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烂漫而又苦难的“诗词”人生与坚韧、有力量的女性主义

有两位百岁去世的“女先生”杨绛和叶嘉莹，她们都历经坎坷，遭遇“丧女之痛”，却能“胜过苦难”，以坚韧、柔弱的身躯抵御时代的巨变，活成了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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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和叶嘉莹都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古典文学浸泡出的典雅、娟秀，她们身上既有“旧道德”、家庭责任、儿女情长，也有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这是今天很多追求“浪漫爱情”的女性难以理解的，叶先生遭到丈夫几十年“家暴”为何不离婚，看今天有评论说她是不是“受虐心理”，这显然是用消费时代的“婚恋观”评价那个时代的人，她们对待婚姻不是简单的“不合适就分开”，而是“执子之手，死生契阔”，这是一份盟约，也有艰难岁月相伴的恩情和共同抚养子女的责任。

在缺乏夫妻恩情、家庭和睦的环境中，叶嘉莹却从诗词中找到了精神出口和一生的热爱，她退休回大陆到南开大学传讲和传承古典诗词之美，体味这些诗词作者的心境和人生境况，拿起笔创作汇入中国诗词的河流，使其精神不断升华。这难道不是上天为她打开的另一扇窗，让她看到了“儿女情长”之外另一片天空。
婚姻“不幸福”离婚不是唯一的选择，让自己拥有幸福的能力和展现自己的舞台才是女性成长之路，叶嘉莹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坚守婚约”，但又活出了自我和个人成就的女性榜样，让人心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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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叶嘉莹的第一本书是她解析“宋词”，当时还不知道她人生和婚姻的坎坷，只觉得她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因为在语文课本中，我们对古诗词总是刻板印象，觉得唐诗大气、瑰丽，宋词婉约、清新，总缺少“风骨”，叶嘉莹却让我们看到宋词中的禅味、人生哲理。
唐诗是奔放的，那是一个开疆拓土，男儿驰骋疆场的时代。宋代却是一个“审美”的时代，讲究器物的精致、追求生活品味，这是一个反对扩张不断内收的小时代。
有抱负的文人，像苏东坡只能寄情于山水、寻求来生的圆满。
道是无情是有情，钱塘万里看潮生。
可知天海风涛曲，也杂人间怨断声。

我想，用东坡词来比喻叶嘉莹在个人情感和人生遭遇的心境，倒有几分相似。
她说苏东坡的词，好像是春天的花，在空中飞舞，是不著迹象。

这是要经历岁月洗礼和时代艰辛，才能体会苏东坡这位大儒“举重若轻，无情胜有情”、淡泊名利的超然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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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就受到诗词熏陶和英文方面的教育。但因为抗战爆发，叶嘉莹的父亲下落不明，17岁时她母亲离世，她跟随伯父伯母生活。

乱世飘泊，家庭离散，因此她格外渴望有一个家。

大学毕业后，叶嘉莹留在北平中学任教，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赵东荪，看到这位婉约、典雅的女子，赵东荪随即对她展开了追求。

1948年，他们结婚后，叶嘉莹随在国民党海军任文职的丈夫赵东荪去到台湾，她在彰化女中任教，一年后，生下女儿。

她们本来有一个和美的家庭，1949年，丈夫却蒙冤入狱，叶嘉莹再次遭遇“分离之苦”，她寄居在丈夫姐姐家。

3年来，她好不容易等来丈夫出狱，却没料到丈夫性情大变。

他把自己所有不幸的遭遇都发泄在妻子身上，时常对叶嘉莹拳打脚踢。

赵东荪有心理阴影不出去工作，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就全落在叶嘉莹身上，但她却用小小的身躯、毅力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不久又生下了二女儿。

二女儿的出生没有让丈夫改变心情，他却因“重男轻女”的旧观念迁怒妻子，使他们的隔阂更深。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叶嘉莹把自己的悲苦都化着文字，她在艰难的环境中，利用多余时间学习英文。

1954年，叶嘉莹进入台湾大学任教，教授大一学生“国文”。

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任教，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

1969年，叶嘉莹被聘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她没有抛下丈夫，而是带着女儿、丈夫全家移民加拿大。

当生活终于走向安稳时，她的大女儿、女婿遭遇车祸离世，叶嘉莹再次遭遇“失丧之痛”，年轻时是父母，50岁出头又遭遇失去女儿之痛。这些人生的变故没有击垮她，她最后萌生回到大陆教授诗词的想法。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掀起诗歌热，叶嘉莹解读古诗词成了畅销书，在今天很难想象，很多理科生也看叶嘉莹的书。

叶嘉莹多年的耕耘、挚爱，在这片喜欢“诗词”的土壤里结出了果实。
这像是对她个人家庭、婚姻不幸的补偿。
另一位温润的女先生杨绛相比叶嘉莹“夫妻恩爱”，她的丈夫钱钟书评价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确，她比钱钟书成名要早，但她却愿意“洗手作羹汤”，照顾丈夫、女儿，她在自传《我们仨》中，对温馨、友爱的知识精英家庭有细致的描写。
她个人家庭的幸福却因时代巨变的苦难与叶嘉莹正相反，钱钟书是大学者、清华教授，杨绛是作家、翻译家，但因“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他们被迫劳动，有的夫妻、子女相互检举、揭发，家庭从此破碎，但他们却因“恒久忍耐的爱”度过时代的风浪。
杨绛同样也经历了女儿的离世，后来钱钟书离开，她一个人留下“打扫战场”，编著钱钟书文集，写回忆录，她把自己的稿费都捐出来建立“读书基金会”。
她们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有着“旧道德”的知识女性，她们没有像五四新女性选择“性解放”，但她们却活出了人间大爱。
我认为，这样的女性主义更有韧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