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35年9月，当中央红军一路翻雪山，过草地，来到甘肃宕昌的哈达铺时，除了北上抗日的的大方向外，对究竟要到哪里去，其实并没有具体的目标。直到从一份缴获来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还存在着一块苏区根据地后，毛泽东才最终决定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所以，陕北便有了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之称。但是，人们知之甚少的是，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除了谢子长、刘志丹外，高岗也功不可没。而且，因为谢子长、刘志丹很早就去世了，所以，高岗便作为“西北”的代表，罩上了耀眼的光环：党的“七大”上便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又奉调进京，加任国家计委主席，成为党的“第5号”人物……
1953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我国开始了全面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就在计划工作日渐重要，正该高岗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却于1954年8月17日，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寓所内吞食安眠药自杀了。
这是怎么回事？
建国之初，围绕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及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毛泽东和长期在党内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不断减少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将经济建设，即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就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刘少奇却认为，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先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一段时间经济，待到一定程度后，再对其进行剥夺，因此，用不着立即进行社会改造。
高岗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胡宗南进攻延安后，为了拖住敌人，减轻其它战区的压力，毛泽东决定自己留着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而刘少奇则带着新组建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到晋察冀根据地代行中央职责。同时，为了减少文电往来，避免暴露行踪，毛泽东还授权刘少奇，除了特别重大的问题外，都可以相机处理。就这样，刘少奇便有了“代表”中央的权力，不仅能用自己的名义签发中央文件，而且可以任命部分中管干部。而刘少奇所任命的干部主要是地方干部，这使得解放后，地方干部开始“唱主角”后，刘少奇因此在党内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到西柏坡后，本可以收回上述权力，但一来由于其主要精力仍然在军事指挥方面，十分繁忙，二来也为了党内的团结，就没有主动向刘少奇“收权”。因此，刘少奇便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名义签发中央文件，指挥全党的工作。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虽然逐渐转到了党务和国家事务方面，但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且，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刘少奇处理的某些事情，或表的态，毛泽东不知道，或不同意的情况。比如，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对部分资本家发表的“剥削有功”的讲话；1950年初，在围绕东北地区关于是否允许党员雇工剥削的争论中，刘少奇表态说，“不许党员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1951年，刘少奇批评山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刘少奇和邓子恢、李立三等人没有着重研究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区别，简单照搬西方那一套，认为工会应有相对独立性，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刘少奇发表的这些意见或表态，无论正确与否，大多是出于职务身份，也就是“代表中央”发表的，但其中很多内容都没有和毛泽东通气，而且，毛泽东并不同意。尤其是看了刘少奇关于富农问题的谈话记录后，毛泽东特别生气，对一位中央负责人抱怨说：“少奇同志有些重大问题也不向我请示商量，就擅自做主，出了不少乱子。”虽然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纠正，刘少奇也做了检讨，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问题不仅在于其表态内容本身是错误的，更在于他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本质上是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既没得到中央的允许，也没向自己汇报的情况下，就以中央名义就重大原则问题对外公开表态，更是极为不当的，甚至是违背纪律的。
由于很快就发生了抗美援朝，毛泽东没有精力处理这些事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毛泽东才着手完善国家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毛泽东强化了中央的领导权威。1953年上半年，在政府机关各部门开展了“反分散主义”，同时，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做了调整。当时，全国被分为六个大区，各大区的中央局便是区域治理的最高决策机构。这样的管理体系虽然有其优点，但容易出现“政令不畅”的现象，不适应计划经济集中统一管理的要求。1951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有个别中央局公开发过与中央精神相悖，反对合作化的文件。为此，中央决定撤销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然后又先后将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和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等五人调入中央工作，既弱化各中央局的职能作用，又充实中央的领导力量。
