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消息,总台记者从南开大学获悉,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于2024年11月24日去世,享年100岁。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中,叶嘉莹先生
堪为承先启后、贯通中西的摆渡者。她八十八岁高龄时曾作演讲《我心中的诗词家国》。以下内容即为这次演讲的摘编。
该文选自《兴于微言:小词中的士人修养》,据2011年清华大学演讲整理而成,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兴于微言:小词中的士人修养》,叶嘉莹 著,活字文化丨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
我心中的诗词家国
叶嘉莹 口述
我讲古人的诗词可以随便“跑野马”,可是自己讲自己的诗词我觉得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我的诗词本来不是预备在大众之间讲的。我也很少写什么公开的、应酬的、称颂的、应时的作品。我认为,诗词应该是自己内心之中自然地流露。稍后讲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些我梦中的诗词,是梦里边梦见的句子。我常常和我学生说,我现在不是在写作诗词,我是等那诗句自己跑出来,然后我才写成诗。诗词是怎么样跑到我心中去的?我自己的心又是怎么样跑到诗词里去的?这个可以说我是八十年以后对自己的一个反省。我现在虚岁是八十八岁(2011年演讲时),我大概三岁左右就开始背诗了,我当时完全是浑然的、盲目的,什么也不能了解,什么也不能体会。但是我是怎样走到诗里去的,诗又是怎么样走到我心里来的呢?
我是1924年岀生的,提起我岀生的那个年代,就不仅要说诗词怎么样跑到我心里,我怎么样跑到诗词里,还要说到家国。我不是一个懂政治的人,可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生在世界上,你不能脱离周围环境,你一定会与你的家庭,会与你的国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所以我要说一说我出生的时代,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在民国成立以后政局还没有完全安定的时候,是各地军阀混战的一个时代。1920年,发生直皖战争,各地军阀彼此争战。1921年,发生粤桂战争、湘鄂战争。在我出生的1924年前后,发生了两次直奉战争。
在讲我自己的诗词故事之前,我先带大家看一首词,是晚清词人朱祖谋先生所写的一首词,牌调是《小重山》:
朱祖谋先生这首词不止是有牌调,还有一个短的题目“晚过黄渡”。黄渡是上海的嘉定,在这个地方发生过直奉战争,很多人死去了。唐朝的李华写过一篇《吊古战场文》,写他经过一个惨烈战场时的感受。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曾经参加过战争的,是解放战争的时候从军的。他说,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地方,就有一种非常阴惨的感觉。但是他当时眼前并没有血腥的战争,战争已经过去了,像李华在写古战场时一样,可是他仍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何况朱祖谋先生所经过的这个黄渡刚刚经过战争不久。他说“过客能言隔岁兵”,大家听我念起来声音有点奇怪。我们中国的诗词是有一个平仄声格律的,有很多古代的入声字应该是仄声,可是现在我们的普通话把它念成平声了,这样我们读起来就失去了一种音乐的美。而音乐性的声音节奏的美是诗歌美感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现在说普通话,用普通话写诗词,按普通话的平仄格律,我尊重你;可是你要读古人的诗词,他是按照古人的诗词声调的音乐性写下来的,我们要尊重他。
我们知道雁是一种软弱的动物,它不像狮子、老虎,雁随时可能受到侵袭,所以雁一定要结成一个群,它们飞到天上或者排成“一”字或者排成“人”字。所以,断雁、孤雁是最软弱的雁,现在朱祖谋先生说“叫群创雁不成声”。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哀鸿遍野,意思是战争之后那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失去了家人亲友,就像失群的雁,像受伤的雁,都是在那里哭叫。“无人管”,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候,什么人能给老百姓真正地、彻底地救援?接着他说“收汝泪纵横”,你不用哭泣,你哭泣是没有用的,收起你的眼泪吧。不过我现在的重点不是要讲朱祖谋先生的词,我只是借这个词说明我所生的那个时代是怎样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我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是怎么样走过那一段历史的。
少年诗思
这是1940年的夏天,我(当时)应该是十六岁。我还要说一点,一个人,你所生的时代当然对你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是每一个人你的天性是不同的,同一家父母生下的儿女,脸型、身体外表也许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真正的思想、感情、人格品质很可能有很大差别。李商隐有一首《锦瑟》,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我现在也是在追忆我的华年。
我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是家里大人就像现在父母一样让小孩子背诗。我一直清楚地记得我的长辈常常跟我说一个故事。他们说我三四岁时候学会了一首诗,是李白的《长干行》:
我当时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的时候,他们大人就笑我说,你才几岁啊,就“坐愁红颜老”了?我现在老了反而不“坐愁”了。我小时候诗背得很多也很熟,没有人教我平仄,但是他们教我的时候曾特别强调北京人是不会读入声字,但入声一定要读成仄声。我写这一首《咏莲》的时候,已经写了好几年的诗了,我从十二岁写起,写到十六岁。为什么“咏莲”呢?因为我和莲有不解之缘。我出生在夏天阴历六月,父母认为六月是荷花的月,所以我的小名是小荷子,我自己本能地对于荷花、莲花,以及古代诗人词人吟咏荷花、莲花的诗句词句特别感兴趣。后来我自己翻一些诗看,就翻到李商隐的一首诗《送臻师》。臻师是一个佛教僧人,当年我认为自己从字面上已经懂了,那时候不过十几岁的年纪。
