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杨念群大概是清史研究界里,最具“血统论”传奇色彩的学者了,他是杨度的曾孙子,也是梁启超的曾外孙。然而他的学术地位并不仅仅凭借祖上的荣耀,而确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新清史的批评很见功力。本文不是严格的学术文章,但其学术观点却表露无遗。
“大清”是汉人的还是满人的,这似乎不成问题,按惯常说法,满人是“夷”,在明代人的眼里这个“夷”字和野兽的意思差不多,这些“野兽”占据了大明江山,怎么可能被承认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去掉身上的膻腥,心里至少还得经过一番文化的洗澡,这番身体到心灵的刷洗,有一个专有名字叫“汉化”。
可偏有人说大清统治成功的秘诀是依靠满人的特性,猛一听有些奇谈怪论的感觉。这些“奇谈怪论”被编到了一本书里,叫《“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大清”历史既然被“新”了一次,自然有新的道理。我的理解是,“新清史”新在认为满人即使要洗澡,跳进的也不是汉人一个澡缸,膻味也未必洗净才有资格做咱们“中国”的皇上。乾隆爷不仅是汉人的君主,还自封是蒙古的可汗,西藏的文殊菩萨转世。他在紫禁城和避暑山庄之间来回迁移,绝不是常人所知有利于防暑这么简单,而是要回避为了去除膻腥老爱在汉人浴缸里洗澡这种印象。在他们看来,除了多沾点汉人的文气,再留点满人的膻气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显示出大清不同于明人那般狭隘偏执。
明人修长城,把满人挡在外面,理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一个族群堆里长起来的,心里的想法一定是拧着的。可明朝从此自画界线,占据的地盘却变得小多了,皇帝还被蒙古后裔瓦剌给掳去羞辱了一番。于是清人嘲笑说,我们与蒙古、西藏结盟,他们就是天然的屏障,明人费了那么大劲儿,不但长城内的中原地盘守不住,连南宋苟延残喘的样子都维持不下去,南明只存在了十八年,南宋却存活了百年以上。所以,大清皇帝把宋朝贬得一塌糊涂,康熙皇帝捧宋代的儒学大师朱熹,可到了乾隆爷就开始不断“辟宋”,就是批判宋代那些士人的思想,好像是和他爷爷的想法打架。其实不然,宋代流行把北方人(金人、辽人、西夏人)当作野蛮人的想法,一直让大清皇帝耿耿于怀。
大清皇帝喜欢说汉唐的好处,甚至屡屡羡慕古代的黄金年代——周代,不愿说宋朝的好话,为什么呢?有一个理由是,周代取代商朝,不过是西夷取代东夷罢了,“夷”只是相当于一种户籍,和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扯不上关系。如果“夷”是野兽,那么,周人也是野兽了,因此,“夷”是野兽这个宋代以后出现的解释自然不成立,这是雍正皇帝的看法。乾隆爷和他爸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更喜欢提及汉唐盛世,因为唐代君主李世民就是个“杂种”,按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出自北方蛮族血统,按宋人的标准也是个“野蛮人”。乾隆爷说,你看,连唐太宗都是个“杂种”,我们这些“杂种”当皇帝有什么不可以吗?这问题问到了要害。关键在于,乾隆爷自己接受了不少汉人的文化思想,但他死不承认自己变成了汉人的文化奴才。这与我们汉人学者一厢情愿地说什么满人被汉化了,好像还有点距离。
以上是对新清史新在哪里的一点归纳。但新过头就有点语走偏锋、故作惊人的意思,比如说乾隆帝曾一度连篇累牍地在谕旨中提倡“满语骑射”,意思是要教导满人保持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和生活习俗。这事单看起来是死守自己民族那点骨血特征,但更大的背景却与此正好相反,因为满人大臣大多不喜用满语书写奏折,或者通篇频频出现病句错字,弄得乾隆爷不断发火,才用谕旨骂人,恰恰说明满语骑射的习俗衰落得把持不住,而不是什么区别于汉化的统治特点。所谓“缺什么才吆喝什么”,正如当今社会,越是道德缺失才提倡树立“新道德”的意义,而绝非表示现在道德空前的纯洁高尚。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去想当然地推测,可真有点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味儿了。
再有个例子是“正统”的问题,每个新王朝建立时都要给自己的出身找个说法,必须清楚地说明自己正统的根儿埋在什么地方,大清是关外蛮族入主大统,这个统到底应该接到哪里去?如果按照种族的接续原则,满人从人种上说都是位于宋朝北方的金人后代。所以他们在东北时还叫“后金”,但有了“大清”的名号后就犯了难了,到底是接汉人的统,还是接金人的统?一些史臣乱拍马屁,说编历史时咱们大清应该接着辽金的统,结果马屁拍在了马腿上,被乾隆爷一顿臭骂,乾隆说,大清应该接的是宋元明的朝代,把那么重要的统接在了一个地方政权上,这不是自己贬自己吗?可见,乾隆爷脑子里的统不是狭窄的种族观念,并不是非得把大清名号和自己的祖先绑在一起,在他的脑子里,对更广大空间疆域的控制才是建立正统最重要的因素。
以上所举两条,没有为汉化翻案的意思。在此想为“新清史”和“老清史”的区别简单归纳几句。
首先,新清史强调断裂,老清史强调连续。在新清史的眼里,满人的清朝几乎完全可以割裂成一个和汉人的明朝不一样的朝代,这显得有点耸人听闻。
再有,新清史强调区分,老清史强调涵化。新清史中满人和汉人的区别(语言、服饰、军事、社会习俗)是焦点,可老一辈看大清却满眼都是满人被汉化的历史。
另外,新清史更强调东—西,老清史更重视南—北。老一辈眼中,满人由北向南,步步紧逼,先入关抢占中原,后大兵吞噬江南,张扬的完全是南北纵贯而下的蛮狠态势,汉人文化也是以柔克刚步步涵化,不慌不忙地给这些塞外“禽兽”洗澡洗脑,刷洗膻腥,到最后不分彼此,这想法骨子里有点大汉族主义,却也不无道理。
新清史却说周代东夷西夷可以相互换位,哪有什么汉人中心。于是大清的疆域延绵不绝地应该向西延伸到蒙古、新疆、西藏和中亚。大清西进被想象成了一个类似西方世界不断东进、到处殖民的翻版。这种时髦的全球化史观把大清纳入到东西交流的世界史框架中定位,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汉人在里面几乎完全消失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问,如果把东西和南北的视角调和起来后效果如何?我想,在那时,清史解释是不是可以出现一个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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