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被毛主席称为翻译家的元帅，他究竟干了啥？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现重庆市开州区）。[1]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毛主席对刘伯承元帅评价很高，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后来还说：“伯承同志是我们的楷模，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刘伯承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军事翻译家。刘伯承从事军事著作的翻译，既是我党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又是他执著追求，崇高情趣的具体体现，在他翻译著作的序、跋和附言中，常常见到“于前线”、“ 被敌人的枪炮压迫着”、“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下”等字样，指战员亲切地称他“火线上的军事翻译家”、“马背 上的军事翻译家”。

1985年12月，徐向前元帅为刘伯承题写了:“军事翻译家”。

1927年，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急剧动荡。刘伯承在屡遭挫折、饱经沧桑之后，被迫出国“留洋”，奔赴莫斯科。

那是在初冬的时候，上海一这 颗东方的明珠仍然笼罩在血腥的反动黑幕之中。一团团阴惨的乌云，在天空中沉重地移动，冷冷的晴空，不时从乌云缝里向下窥视。大地像死人一样，沉睡在血腥和潮湿的空气里。在阴云密布的海面上，一艘舢板载着6名行色匆匆的船客，钻入浓浓的夜幕，急速驶向远处停泊的一艘俄国货船。接上暗号后，船客们敏捷地登上了刚刚升火的货轮，向大海的远方驶去。

这6名船客中，有一位身穿蓝布棉袄，戴着-副茶色眼镜，右手拄着一根手杖的人， 他便是“川中名将”、八一南昌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

一个月后，白茫茫的大雪覆盖着古老的俄罗斯大地，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伸开了热情友好的双臂，欢迎刘伯承将军。这座十月革命后改称为“红色兵营”的学校，是苏联红军军官的摇篮。在欢迎会上，刘伯承用地道的川东口音说:“我们到列宁的故乡，是专门来请教的。”“我们要苦心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掌握军事科学知识，以便早日回国开展武装斗争。”

但息，初到苏联，刘伯承也备尝了语言不通的不便。一次， 刘伯承事先准备好 了购物的儿句微语，兴高采烈地迈着军人的步伐，独自到商店去，打算买一只盛食品的小饭众。到柜台前，事先准备好的俄语，一开口就说走了调，买回的不是小饭盒，而是小脸盆。在课堂上，俄语教员要求学员起立回答问题，答错了或者不完整，只有等待下一个学员回答正确时，教员点头，才让学员坐下，这时，刘伯承已经36岁，是众人的“大哥哥”，“川中名将”，总指挥，军长，参谋长，但是，在课堂上因俄语过不了关，这位年龄最大、军阶最高的中国留学生也常这么“晾”着。

但是，“红色兵营”熄灯号吹过之后，学员扛不住一天的困倦，慢慢都人睡了时，在灯火昏暗的走廊里，一位身材魁梧，戴着浅蓝色眼镜，身穿合体的红军军服，肩章上级着两枚闪内发光的菱形徽章的中国留学生，还在拿着俄文教材，一只眼吃力盯着课本，反复地念着俄语单词。

他就是被称为“刘瞎子”的刘伯承。

在俄语中，“p" 这个字母发音比较难，加上刘伯承川东口音，开口就跑调，土不土，洋不洋，三不像，谁也听不明白，气得刘伯承摇过多少头，多少次自嘲地笑。但是，最后，他又是多少次会心地笑。

刘伯承莫斯科冬天的早晨，寒风刺骨，气温在零下15度，兵营打着寒噤，被晨光包裹着。起床号还未吹，就能听到刘伯承在操场上朗读俄语声。在厕所里，常常听见刘伯承背诵单词。刘伯承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中写3个生词，有时，一边走路，一边看看左手心上的单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

1928年春天，刘伯承致函重庆旧友王尔常，曾详细叙述了自己初学俄文的艰难情形。他在信中写道: .....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 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饷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1930年，刘伯承从俄国留学回国后，担任了我党一位专司军事翻译的军委编译科长。从此，他根据战争中最紧迫需要的问题选题翻译。他参加和组织翻译、校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苏军步 兵战斗条令》、《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等，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翻译事业。在战火中、马背上造就着一位杰出的中国军事翻译家。

1932年春，刘伯承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翻译了苏联军队的战斗条令。1932 年秋，刘伯承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他在前线翻译了《苏联的山地战斗》、《战斗胜利的基本原则》等苏联军事论著。在长征途中，翻译了《苏军参谋业务》，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同左权将军合作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合同战术》。

1940年春，俄文版《步兵战斗条令》几经辗转，到了左权副参谋长之手。左权看过后，非常兴奋，马上派人送给刘伯承，同时提出了合作翻译的方案。对这本书，刘伯承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清楚地晓得，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集中苏联红军作战经验的精华，折射着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欣喜之余，刘伯承研好墨，抓起毛笔，挥毫译出了第一章，送左权将军校正。

左权读过译稿后，不禁击案称赞，主动承担了第二至第七章的翻译任务，剩下的第八九章及附录部分，由刘伯承翻译。在刘伯承执笔翻译这部书的时候，刘伯承正和邓小平同志道，指挥第129师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全师参战兵力38个团，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伤军7507名，曾一度收复县城9座。

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牺牲。刘伯承在《步兵战斗条令》版序中深情地写道:“去年第一、 二、三共三章已登载于辅线》(抗日战争时期由八路军总部主办的军事刊物)，以后各章和附录延迟到今日我才陆续译完与校正完。用以供应军事干部的业务学习，亦即回答左权同志生前的希望。”

在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中，校译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42年春，刘伯承接受了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旧中国交通不便，这部书在延安译出，然后，派人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刘伯承进行校正。

这部书从开始校译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了三次反“扫荡”作战。每到一个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开稿纸进行校译。有时连桌子也没有，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干;有时干脆就在自己的膝盖上摊开书稿。一到夜晚，点燃油灯，在豆大的灯火下，他一手握着毛笔，-手拿着放大镜，翻阅俄文原稿，查对俄汉字典，细细地进行校译。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在上党之战的紧张时刻，刘伯承又以“谈笑静胡沙”的从容气度，校译了《合同战术》(下部)。

刘伯承打仗与译书，将军与学者集一身，他一面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敌人整师、整旅的人马，一面从容自若地校译兵书。面纵横捭阖， 用兵如神，横扫千军如卷席，一面博采众长，精心译著，刻意求新，被人们称为战壕军事翻译家。

194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该书出版的消息时，发表了冀鲁前线记者的专稿，报道说:

“权威军事家刘伯承将军顷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10万字。此为100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11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这部书专论兵器之性能与使用法及如何对抗它。蒋介石于7月间以大量的美国武器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刘将军在极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刘将军说:‘我军原本没有新武器，谈不上使用，但应该知道怎样对抗的方法。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100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20天作战1次，加之20年前讨袁之役在战场上伤其左目，写作甚为不便。但刘将军深深感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光荣责任责无旁贷，

就就在运筹之暇，自炎夏到隆冬，挥汗呵冻，把这部书奋力校译成。此伟大的精神与魄力，实足使蒋介石之辈不寒而栗，更可使全国人民深深感激而激起学习。”

刘伯承作为系列战役的最高指挥员、 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能在烽火连天，兵书告急的情况下，从容自若，一字一句翻译数百万字的军事著作，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难以找到。

参考资料

[1]《共和国元帅轶事》（长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