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访苏，拟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周总理建议加上二字，彰显智慧

一、毛主席再次把斯大林的话头交给周恩来

1950年1月22日,克里姆林宫里再度灯火辉煌。中方领导人毛主席、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及陈伯达，缓缓走进叶卡捷琳娜大厅。厅里古色古香的陈设使初次到来的人们感到惊讶。这里有十八世纪豪华的家具，圈椅、躺椅上都刻有叶卡捷琳娜二世名字的花纹，墙上贴着绿色波纹壁纸，镶在厚厚的镀金框子里的古画、瓷器、银制餐具。

当斯大林从那扇高大镀金、雕着木刻画的大门走出来的时候，他那身元帅服显得光辉夺目，他中等偏矮的个子，头发花白，消瘦而略显土色的面孔带着倦容。中国领导人站起来，微笑着向走到跟前的斯大林握手。斯大林走到行列的尽头，然后又走回来。他那柔软的高加索皮靴走在厚厚的地毯上,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坐下来，看着毛主席和周恩来，说话声音小，说得很慢，带着格鲁吉亚人所独有的口音：“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正式会谈。”

毛主席点点头：“斯大林同志曾谈到过中苏关系问题是否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也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好。条约的内容应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合作。”

斯大林说：“我同意谈条约问题，还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都需要谈。”

毛主席略表不同意见：“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可以写在另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从一个特备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它，然后慢慢吹灭火柴，眯缝着眼看着前方：“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主席掐灭那根没抽完的烟，思忖着说道：“我们同意前一个办法。”

斯大林继续说：“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

斯大林又一次掏烟时，把烟盒向毛主席扬了扬。毛主席举了举桌上的烟盒，笑了笑，又正色说道：“中苏条约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提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方由你指定。”

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交谈时，周恩来没有插话，只是此刻身子朝前挪了挪，颔首等待斯大林的答复。

“愿意接受你的建议。”斯大林朝毛主席轻轻点了一下头。

后面的会谈便由中苏两国外长周恩来与维辛斯基牵头，在双方小班子中进行。

斯大林似乎有些急。在此期间直接三次打电话给毛主席。前两次是师哲接的，第三次由孙维世接，因意思表达不够明确，斯大林又把正在克里姆林宫帮周恩来工作的师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要师哲把他的话再译一遍给毛主席听，问问毛主席到底还有什么打算和意图。毛主席一听也急了，不知斯大林三番五次询问是何因，他不客气地让师哲将他的话译给斯大林：“我没有什么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总理那里。他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着吗？”

斯大林怏怏不快地放下电话，抓起烟斗……

苏方首先拿出一份条约草案。周恩来把这个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立即做出反应：“把我们起草的条约马上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第二天，周恩来和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来到毛主席的房间，讨论充实条约文本内容。毛主席提议边讨论边译成俄文。于是，几位懂俄文的官员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都被召集来，就在毛主席住的一层的一个房间里，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讨论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原先的文本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周恩来建议加上“互助”二字，毛主席很赞成，笑着喷了一口烟：“友好嘛，是相互的，不能一厢情愿，或者有来无往嘛。”

中方的草案于24日当天就交给了苏方。

旅顺大连、中长铁路的协议草案，由周恩来单独领着人制定。基本告一段落时，周恩来来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没什么意见，但从脸上看另有心事。巣然，毛主席推开桌上一大堆文件,对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搞一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已经宣布过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但外蒙古独立是一个例外。外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办理的，但是我们尊重蒙古人民1945年的公民投票，他们一致拥护独立。现在双方政府经过谈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苏联也表示支持中国这一立场，同时也希望蒙古发表声明表个态。”

周恩来点头称是：“这样做比较好。”这件事的起因是：美国方面对中国两大领袖亲临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会谈十分不安，一面猜度，一面由国务卿艾奇逊散布谎言惑众，说苏联要将中国北部合并，中国要收回外蒙古等等。

莫洛托夫也认为中国的建议很好，决定由中、蒙、苏三方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造谣。苏、蒙的声明分别是以本国外长的名义发表的，这大约是苏联所说的“官方声明”。但毛主席仍以战争年代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亲自起草了文章，并以“胡乔木”的名义发回国内发表。

可是这件事大大惊动了斯大林，并引起双方小小的不快。

二、周恩来力图打破僵局，又要不失毛主席的“立场”