大家都知道甲午战争,那时对青年人影响非常大,年轻人都想怎么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不至于如此之积贫积弱,任凭列强宰割。所以我父亲就去北京大学学了外文,后来去了航空署。甲午之战我们的海军一败涂地,而空军更是什么都没有,要想国家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军队。我父亲毕业以后在航空署翻译了很多介绍外国航空事业的书。我小的时候不懂英文,但是看到书上面画了很多天空星斗的图。后来航空署变成了航空公司,办公的地方在上海,我的老家在北平。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陷落,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我父亲就随着国民政府一直迁到后方,我们的北平就被日本人占领。
当时我在初中二年级,暑假过后开学,老师说你们明天要把毛笔、砚台或墨盒都带来,第一天不讲课也不上课。因为七七事变,日本人进来了,学校来不及印新的课本,但是旧的课本记着甲午战争,记着日本人的侵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第一天不是讲课,每个同学要把课本掀开,把某页到某页撕掉,把某页涂掉。你生在这个家国之中,你自然要受它的影响。我父亲到后方去了,我们在沦陷区。日本人逼我们“庆祝”南京陷落,“庆祝”武汉陷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战争带给人们的那种离别痛苦,所以我看到“苦海迷途去未因”,人生就像一个苦海,有生离死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罪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战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我们人生在苦海之中,我们都迷失了,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不知道我们现在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佛教说有过去、未来,所以“去”是过去,“未”是未来,我们都把去来的因果迷失了。“东方过此几微尘”,佛教东传,那么这种佛法东传又经过了多少年多少变化?佛教认为一粒微尘就是一个世界。李商隐所经过的时代有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他自己一生不过四十多岁就死了。他经过了六个皇帝,在短短四十余年中,唐朝的朝廷里边有政党的党争,外边又有军阀彼此的战争对于朝廷的威胁。“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佛每一个毛孔在说法时都会开出一朵莲花来,每一朵莲花上都坐着一个小的佛,佛是一种宗教上的救赎。世界上祥和太平的时代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掬水月在手》(2020)剧照。
我的小名叫荷,就写了这首《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荷花是从水里长出来的,传说海外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这个从水里长出来的莲花是从那蓬莱、瀛洲的海上的仙山长出来的。荷花的一个本质是出淤泥而不染,而且莲花还有一个特色,所有的东西不粘在上面,露水珠风一吹它就滚动下去。我们家里当时也没有信仰,说你只要信孔子就好了,所以我从小开蒙读的是《论语》。“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我们等待一个救赎,那个救赎什么时候才来呢?这是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很自然地读了李商隐的诗,就写了这么一首小诗。
哭母辞世
当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母亲就去世了。我父亲远在后方,我们在沦陷区,多年没有音信。我是最大的姐姐,当时只有十七岁,我的小弟弟比我小九岁,他还在上小学,我每天给他穿衣服、送他上学校,我要负起家庭的责任来,就写了《哭母诗》八首。我现在选录了第一首:
我母亲的子宫里面长了一个瘤,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是不是癌症。但是那时候沦陷区的北平医学比较落后,找不到医院开刀。当时有人说天津有很多租界,西方人他们可能开刀技术比较好,所以我的舅父就陪我的母亲到天津开刀。我本来要跟我母亲去,我母亲说你不要耽误功课,不许我去。开刀以后,说染了败血症,所以手术完了就非常不好,本来应该留在天津治疗,可是我母亲不放心我们,一定要回北平来。结果我母亲是在火车上去世的。
我见到母亲时她已经去世了,后来我替母亲换的衣服。人死了都要棺殓,最痛苦的事情是听到棺材盖上敲钉子钉死的声音,那就代表天人永隔了,所以我说“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凄绝临棺无一语”,我母亲在火车上去世,去天津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从此就一别千古,所以没有留一句话给我们。“漫将修短破天悭”,我母亲去世时只有四十四岁,老天爷为什么给我母亲这么短的寿命?“天悭”就是老天爷这么吝啬,竟然让我母亲这么早就去世了。当时我写了八首诗,这是其中一首。我不但认识了战争,我还认识了离别,认识了死生,认识了人生是有如此多的苦难。
之前我父亲很久都没有来信,母亲去世后,我才收到了一封信。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所以我就写了《母亡后接父书》这首诗。我父亲说希望我们不久就能团聚,抗战能够结束,能够胜利,我们一家就团圆了。“何知梦未冷,人朽桐棺木。母今长已矣,父又隔巴蜀。对书长叹息,泪陨珠千斛”,这是我所经过的时代。
战乱家国
我是在战乱、苦难之中生离死别都经历过的。到了1943年,我十九岁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我就写了一首诗,叫《生涯》。
“日月等双箭,生涯未可知”,太阳升上来落下去,月亮升上来落下去,好像两支箭一样快,射出去就不会回来了。“生涯未可知”,我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在战乱之中,在抗战沦陷之中,我不知道我的祖国哪一天回来,不知道我的父亲哪一天回来,不知道我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虽然经历过苦难,但是我毕竟活下来了。当时写这诗的时候是十几岁,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就写了下面的句子:“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夸父是说夸父追太阳,你想一个人怎么能追上太阳呢,所以最后夸父是渴死了,死在追太阳的路上。我说我就甘心,如果有一个光明的,我看到那是太阳,我就要追它,我甘心为我所追求的那一点光明而牺牲。鲁阳是古代一个人,据说鲁阳打仗的时候天黑了,因为天黑了不能打仗,他就举起他的武器说:“太阳,站住!”