在这五人中，最显眼的是高岗，他被安排为新设立的国家计委主席。当时，我国已经确立了将要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委的地位和作用远非今日可比，它并不隶属于政务院，而是和政务院平起平坐，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有“经济内阁”之称。所以，人们将这五人奉调进京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其中的“一马”就是指高岗。
其实，对高岗的安排并不过分。他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六个大区中唯一一个身兼大区“四职”（东北局书记、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兼政委）的第一书记，不仅地位高于其他“四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高于周恩来，时常会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听取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工作汇报。但高岗的到来，终究打破了中央原有的平衡。高岗与刘少奇历来有矛盾，前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诸多分歧，很多最初都发生在高岗与刘少奇之间，只因为毛泽东与高岗的看法一致，出面支持了高岗，才使争论上升为毛、刘之间的争论。面对着高岗的“进步”，刘少奇的心态可想而知。
而高岗与周恩来虽然没有什么恩怨旧账，但终究分走了周恩来手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对此，周恩来是什么心态呢？我们来看一件小事：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文件传阅顺序是毛、刘、周、朱、高。但1953年春节前后，即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老同事”薄一波因“新税制”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周恩来在签批传阅文件时，便将高岗排在了刘少奇之前。刚开始的时候，高岗还不以为意，后经人提醒，方知不妥，才再三要求周恩来，将阅文顺序改了回来。周恩来为什么如此操作呢？没有证据当然不能妄议，但大家都懂的。
其次，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集中事权。1953年3月、5月，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先后发文，将党政主要工作划分为若干“大口”，各“大口”工作直接向中央负责；将刘少奇负责的中央财经委员会部分工作和原属政务院管理的8个主要工业部门划归国家计委统一领导；任命饶漱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各中央局组织部长为副部长……改变了过去由安子文主导中组部，而周恩来及政务院几乎包揽一切行政事务的局面，大致形成了刘少奇管党群，高岗管经济，周恩来除了统筹政务院的各项工作外，还兼管外事、外贸和统战工作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毛泽东还收回了中央文件的签发权。他专门致信刘少奇和杨尚昆：“今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从而掌握了代表中央的发言权……
然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如何，以及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党内争论，在政治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就在这期间，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因为没有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苏联爆发了重大的权力斗争。这事促使毛泽东开始思考“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的问题，并因此产生了将中央的领导分为“一线”、“二线”，由“一线”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而自己则在“二线”主持大政方针的设想。
显然，毛泽东此时毕竟只有60岁，正是一个政治家的盛年之际，并不需要立即确定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他更想构建的是一个在自己领导之下，各司其职，分权制衡的集体领导体系，即，“一线”的成员，包括刘少奇和高岗、周恩来都各自负责“一摊”工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不能相互替代，他们都向自己负责。用现在的管理学俗语来说，他希望搭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扁平化”管理体系。
但是，高岗却把这一切误读为毛泽东不信任刘少奇，削弱了刘少奇的权力，甚至认为毛泽东有“换人”的打算，并因此而产生了自己“接替”的想法。
正在这时，主持中央财经委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因为“新税制”问题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52年9月，中财委以“平等纳税”为由，搞了一个有利于私营经济，而不利于国营经济的“新税制”，并且，在既未经中央讨论，也没向毛泽东报告，只是经周恩来审核过的情况下，就于1953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结果因为考虑不周而引发了多地物价飞涨，哄抢物资，私商关门等混乱现象。对此，毛泽东十分生气。因为，就在1952年12月，中央才下发了《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其中明确规定：“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由党中央规定。”所以，毛泽东认为中财委简直就是“顶风违纪”。他致信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薄一波，严厉批评说：此事违反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限制资产阶级”的决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不仅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便匆忙实施，以致全国波动。必须进行严肃批评。