交原稿前,花森安治都要细细审阅
除了以上这些特点,花森先生训人还有个值得一提的地方。
虽然不论镇子社长,还是外部印厂的人,花森先生都照骂不误,但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微妙的“区别”。换言之,某类人更容易被他训斥。
态度诚恳,不犯同样错误的人,容易被他训。但同时,那种屡教不改的人也是他爱训斥的对象。我好像就属于后者,没少踩过地雷。
某次我被花森先生喊去,心里忐忑这次又犯了什么错。跑到师父那儿,被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但听了半天,仍然搞不懂师父骂什么。即便如此,我还是乖乖认错,不停地说“明白了,下次注意”。如果一言不发,那他会骂得更凶。
就在我内心充满疑虑的时候,编辑部主任大桥芳子女士为我开脱:“花森先生,这不是唐泽做的,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搞什么呀,果然跟我没关系啊——我抬头瞟了一眼花森先生,注意到有那么一瞬,他犯难了。
但花森先生毕竟是花森先生——“我当然知道,我是在警告唐泽君不能犯类似的错误啊”。
这应该看成是佛陀主编的慈悲,对吧?
06. 最后的身影
1978 年 1 月 12 日,校完编辑生涯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人的手》,花森先生离开研究室,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
那天他很难得地一个人提前回去了。开年后的写稿、排版、画插图的工作,让第一周异常忙碌。好不容易结束了第 2 世纪 52 号的编辑工作,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想必也由此释放了连日来的疲倦。
花森安治设计的第一期和最后一期封面
到了玄关,套上鞋的花森先生,突然转身,微微低头行礼:“谢谢大家。”
“干吗呀,真是,您不用这样……”镇子女士挥了挥手,好像要把那句话和行礼一起挥走。我想她也意识到了花森先生的举动异于往常。过去他从未在临走前有过这样的表示。看似是花森先生的玩笑之举,但我想镇子女士当时冥冥中已有预感。花森先生微笑着摆了摆手,出了玄关。
谁会料想,当时花森先生的这句话,这个举动,饱含了怎样的深意……
那是我见到的花森安治最后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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