据说西方《圣经》上也有一段记载,说太阳在古代某一个时刻曾经停留过一刻,这是个传说。能够给我多一点时间吗?能够让我多做一点事情吗?能够让我多一点追求吗?虽然我有这样的追求,可是“眼底空花梦,天边残照词”。空花梦,梦里梦到花是空花,是虚空的,其实人生的一切繁华都是虚幻的,都是要消灭的。《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尽都如此。你看那落日的余晖,引起你多少留恋?像这样的感情,一方面我既要“甘为夸父死”,一方面我又知道“眼底空花梦”。其实你有这样的感情,或者对人生有这样的认识,真是“前溪有流水,说与定相思”。
我这样的感情说给什么人知道呢?我说前面有一条溪水,溪水是潺漫不已、如泣如诉,一直向前奔流的。我这种感受难以向人言说,我当时也没有向人言说过,如果我对流水说了我这一份感受,流水也会被我感动的。我以为人是很奇怪的,可能我是有某一种坚韧的性格,才能支持我在很多生离死别、悲苦患难之中健康地活到现在。
《冬日杂诗》是1944年写的,那年我整整二十岁。《冬日杂诗》是六首七言律诗,我们只说其中一首。那时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我们整年几个月吃不到白米白面,甚至玉米面都吃不到,就只能吃混合面。就是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写的,齐老先生的孙女不肯吃的那种又酸又臭的面,后来她饿死了。那种面又酸又臭,不要说不能包饺子,烙饼都不成的,不能和在一起,只能放在水里煮,然后弄点咸的炸酱把气味盖住勉强吞吃下去。
北平的冬天十分冷,我小时常听到北风呼啸呜呜得很响,所以第一句写到“尽夜狂风撼大城”,一整夜的北风叫的声音,那古老的北平城仿佛都被撼动了。“悲笳哀角不堪听”,那是沦陷最艰苦的阶段,真是哀鸿遍野。“晴明半日寒仍劲”,是寒冷的,是在战乱之中偶然透出一点阳光,还是那么冷。“灯火深宵夜有情”,就是在这样寒冷的季节,在这样的“狂风撼大城”的时候,你房间里面还有一炉炉火,桌上还有一盏灯,我们那个时候还只有煤油灯,但你还是对人世有那么多关怀啊!“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我现在八十多岁回头来看,我自小性格中可能是有一种坚韧的东西,所以历经那么多风霜苦难还活下来了。入世,不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不说那些贪官跟奸商,就是一般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如果你想做一些事情,如果你真是想做一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只要做事,就不能不落埋怨,不落褒贬。只要你做了,就会有人说三道四,除非你不做。你做就要负起担当吃苦的责任。
可是,你入世并不是为了追求现世的成功和名利,所以下句又说“逃禅不借隐为名”。不是说我要躲到深山老林之中做一个高隐之士才能清白,你要做一番入世的事,但心理上却要保有出世的超越,所以说“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人总要有个房子吧,没有好的房子,就砍茅草来盖个草房,杜甫就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一辈子,除了我北京的老家那是我的房子,几乎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在台湾住的是宿舍,后来从台湾到北美,在温哥华,当年我们买的家具都是二手货,没有钱。温哥华不是我选择的地方,那是人事的拨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在那里留下那么久。人生在世,是飘如陌上尘,“生计如斯总未更”。当时我写的时候只有二十岁,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写这样的诗。
下面是我当年写的一套散曲的摘录:
1945年胜利的那一年我大学毕业,1948年我结婚。我先生当时在国民党的一个士兵学校教书,工作地在南京,我也就到了南京。我在诗词上见到的南京是六代繁华,六朝金粉,在我的想象中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可是我到那里是1948年,是国民政府撤退的前夕。那时物价飞涨,我临时找到一份在私立中学教书的工作,并与我的先生租房住。当时的人们不问房租是多少钱,而说是几袋米几袋面。工资发来以后就立即换成实物,因为早晚的物价都不一样。我就写了这一套散曲,共十二支曲。曲子也有牌调。开头讲陈后主亡国了,他生前每天耽于歌舞酒色之中,作了《玉树后庭花》的曲子。六朝以后就是隋了,杨广把陈打败了,小说家言据说隋炀帝作为新朝的君主,有一天他做梦,梦到了亡国的君主和他说,你知道我们唱的《后庭花》的曲子吧,你现在也是如此的。你虽然是一个新的朝代,你如果不励精图治,你如果贪图享乐,跟我是一样的下场。“胭脂冷旧井。剩年年钟山云黯旧英灵,更夜夜月明潮打石头城”,这是用古人的诗句。
当时物价飞涨,人们不敢存现钱都去买银圆。而银圆价值不等,有大头小头,还有真假,你要敲响声辨真假。“寻不见白石陂陶公故垒,空余下朱雀桥花草虚名”是唐人的诗。“陶公故垒”,那是指东晋的时候,当时有人叛乱,陶渊明的祖先陶侃带兵安定了朝廷。现在我是说国民政府的下场,有人像陶侃一样能使国家安定下来吗?没有。孙中山成立了国民政府,现在是国民政府的下场。
“乌衣巷曲折狭隘,夫子庙杂乱喧腾。故家何处,燕子飘零。霎时荣辱,旦夕阴晴。当日个六代繁华震耳名,都成了梦幻南柯转眼醒。现而今腐草无萤,休讥笑陈后主后庭花,可知道下场头须自省。”前两天有人到天津访问我,让我谈王国维。王国维是有理想的人,他不但谈文学、谈哲学,他做考古也有他的理想。他从甲骨文考证商周的古史,写了一篇篇幅不长的《殷周制度考》,殷是殷商,武王革命,商汤败亡。他说周朝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周朝新的国家成立,就制定了礼乐的制度。民国是推翻了清朝,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就很麻烦。一个新国家,需要制定一个礼乐的制度,而民国没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就落到这样的下场了。王国维他在考古的著作之中,都是有他的理想的。
飘零台湾
南京到了“下场头”撤退了,我就随我先生的工作单位调动到了台湾,那是1948年的冬天。1949年的夏天,我生下我的大女儿。1949年的冬天,我女儿还不到四个月大,我在彰化女中教书,我先生在左营的海军军区。圣诞节前夕,我先生从左营到彰化女中来看我,那是平安夜,他是12月24日到的,12月25日天还没有亮,就来了一批海军的军官和军人,要把我先生带走。当时我还没有弄清楚情况,因为从彰化到左营的海军军区要坐火车。我不放心,就赶紧收拾了一些婴儿尿布等东西,我女儿吃的是母乳,不用带奶粉,但是小孩子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带,我收拾一下就随先生一起坐火车到了左营的海军军区。到了左营之后,我先生被押走了,我就留在我先生亲戚家,想打听一下我先生是什么样的罪名,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没有消息,等了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还要生活啊,不工作就没有宿舍,不工作就没有薪水,就没有饭吃。所以我就抱着怀中的女儿又回到了彰化,回到彰化之后,就有人问我先生怎么样,我就说我先生没有事情,他工作忙留在左营了。我不敢说他因为有思想问题被关起来了,我就照常地在彰化女中教书,这是1949年的冬天。