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主席、周恩来单独到克里姆林宫会晤。斯大林特别强调，苏方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中方只邀毛与周，除了翻译师哲外，别人请勿到场。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在座的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照例坐在大桌子的顶头，毛主席的位置紧挨着主人，只有翻译在他们中间。擦得铮亮的浅黄色桌面上摆着茶具餐具。每个位子前都有一套餐具，大酒杯和几瓶格鲁吉亚干葡萄酒，但从不放伏特加。桌上还摆着几盘温室栽培的新鲜蔬菜。斯大林依然握着他的大烟斗，轻轻地吐着烟，脸色平静而无表情。他首先说话，声音很小，带着地方口音，师哲要集中精力才能听清。

苏联方面由于用胡乔木发表了声音，十分不悦，中苏两国一度闹得比较尴尬。在宴会和舞会上，都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在这种时刻，毛主席与周恩来的关系如何？

当事人师哲有一段回述：在宴会上，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主席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却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动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氛，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泼的环境、融洽和谐的气氛。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不尽人愿。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三、毛主席与周恩来最后商定的条约

已经是2月8日凌晨3时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手稿还在毛主席与周恩来之间传递，其中各项具体协议颇费心思。房间里充满了烟草与茶叶味，几位助手已经犯困，常常用手掩住嘴，让大哈欠化小，或往太阳穴上抹点清凉油，与瞌睡作斗争。偷眼望望两位领袖，却毫无倦意，令人吃惊。毛主席捻动手中的烟卷，心情愉快得如同早晨刚刚醒来：“近来各项工作进展较顺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这无疑是对周恩来工作的褒奖。

在协商友好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周恩来看过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怎么变得这样少？要修改。”他当即将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这才有了今夜的“鏖战”。

周恩来摘下眼镜：“自从我们拿出初稿后，苏方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认为我们拟定的初稿明确，各条款是合理的，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但对其中某些条款还有分歧。”

毛主席说：“1945年中苏签订的条约应该失效了。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确定中苏关系的原则。”

“苏方已同意以这次签定的新条约取代1945年的旧条约，”周恩来估计着，“新条约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

问完了“主席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周恩来告辞了。警卫人员开始收拾床铺。毛主席的思路还深深陷在“条约”中，对还没离开的汪东兴说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疆、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毛主席解着纽扣，准备就寝，还在告诉汪东兴：“我们和苏联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指出，新的条约与《雅尔塔协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百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怎么办？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他们给我们发来电报说，你们不能与国民党打仗，你们如果与国民党作战，你们这个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这是什么话！如果说我们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说得过去，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么，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毛主席说完这些话，好像释放了积怨，轻松回应：“我是顶了他们的。”

据参加谈判的中国同志说，当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时，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此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毛主席完全赞同周恩来的这一反问，并试图让斯大林明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是因为苏方的这个主张，干涉了中国内政。

毛主席对这一段史事一直没有忘怀。1958年那次在“游泳池”与陈毅和驻外使节们也是这样愤愤不平地谈起：“还搞个换文，不许在中国两个地方有第三国人住。两块殖民地，一是东北，一是新疆，两地除中苏两国人不许其他外国人居住，我们东北还有二百多万朝鲜人怎能赶走？还在我们国内搞情报工作，我也向斯大林提过。过去有人就在我外交部找一个女同志给他作情报工作，这位女同志很快就报告了总理……”

毛主席睡下了。

周恩来还在忙。国内的许多问题等着他立即处理。

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大厅里散了一会步，回到房间，对陪同的汪东兴说：“你把陈伯达叫来，我和他说一下《人民日报》的社论问题。”

陈伯达很快来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说：“稿子我已经看过了，做了修改，请你和恩来再看一下，然后发回国内，看他们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请他们斟酌后定下来。稿子现在恩来那里，你可以去他那里拿来看。”

来到周恩来的房间，周总理正和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谈话。周恩来要赛福鼎抓紧时间把中苏友好协定再仔细看一遍：“其中涉及新疆问题，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表示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赛福鼎准备走的时候，周恩来已将身体转向陈伯达：“是主席请你来的吧？社论我又改过一遍，你校对无误后发回国内，国内有什么意见，请他们立即电告我，不要延误。”

陈伯达接过那篇题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的社论，只见上面除了周恩来添改的娟秀的字迹外，许多处是毛主席改过的，最后一行尤其醒目：“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陈伯达刚要出门，周恩来又叫住他，将社论要回，站在桌子前又改动了几个字。

在此期间，毛主席和周恩来商议的事情很多，除了眼下的中苏友好协定外，还有与英国的建交问题；越南主席胡志明的来访；国内民主人士在各级政府的任职；建立空军和海军；以及苏方向中方提供3亿美元贷款问题……所以每天都很疲劳，原来两人时常失眠，现在谈完话，宽衣上床后都能很快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