对这件事的发生，毛泽东认为，既有“分散主义”的原因，也反映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不够的问题，故，一面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将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织纳入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一面决定在中央财经工作会上批判薄一波，加强反对“分散主义”教育，并宣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3日，中央财经工作会在中南海西楼召开。高岗为了达到“批薄倒刘”的目的，在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不仅积极批判薄一波，还含沙射影地攻击刘少奇。一方面，他公开声称：“我在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鼓动大家“在会上勇敢发言”，并污蔑说，刘少奇有一个“摊摊”，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企图挑起干部的某种情绪，共同针对刘少奇；另一方面，他又“移花接木”，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话，如“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寄希望于富农经济”，“合作化道路是空想”等，强安在薄一波的头上“指桑骂槐”。
高岗为什么会认为“圈圈”是“致命”的问题，能引起大家的不满呢？这还得“插叙”一下党内一直客观存在的“山头”现象。
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封锁和包围，我党的力量长期被分割在若干地区，客观上就形成了现了若干“山头”。但总的来看，这些“山头”又可分为“红区”和“白区”两大部分，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显然是毛泽东，而白区则是刘少奇。但“红区”，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苏区，到抗战时期的十九块根据地，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新、老解放区等，一直处于不停地演变之中，其干部也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不断地拆分、重组，使得“山头”之间有所融合，虽然个别“山头”仍然比较“抱团”，但整体而言，则相对比较松散。而白区则不同，无论是“北方局”还是“南方局”，乃至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班底”华北局，其干部的隶属关系和工作联系范围则较为固化和长久，“老关系”、“老同事”、“老上下级”就更多一些，让一些人产生了“更抱团”的“错觉”。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按照“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的原则分配中央委员，从而实现了全党的团结。刘少奇作为一个“文官”，能在“七大”上当选为党的“2号”领导，除了“德才出众”外，很难说与此毫无关系。
随着全国的解放，相当一部分“白区”干部很自然地就“转身”成为地方党政干部。虽然，在大部分地方，“地下党”干部都处于配合、协助外来的“军转干部”的地位，但在中央层面，由于刘少奇当时不仅长期主持干部任免工作，而且兼任着中央组织部部长，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一批在关键岗位担任着要职的领导干部，又恰恰不仅是当年刘少奇当书记的北方局的“骨干”，而且很多还曾被捕入狱过，是刘少奇将其营救出来的。因此，有些工作安排便被有些人从“山头”观点出发，“误解”为这是刘少奇有意搞自己的“圈圈”。对此，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区”干部更是议论纷纷。一位井冈山时期就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此时更是在华东局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的“老红军”，甚至当面对毛泽东抱怨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了党权（刘少奇不再兼任中组部部长后，由彭真、安子文分任中组部正副部长）、政权（彭真主持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和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工作）和财权（薄一波主持中财委工作），有篡党的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毛泽东虽然当即喝止了这位同志，批评道，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但显然，部分干部头脑中的“误区”却并不会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个表态就释然。
而高岗本人，更是对当年北方局的干部本来就有偏见。当年，如果不是毛泽东相救，他和刘志丹就差点在陕北肃反中倒在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的刀下！而前面提到的有关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中，高岗所面临的直接对手也是原北方局干部彭真、林枫。对此，高岗一直认为，彭真、林枫敢于和自己“唱反调”，就是因为得到了刘少奇的偏袒和支持……既然高岗一直都对刘少奇有“成见”，又有“野心”的加持，那他疯狂地攻击薄一波，反对刘少奇就一点也不奇怪。
在上述一系列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再加上薄一波这事做得确实不对，所以，薄一波在会上的日子很不好过，很多同志都说了“重话”，有部分人甚至借此机会发泄着对所谓“华北局山头”的不满……以致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最后，还是毛泽东让薄一波把没有参会的陈云、邓小平请来“解围”，才勉强“下了台”。在8月11日的总结会议上，刘少奇也不得不出面，就“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和在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检讨。
这让部分党内高级干部们认为，刘少奇确实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甚至有人在私下里议论：“少奇不行”，甚至林彪还明确地对前来探望他的一众“老部下”说：“少奇不行，高主席行”……更使得高岗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地继续“反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