1950年6月,彰化女中刚刚考完试,我们才看完了卷子,又来了一批警察。当时我和彰化女中的女校长及另外一个女老师,我们三个住一个宿舍,这次来就把我们三个人都抓走了,抓到彰化警察局。到了警察局我才发现,被抓走的不只我们三个人,还有另外六个老师,这就是台湾所谓的“白色恐怖”。警察局让我们写自白书,我们就写了,写完要把我们带到台北的警备司令部。我就跟警察局长说,我从大陆远到台湾,我先生已经被关起来了,我没有一个亲友,我在彰化女中教过一年书,总是还有几个认识的人,你把我们母女带到台北,一个相识的人都没有,万一有什么事情,我连托付我女儿的人都没有。这个警察局长还不错,因为我坦白交代,我也不懂政治,他大发恻隐之心,就把我和我女儿放岀来了。那几个老师统统被带到台北警备司令部,有的还被关了好几年。
我和我的女儿被放出来后,既没有宿舍,也没有工作,无以为家。怎么办呢?我就跑到左营,我先生亲戚那儿,一方面我临时地托身,一方面我也要打听我先生到底怎么样。而他们家里也住得很紧张,现在说“蜗居”,你们不知道我们当年住的是什么。他们家里只有两间房子,先生的姐姐和姐夫住一个屋,她的婆婆带了孙儿孙女两个住一个屋。我带着吃奶的女儿到了那里,不但没有房间也没有床铺,他们都睡下以后,我就在走廊上铺个毯子和我女儿睡觉。那是夏天,他们每天都睡午觉,小孩子免不了哭闹,他们嫌小孩子太吵了,我就把小孩子抱出去,在南台湾灼人的烈日之下,找一棵树,在树底下抱着孩子转来转去。有时候我也抱着她走过左营的荒漠,因为我们是住宅区,走到海军的军区,要走过一大片荒凉地区,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但打听不到一点点消息。后来我就写了这首诗,题目是《转蓬》。
那真是无家可归,连一个瓦片的遮蔽都没有。我在台湾出版的诗集中没有这首诗,因为在台湾我不敢登出这首诗,这是我后来发表在大陆出版的我的诗词稿里的。我像一根在空中飘转的蓬草,那个时候台湾和大陆没有音信的来往。“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这个灾祸就找上门来,我先生被关,我带着吃奶的孩子被关,我连个瓦片的遮蔽都没有。三年多以后我先生回来了,证明我们没有什么思想问题,所以就有人请我去台北一个中学教书。到了台北之后,很多是我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他们都说原来叶嘉莹读书读得很好,没想到命运这么坎坷,就把我叫去台湾大学教书。
当我还没脱离苦海,还没到台北教书之前,不敢在公立学校教书,就找了一个私立中学,带着我的女儿生活。我先生一直没有音信还不说,我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一个吃奶的女儿,两三年丈夫不出现,旁边人都拿什么眼光看你啊。他们说你先生怎么老也不见啊,我只能说我先生工作太忙,我不能说他因思想问题被关了,我就写了这首小词:
台南有一种凤凰木,非常高大,树叶繁密,都是羽状的小叶子,到了夏天就开出艳红艳红的花,是非常美丽的一道景色。一般说来是矮的花草会有鲜艳的颜色,高大的树木很少有鲜艳的颜色,但是凤凰木的花真是猩红的颜色。我词中说“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我说是中岁的心情,其实我(当时)连三十岁都不到,不过二十几岁而已,可是我经过这么多患难,已经是“中岁心情”了。“昨宵明月动乡思”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故乡,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故乡的家人呢?
后来我先生回来了,我就被台大邀请去教书了。台大有我几位老师,一位是戴君仁先生,他也曾是辅仁大学教师,教过我大一国文。还有一位许诗英老师,不过没有正式教过我,是我家的邻居,住在我家外院。他们两位老师就邀我到台大去教书。当时我还教了两班中学,要改大楷小楷,有作文,有周记日记,那个中学我的办公室桌上,学生作业堆得像两座山。到台大任教以后,我就跟中学校长说要辞职,他说不成,学生高二,马上高三,这个联考成绩很重要,你一定要把他们教到高中毕业。所以我就同时教台大和一个中学,好不容易把这两班中学学生教到高中毕业了,我以为以后教课可以轻松了。但是后来我们辅仁大学复校了,一位老师做了辅仁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后来又成立了淡江大学,我的另一位老师在那里任中文系主任,他们都邀我到他们学校去教书。那两位老师对我都很好,所以我教了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三个大学,教《诗选》《词选》《杜甫诗》《历代文选》。你们都不能想象我教了多少书,而且不只教白天,还有夜间部,所以我被训练出来,现在依然可以在这里站着讲两个小时。我那时候上午三个小时台大,下午三个小时淡江大学,还有夜课。因为我教了这么多书,那时候台湾有很多海外的汉学家,一看到处都是我讲诗词,三个大学这么多课,还有大学国文广播,后来又有电视台邀我去教古诗。所以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跟台大说把我交换过去,台大校长告诉我说,我已经答应要把你交换到美国去,现在你要开始学英文。他就把我安排到一个专门训练出国的人学英语的地方。我一个星期,周一到周五在三个大学教课,周六上午去学英文。
学了一年,第二年要出去了,美国方面要有人来面试。来了一位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主任,和我面谈。因为他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和我谈古典文学他就很高兴。晚上,在一个文化交流中心,刘崇主任就约了我们吃饭,吃完饭,海教授就说,如果我们哈佛大学要邀请你去,你愿意去吗?他也没说什么时候去,我就说好。没想到,他转身就跟刘先生说,我们想请她到哈佛去。那个刘先生就跟我说,让我去找台大的钱校长,说他是管交换的,请台大让另外一个老师去密歇根,我就去哈佛。那我就去找钱校长试试看。校长很生气,说我是去年跟你说的,我已经跟人家签约了,怎么可以临时改动,所以不同意。我就跟哈佛那边说,对不起,我去不了。海教授就说,密歇根9月份才开学,台大6月结课,你就先到哈佛大学去,你先待两个月,明年你在密歇根就不要延期,然后就回到哈佛来。
北美教书
我从1948年到1966年,在台湾十几年。台湾是亚热带气候,秋天没有黄叶,当然更不会有红叶,像中国北方的海棠花、榆叶梅,台湾没有。我后来到了北美,在哈佛大学的远东系,在我办公室的窗外,就是一排美丽的枫树,那真是美丽,你看到树叶变红变黄,我就写了一首词。
我当然是怀念我的故乡,我在台湾已经多少年不能与故乡亲友通音信了,好不容易来到北美,我看到这个红叶,我真是怀念我的故乡。可是我敢跟我故乡的亲友通信吗?大陆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我没有办法通信。“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我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才能回到故乡。
到了1968年,我交换的两年期满,我就要走了。那个时候我本来不想出国,因为我的英文很差劲。我是日本占领中国时读的中学,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没有机会学英文,我的英文并不好,我本不想出去,但是我的先生逼我出去,说你一定要去,而且要把两个女儿给带出去。因为他在台湾被关了很久,他想要离开,可是他没有办法离开,他让我把两个女儿带出去,然后再把他接出去,所以我无可奈何,为了家,就把两个女儿带出去。一年后,又把我先生接出来。两年期满我得回台湾了,哈佛的海陶玮教授想留我,他是研究陶渊明诗的,我一方面教书,一方面跟他合作研究,把陶渊明的诗翻译成英文。我要走了他留我,说我们愿意留下你,你为什么要回台湾去,他说台湾当局关过你们,你为什么还要回去。我说台湾当局关过我们,这只是一件事情,但是三个大学、我的老师都对我很好,现在9月开学了,我教了三个大学的《诗选》《词选》《杜甫诗》《历代文选》,开学我不回去,给三个大学带来很多麻烦,我不能不守信用。另外我把女儿、先生都接出来,把八十岁的老父亲一个人留在台湾,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我先生不愿回去,他带两个女儿留下来,而我一定得回去。所以,就作了《留别哈佛》三首律诗。这是第一首:
我回去以后,哈佛大学海教授来信说,你现在回去安顿一下,然后跟三个大学说好,把老父亲接出来。第二年,哈佛给我一个聘书,我就去给我父亲办旅行证件,到了台湾的美国领事馆办签证。领事馆的人说,你把你女儿、丈夫都接出去,现在又要把你父亲接出去,你这不是移民吗?你不能用这个工作签证出去,然后就把我的签证取消了。然后我就跟哈佛说,我出不去了,他们说我要办移民,移民不知道要办多少年啊。哈佛大学真心地希望我去,海教授就让我登报声明说旧旅行证件遗失了,另外办个新的旅行证件,而且不要到台湾的美国领事馆,直接到加拿大领事馆,从加拿大过来就容易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到了温哥华的原因。有人说,你爱国为什么还跑到美国、跑到加拿大?我真是没有办法,我当年拿的是台湾的旅行证件。
然后我就从最快的路到了温哥华,第二天我就到加拿大的美国领事馆去办签证,办签证时我一定得拿哈佛的聘书,如果我以旅游的身份去,不可以工作。然后领事馆一看我有聘书就问,你有哈佛的聘书,为什么还跑到加拿大来?为什么不直接从台湾去美国?最后还是没有给我签证。我只好告诉哈佛,我还是没拿到签证。海教授就跟我说,温哥华有个UBC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系主任是蒲立本(Pully Blank),和海教授是好朋友。海教授就跟蒲立本说,有我这么个老师,问他们那边有什么机会吗?蒲立本教授就非常高兴,他那边的亚洲系刚成立了研究所,招了两个研究生,是美国UC 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学生。这两个学生为了逃避越战的兵役,到加拿大读研究所,但是需要研究生导师。蒲教授说太好了,你不是教唐诗嘛,他们两个一个是研究孟浩然的,一个是研究韩退之的。不过他说如果我去那边做全职老师,不能只教两个研究生,要教大班的课,那是没有任何中文基础的学生,所以要用英文教书。我那时候是别无选择了,无以为生,台湾回不去了,当时从台湾出来时,我跟台湾说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把我父亲也接出来了。台湾已经是后无退路了,在台湾没有工作也没有宿舍了。我就硬着头皮接受了聘约,开始用英文教书。
那时候我每天晚上查生词到两点钟,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每天都是一两点钟睡觉,是当时锻炼出来的。我查着生词去教书,查着生词去看paper(论文)去看试卷。这是没有办法的,你痛苦、叹息、争吵没有用,只有面对现实,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在温哥华要拿英文教书,就写了一些诗,第一首是刚到不久写的《异国》。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我在美国看过红叶,加拿大红叶就更多了。我那时在美国交流,还能回到台湾,还有宿舍有工作,可是我现在到哪里去呢?“初心已负原难白”,我原来的打算是把我女儿带岀去,也把我先生接出去,安排我先生在美国的一个州立大学教中文,我每年暑假假期去美国。可是现在我先生没有工作,我也没有办法回台湾去了,我要在这里教书来养活一家人。所以我说“独木危倾强自支”。我当年人地生疏,不知道应该托身何所。我查着地图去坐公共汽车,查着地图去买二手的家具。我已经在UBC接受了职位,就要申请把我的家人接过来。我的大女儿已经在密歇根大学读书,自己申请转学就过来了。我的小女儿因为不是加拿大公民不能就读公立中学,我就先给她办了个私立的中学,拿到入学许可给接过来了。但最成问题的是我先生,我先生不是学生,我就到加拿大移民局去,我说他是我的眷属,我先生和我女儿都是眷属。你知道加拿大移民局怎么说?他们说不是,你不能把他们作为眷属接过来。我说我女儿不是我眷属吗?他说,不是,连你都是你先生的眷属,而且我一定要冠上我丈夫的姓。所以我不能接他过来。我就去找了系主任,我说我先生如果不能过来,我就不能在这里留下,然后他就给了我先生一个名义,一个research assistant(研究助理)的名义,然后我先生就过来了。
我就跟我先生说,加拿大男女真是不平等,你们都不能作为我的眷属,我们都是你的眷属。他说,当然啊,当然啊。本来有一句话可以反驳他,就是你是家长为什么不养家?但是这句话我不能说,他最软弱的地方我不能刺他,所以我就一句话都没有说。诗中还提到我行前算过一卦。当时我在台湾的辅仁大学教学,由于辅仁大学远离台北市,就安排了一辆交通车来接送老师们去教书,跟我同车的一位老师是南怀瑾先生。我们都是教中文系的,在一个休息室。南先生很健谈,谈到诗词,他知道我也写作诗词,于是让我拿我的诗词来看,他说我写得很好,要拿去出版。我的第一本诗集就是南怀瑾先生介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岀版的。后来他知道我要到美国,南先生让我去算个卦。具体内容我已不记得了,其中有两句:“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当时我并不懂。可是后来我在想,当时美国去不了,台湾也回不去,加拿大也不确定,真是“时地未明时”。虽然我不是什么佳人,但我的确在水边哭,因为温哥华就靠近水边。
我开始用英文教书后,就又写了一首诗《鹏飞》。
《庄子·逍遥游》开篇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说其翼若垂天之云,那大鹏张开翅膀像垂天之云。我说的是当年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北平教书,后来在台湾教书,我教书就喜欢“跑野马”,广征博引地发挥,用自己祖国的语言,教自己同文化的学生。我现在要拿英文去教书,不要说“跑野马”了,简直就是跬步难移。我本来可以在天上飞,现在只能在地上爬了。“北海南溟俱往事”,北京和台湾都已回不去了。“巢苇鹪鹩”还是《庄子·逍遥游》里的典故,如今我只好安身在加拿大了,在此度余生了。
梦中得句
我说我的诗是自己跑出来的,有时候还不是清醒的时候,是做梦的时候跑出来的。那时我常常做两种梦,一个是梦到我回去用母语给我的中国学生讲课,一个是梦到我回到辅仁大学,在什刹海附近,我的老师顾随住在那里,梦见跟我的同学到我老师的家里去,整个后海长满了芦苇,我走也走不出。我还梦见我回到老家,那是一个三进院落的大四合院,我进了大门,每一扇房门和窗都是密封的,我哪里都进不去。有时候我也梦见我的母亲来了,我遍体鳞伤,我母亲说要把我接回家去。
我梦见我用母语讲课,讲到一副联语,醒来还记得,联语是“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雨余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杨柳、海棠都是植物,“室迩人遐”是《诗经》上说的,“其室则遐,其人则远”。杨柳多情,可是杨柳总是被人折断,总是在离别。“雨余春暮”是说雨后春天已经迟暮,海棠花都憔悴了,失去了娇美的颜色。
后来还做梦,梦见了几句诗,我只记得两句:“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这两句是自己在梦中岀现的,后来我醒来就想凑两句吧,可是怎么也凑不好。于是,我就借用本来写诗就说不清道不明的李商隐的两句诗“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之后我又梦到两句“波远难通望海潮,硃红空护守宫娇”。前一句中的望海潮是词牌名。后一句说的是,古人考验女子的贞洁,就用朱砂喂壁虎,等到壁虎的通身都变红的时候,把女子的手臂刺破,把红的壁虎的血揉进去,这个红的斑点就留在那里了。如果女子不贞洁,这个红点就消失了。这是男子所做的对于女子的考验。我说我愿意持守住我的品节,这还不是男女的品节,是为人处世、做人的品节。
还有第三首诗:
这首诗前三句都是李商隐的诗句,只有最后一句是我的。我喜欢荷花,在月明的晚上,天上的明月照着池里的荷花,露珠在滚动。我说的都是持守,人的持守,还不是男女的贞洁的持守,是你做人的持守。你在污秽的尘世走一遭,你被它沾染了多少呢?你能够持守住你的清白吗?我以前写诗说“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只有天上的明月,与我相陪欣赏荷花的美丽。
回国探亲
我既然是这么怀念我的故乡,我就很想回去,可是我没有办法。那时候我还拿的是台湾的旅行证件,一直等到1974年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了,我想我应该可以回去了吧。所以我就去申请,申请回国探亲。那时候我没想到我能教书,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在中国恐怕也早被批斗了,我也没有勇气回来教书,我只是回来探亲,盼望我能见到那将近三十年不见的家人、朋友、老师、同学。
我拿的是台湾的旅行证件,从温哥华坐飞机到香港,香港的人说不许我出机场,只能在机场等着第二天转机去北京。这是我后来为什么申请了加拿大公民的缘故,因为当时用台湾旅行证件回大陆太困难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我还是回来了。那个时候探亲旅游都是由国家的旅行社替你安排,而且你要知道,我是生于军阀混战的时候,经过了多少患难困苦。现在说我们祖国站起来了,真是不再受列强的压迫。我是满心的兴奋,即使我不能教书,但我们国家好了,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当时海外的华人都觉得中国站起来是难得的。我回国探亲,就写了《祖国行》,是两千几百字的长诗,比《长恨歌》还长三四倍呢。
我为什么写这么长的诗,因为我有这么多的话要说,但是现在我不能把两千多字都给你们看,所以我只是写了开头几句:
“卅年离家几万里”,三十年了,从一九四几出去到一九七几才回来。“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后来,台湾报纸上大标题骂我:“叶嘉莹,你在哪里?”可是你想,人情同于怀土,中国与加拿大建立了邦交,我怎么能够不想回家看看呢?所以我就回来了。而且那时候我真是高兴,我到香港,他们不让我出机场,后来我到广州搭了飞机回来,然后当飞机快飞到北京上空,我远远地看到一排灯火,我就想象那是不是西长安街呀?西长安街是我当年常走过的地方,我家就在西长安街现在的民族饭店的对面,那是我们家的后门。当我看到这一排灯火时,我就流下眼泪来了。我轻易不流眼泪,我不为我私人的忧患悲哀而流泪,但那时候我真是流下眼泪来了。飞机飞到北京的上空,我看到长街灯火才流下泪来。我的一个女同学,也是辅仁大学中文系的,她说她是坐火车回来的。她从澳大利亚回来。她说她是在广州一上火车一路流泪流到北京。现在的同学你们真没有办法想象,现在你们交通如此之方便,电脑上就可以马上谈话,还可以看到人在那里,哪里想象得到我们当年几十年的离别,音信不通的悲哀痛苦。
痛失爱女
我好不容易能回到我自己的老家,也见到我故乡的亲友,那是1974年。我那个时候很高兴,我觉得我现在也回到祖国了。到了1976年,那时我五十二岁,年过半百,两个女儿都相继结婚了。我大女儿结婚后不久,小女儿也结婚了,我平生只有那时候真正高兴过。我想我劳苦了一辈子,两个女儿都成家了,这个担子可以放下来了,我很高兴。
那一年旅行,我从温哥华先飞到多伦多看望我大女儿,她和她先生在多伦多,然后到我小女儿那儿,到费城。那个时候我在旅途上真是高兴,我想我这一辈子这么劳苦,现在总算是安定下来了,两个女儿都成了家,我以后常常可以从西岸的温哥华飞到东岸,看望大女儿,看望小女儿。我的幸福感只有飞机上短暂的片刻。我才到小女儿家,当天晚上就接到电话,我大女儿和女婿开车出了车祸,两个人都没有了。这就是我所遭遇的。没有人可以想象。我也很少把我悲苦的事情向人家诉说。当年我被逼用英文教书,我回家都不埋怨。我不能说我怎么劳苦,让我父亲烦恼,我也不能让我两个女儿觉得到我有这么沉重的负担。我常常想到《世说新语》上谢安谢太傅说的一句话,他说他中年以后,在外面的政治上有很多忧苦不为人知的事情,“恒恐儿辈觉”。我常常恐怕我年轻的孩子发现我的悲哀愁苦,“损其欢乐之趣”。她们年轻人应该欢乐,不要把我的忧愁烦恼告诉她们,所以我从来不跟任何人诉说我的这段事情。我心里觉得有一点幸福感的时候,只有那一年在飞机上飞去探望我两个女儿的短暂时间。因为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写了十首诗。
后来我把我在温哥华UBC的退休金捐了一半给南开大学,成立了两个奖学金:一个叫驼庵奖学金,是纪念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他的号叫驼庵;一个是永言奖学金,大家以为我用的是《诗经》里的《毛诗序》的“诗言志,歌永言”,其实不是。“永言”两个字是我的女婿永廷和女儿言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合成的。
我从1945年毕业教书到现在,没有停止过,连产假都没有休,而且在台湾教了三个大学,在北京教了三个中学。我在北美教书的时候,每一年三月底UBC考完了,我就回到中国来。而且有时候我在UBC拿半薪,然后请求休假,跑到中国来义务讲学。到最后我退休的时候,我从1969年工作到1989年,没有拿到全额的退休金,因为我1969年到1970年去的时候,是临时留下的,我在UBC不满二十年。我教书教了六十多年,没有拿过一笔完整的退休金。在加拿大拿到的是我的唯一的退休金,台湾没有给我退休金,当然大陆更不会给我退休金。
“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小别三日,我是先到我大女儿家里,然后到我小女儿家。离开时,我大女儿送我上的飞机,不过就是两三天以前的事情。“惨事前知恨未能,从来休咎最难明。只今一事余深悔,未使相随到费城”,我当年真应该带我大女儿一起到我小女儿家就对了。当年我母亲在火车上去世,临别没有说过什么话,我的大女儿和女婿是出车祸去世的,也没给我留下话。“哭母髫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我真是没有想到,我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幸,我年过五十看到两个女儿都已先后成家,刚刚有一点幸福感,老天就给我这样一个惩罚。
接下来就不念了,直接说3nvw.akita-eishin-school.com一下第九首诗:“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我以为我好不容易走过了患难,可是没想到,上天马上就给我惩罚。可是,我这个人,还是从痛苦之中站起来了。因为我在想,也许人只有把一切都失去以后,才真的能够做出一些个事情来。真是心断望绝之后,你什么都失去了,什么都失去,是死而后生,所以后来,我就申请回国。
1977年我跟我小女儿再回国探亲时,我大女儿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我们到了西安。我是教诗的,教唐诗,唐诗里都是长安城的故事,所以我说“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鄠杜间”。我去了杜甫生活和走过的地方,经过了少陵原的一个黄土坡,我说我要在这里照个相。我小女儿还说这有什么好看的,你干吗要在这里照相?因为那是少陵原,那是杜甫当年的所在。“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我当初只是在诗中看到杜甫住在少陵原,现在我是第一次看到少陵原,但它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的感情之中,存在了这么长久,是“千年国土锦江山”。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我在台湾教书,在美国教书,讲杜甫的诗。杜甫有一句诗,“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我当年在台湾讲这句诗,每次讲眼里总是溢出泪水。那时候两岸音信不通,隔绝了十几年,我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到我的家乡。可是我现在真的回来了,是“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四人帮”倒台了,我觉得我们祖国大有希望,于是我就动了回国教书的念头。后来高校恢复了,我就想我应该回去教书,我们中国诗歌真正的灵魂毕竟是在我们祖国啊!我把诗歌翻译成英文讲给外国人听,没有深刻的共鸣在里面,所以我就想我要回来教书。
我虽然动了这个念头,但是我不知道国家让不让我回来教书。我就给当时的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说了一下我的生平和经历,希望我能回来教书。当时出去寄信时,心有所感,写了两首诗:
我在温哥华的家出了门就是一大片树林,我要走到邮局去寄信,要穿过这一片树林。那是傍晚的黄昏,树梢上有一层金黄色的落日余晖,归巢的飞鸟陆续投入林中,所以我说“向晚幽林独自寻”。我从门前这一片树林走过,我在寻思我能不能回去,我应不应该回去,我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枝头落日隐余金”,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树梢上的落日余晖是不会久存的,它转眼间消失了。而我当年已经五十四岁了,所以“渐看飞鸟归巢尽”。我还能够回去吗?“谁与安排去住心”,我跟谁来安排,跟谁来商量我应该不应该回去呢?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那是暮春,温哥华满街都是花树,我家前面的那条街都是樱花。我寄信的时候正是暮春季节,一阵风来,花飞万点。树上的樱花,地上的落英,风一吹随风乱飞。春天是不会长久,不会停留的。你说要回去教书,你人生能不能实现你的理想,你只说你想要回去想要回去,如果你不能真的回去,那就只是一个梦,你没有实践啊。我要回去就应该实践,而不能只说我想回去。
当时我还在等待消息,国家批准不批准我不知道。1978年,我又填了一首《踏莎行》。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在大学读书时,我们当时都学习写词。词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男女相思怨别,可是很多写男女感情的词,里面是有很多深层意思的。当年我们在大学念书,我的老师有一句词“小红楼外万重山”,用的是李后主的“无限江山”,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历尽艰辛愁句在”,而现在是“老来思咏中兴篇”。我希望我们中国真的是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走上一条建设的康庄大道。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建设祖国有的是人才,我是一个不成材的散木,但是我的根在故乡。“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我回来还是教我们传统的诗词,诗词还是在我的心中,我要把诗词中的感发生命传播下去。
我们的诗词,经过千百年,现在能够传下来的,那都是精华之作。不管是屈原的《离骚》,陶渊明和杜甫的诗,还是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词,真的是精华。普希金有一句诗,意思是说我要用我的诗歌的真情感动那些善良人的心。我想给他改一改,不是“感动”善良人的心,是用诗歌的真情“感发”人的善良的心。你看人家辛弃疾写“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张载说“民胞物与”,那种爱人爱物、爱国爱家的感情都在我们的诗词歌赋里。这么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们年轻人不能够欣赏,不能够理解,真是太可惜了。我所知有限,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但是我有一份感情。我愿意把我所体会的,诗词里面的感发生命,让年轻人知道,所以我就回来了。可是我也发现,人生总是会走弯路,国家也走很多弯路,所以我也曾写过一首诗说:
“高枝珍重护芳菲”,如果说高枝是我们美丽的诗词大树,我真想珍重地把它美丽的枝叶和花朵留下来。“未信当时作计非”,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要回去呢,我不以为我当时的打算是错了。“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我们等到千年,我真是希望我们祖国的那些古代的诗人词人,他们美好的感情、美好的心灵、美好的志意、美好的情操,在诗词里面的那一份感动,能让我们继承下来。如果所有人都变成唯利是图,那么心灵就都死掉了。我们说人是动物,食色性也;但人毕竟不等同于禽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因为人有一点灵性。如果说动物追求食色是本能,人有这种本能则罢了,你不能有更高一层的追求也罢了,但你不能比动物还堕落啊。动物不会造假,不会说谎,不会骗人,不会害人,不会贪赃枉法,人难道连动物都不如了吗?我说我的盼望“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古人传说天破漏了一块,女娲炼石补天。我们希望自己能炼石补天。老埋怨天怎么漏了,只能使那个漏洞更大。这做的不是补的工作,是破坏的工作。古人传说“珠圆月满”,我的珠当然是不圆了,如果每个人都珠圆,那月亮就是圆的。我常听人说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但他所言所行同样是恶劣的,甚至还更加恶劣,那他有什么资格去骂呢?每个人只要能尽到自己的力量去做好就可以了。“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这是我的希望。
荷花因缘
我再说一说我自己和荷花的事情吧。南开大学里我最欣赏的风景,就是马蹄湖里的荷花。那时我住在南开的专家楼,离马蹄湖很近。我就看到那荷花怎么从水里面长出来,怎么怒放,怎么美丽,可是到了秋天,荷花就凋落了。我曾经写了一首诗:
秋天来了,荷叶就枯干了,荷花就零落了,所以我说“萧瑟悲秋今古同”,宋玉的一篇赋说“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悲哉秋之为气”。屈原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从屈原、宋玉到杜甫,到我们现在,是“萧瑟悲秋今古同”。荷叶开始残败,荷花开始凋零,“残荷零落向西风”。可是我在走过马蹄湖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两朵荷花在那里开着。天上是斜阳,是落日的余晖,遥远的天空,是谁遣羲和驭?羲和是驾着车赶着太阳岀来的神,所以羲和是太阳神。遥天之上,是谁驾着车来,“来送黄昏一抹红”?现在荷叶荷花已经零落了,还有一些残留的时候,天上有没有最后的黄昏一抹红照在荷花上?我已经是八十多岁,快九十岁了。有一天跟学生们在南开的校园中散步,那时也是“九月既望之夜”,差不多同样的季节。“长河影淡,月华如水,小院闲行,偶成此阕”,这是在南开的校园中散步的时候写的。
“似水年光去不停”,真是,我们的人生像流水一样,你回首前尘,像流水一样地消失了。不用说人间的流水不停,我抬头,看到银河,“长河如听逝波声”,我好像听到银河的水也滔滔流逝。“梧桐已分经霜死”,梧桐经霜就死了,我经过这么多患难,八九十岁的人了,按本来一般的植物生命来说,应该已是经霜死了。“幺凤谁传浴火生”,人们说凤凰能够浴火重生,传说中的那凤凰真的能够浴火重生吗?“花谢后,月偏明”,作为一个衰老的人,花是谢了,可是月亮还是这么明这么亮。“夜凉深处露华凝”,那荷叶上还是有露华的。“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我如果像一个吐丝的蚕,“春蚕到死丝方尽”,那没有办法,那是它的本能,它的生命就是要吐丝的,吐出来的丝,那年轻人能够织出一片锦缎来吗?那我不辞劳苦地东讲西讲,年轻人究竟能从我所讲之中得到一些什么呢?
后来我还写了一首《鹧鸪天》。
灯这个东西,就是点来照明的。它宁可燃烧自己散发光明,终无倦怠,它要点燃自己受到煎熬,它生命所求的就是如此。李商隐说油灯也有快乐的时候,古人曾说“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可是你孤独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寒夜冷雨的时候,人家把灯吹灭了。我看到老油灯,就想到李商隐的这些诗句了。我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我都在忧患劳苦之中,没有福分享受到酒边花外的快乐,我没有享受灯的幸福,我只有“雨冷窗寒有梦知”。“心头一焰凭谁识,的历长明永夜时”,我内心的一点燃烧,是我所爱的诗词,我也愿意我所爱的诗词,年轻人都能够爱它。我像一盏灯,光明还是在那里的。我也不是那么悲观。我还是在南开,我喜欢马蹄湖,我喜欢荷花,总写荷花。
我们说雁是可以传书的,它们要排一个“人”字,代表相思的感情。9月荷花都凋零了,我来得太晚了,我回到祖国教书也来得太晚了。荷花虽然凋零了,但是我知道荷花可以结成莲子,又落到泥土里。我曾经看到一个考古报告,说他们掘出古墓里面汉朝的两千年前的莲子,居然栽培养活了。所以我说“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我已经八九十岁了,可是我的希望、我的愿望,是年轻人仍然能够知道我们诗词之中的那一份心灵、那一份感情、那一份理想、那一份志意,还能够因此感动。那莲子不是两千年以后还能发芽吗?我们的古典诗歌有那么好的东西在里面。曾经有人访问我,问我们古典诗歌的将来还有希望吗?我说有的。因为诗歌不是死的,它不是死板的文字,其中有千百年来那些诗人的感情、志意、理想。只要有少数人,有几个,哪怕有一个人心不死,他看到这些诗词都会喜爱的。
李商隐的原诗说的什么呢?“路绕函关东复东”,李商隐一生都是困顿潦倒不得意,他总是在路上。他从函谷关向东走,向东是长安,是他的理想、他的抱负所追求实现的地方。李商隐说过,他是“欲回天地入扁舟”,我要挽回天地,然后我就隐居入扁舟。而现在他是“身骑征马逐惊蓬”,我骑着一匹疲倦的老马,随着风沙,一路东行,迎面扑来的是中国北方的风沙。“天池辽阔谁相待”,《庄子》上说北海的鱼变成大鹏飞到南海,南海也就是天池。天池那里有人等待我吗?我有一个可待的期望吗?“日日虚乘九万风”,我不知道我此去能得到什么结果。我只是白白地随着风沙,日日在路上奔走,随着那飘蓬在风中飘转。这是李义山的诗。可是我说,我是反其意,我用他的韵,不用他悲观的感情。我说“一任流年似水东”,我任凭我像流水的年华逝去。“莲华凋处孕莲蓬”,我相信莲花凋了有莲子。“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只要有一个莲子,只要有一个莲子发芽长叶,我就没有白白劳苦,所以“何惧扶摇九万风”。第二首说什么呢?我这么柔弱的一个老人,我老去,我希望我没有遗憾,我只是希望年轻人,你们把我吐的丝,织出一匹锦缎来,“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这个讲演题目让我回顾了我的一生。我走到诗词里边,诗词也走到我这个人里,我也希望把这美好的诗词,留给年轻人。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口述:叶嘉莹;口述整理:刘冰亚;摘编:何也;编辑:西西;导语部分校对:张彦君。 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写童书的人》书籍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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