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林彪开车的那些日子

1965年至1967年，林彪曾在杭州、上海、苏州三地养病，并在此期间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1966年农历正月初一，江青从上海来到苏州向林彪拜年，并提议在部队召开一个文艺工作座谈会。

这一提议得到了林彪的大力支持,并以自己的名义委托江青负责此事。这一座谈会于1966年2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其《纪要》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在全军乃至全国造成了“轰动效应”。

而方顺安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秘密安排成为林彪的专职司机的。

1939年8月，方顺安出生在安徽省黄山歙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是地主家的账房先生，祖母和母亲都是农村妇女，方顺安对祖母和母亲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她们都是小脚。”

5岁之时，方顺安的父亲就过世了，那时，他的母亲才29岁。

方母没有改嫁，带着我和我1岁的妹妹、10岁的哥哥一起生活。

谈起为什么从军，方顺安十分坦率：“那个时候，家里很苦很贫寒，我们在家务农，但我的小脚母亲根本负担不起三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支出，所以我一心想去当兵。”

林彪的司机有很多任，方顺安不是口舌灵活的小伙子，对于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中，他曾有过思考：“我想，我之所以会被南京军区选中，去给林彪开车，一个是考虑到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另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贫农的家庭背景。”

1956年，这是义务兵第一年招收，年仅16岁的方顺安报名参军。

“我是瞒着母亲悄悄报的名，因为旧社会讲“好男不当兵”，我母亲舍不得我，奶奶也哭着喊着不让我去当兵。其实我当时的确连参军年龄都没到，但我在村里是比较积极的，前两年就入了团，带兵的人看我是共青团员，就选中了我。”

直到现在，方顺安档案里的出生年份都还是1938年。

这样多报一岁，方顺安就参军了。他说：“我那时很天真，想当空军，不想当陆军。”可那个带兵的讲:“小方，航空兵昨晚就调走了，今天招你们都是开汽车的。”

方顺安后来回忆起这个人生转角，也只是笑笑：“没办法，我只好当一名汽车兵了。”

“我们这批新兵本来是去江西0055部队的，但到了杭州以后，领导从我们700个人里抽了20个人调去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我就是其中之一。”

起初，方顺安的心情十分之兴奋，他自述：“我当时想，去上海啊，那可不得了啊。”

那是1956年的冬天，方顺安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一行人乘火车从上海龙华站走到颛桥，再坐小轮船到外滩4号军用码头上的岸住进了江湾路1号(原上海警备区驻地)。

“首长和我们讲，要是别人问我们从哪里来?就说从后方来。到哪里去?就说到前方去。”方顺安记住了。

“当时我们每个月有6元津贴，我把第一次发的津贴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因为首长说宋庆龄副委员长捐了一架飞机，所以我就把我仅有的6元全部捐了。”方顺安的指导员不同意，叫他留2元。

但小伙子却满不在乎：“我牙膏牙刷上个月都买好了，不用再花钱，这个钱一定要全部捐掉。”

第一年，方顺安没有评上“五好战士”，于是，他开始留意那些评上的人，“我看到人家天不亮就起来，给别人打水洗脸，毛巾放好，牙膏挤好没事就擦车子。”

于是，方顺安也日日前去擦车。

他说：“第二年,我就评上了“五好战士”，之后年年都评上。”

后来，方顺安被调去镇江学开车，成了警备区的汽车训练兵。

“我在那里学了一年零两个月，开的是卡车，也学过开坦克，书有《汽车构造》《驾驶技术》《交通规则》等四本。”实操和理论他都十分之优秀，实际驾驶过程中安全行车2万多公里，那几本书被他翻得几乎卷边。

毕业后，方顺安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后来又调到崇明守备区开美国吉普。

1960年，方顺安从部队调到沧州饭店，1962年又调到延安饭店开伏尔加车。

“我在延安饭店时开车也比较积极，车辆保养得很好，当上了汽车班班长，领导都很喜欢我，叫我小胖子。”

后来，他还为叶剑英、许世友、杨成武、黄永胜等开过车。

1960年，方顺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2年，他成为了预备党员，一年后如期转正。

1965年的一天，上海警备区干部处的李处长在饭店开了一个客房:单独找方顺安谈话。

“他说要交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但又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任务。他要求我做到“四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他还说这是一个秘密任务，知道的人很少，连延安饭店总经理都不知道。”方顺安的心情十分之忐忑。

“如果以后有人问起我去哪儿了，就说去外面工作了。别的什么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泄密是要被枪毙的。所以当时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是去给101开车。”

“那时我才20出头，感恩思想很重，我一直都觉得，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就参不了军、当不了兵，穿军装，穿皮鞋都是不可能。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交织在一起。”

方顺安说：“我母亲从小教育我，别人能干的你去干不算有本事。别人不能干的，你去干，还干得很好，这才算本事。我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了这个任务。”

任务布置完以后，李处长让方顺安马上动身。

他当时的行李就一个黄挎包，背着就走了。

“李处长亲自送我到老北站，我自己坐火车到杭州，再由那边的车子接送我到101住处。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任务是给林彪开车，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些害怕。”

方顺安被安排住进西湖边上的一个宾馆，他开的是一辆黑色的苏联吉斯车。

该车为防弹车，重8吨，车身又高又长，车头当中翘起，大灯在车的两侧。纯黑色的车窗玻璃，还配有花色丰富的窗帘。

而这辆车，在上海时，方顺安就已经熟悉过了。

“后面有两排座椅，司机的右手边可以坐两个人，通常是秘书和保卫员，我车的后排平时只坐林彪夫妻二人，所以一排座椅被收起来，在那里放一个写字台。在驾驶座和后座的中间有一块厚10余厘米的密封玻璃，可以上下，林彪有什么机密话要说时，就把玻璃摇上去，我们就听不到了。”

车有警灯警报，但在方顺安的印象中很少用。平时车都停在车库里，保养和检修是请外面的人来做，需要经过保卫处处长同意，我负责在旁监督。

“这辆车只有林彪本人出去的时候可以用，子女和叶群都不许用，叶群单独出去时用另一辆苏联的伏尔加车。”

方顺安的出车任务由林彪的秘书安排，他记得：“那个秘书是个白面书生，个子很高，一米八几，很魁梧，秘书安排好以后，再由保卫处处长向我下达，一般都是当天通知，说走就走。”

他常说:“小方，把车子准备一下，首长今天有活动。”

每当这个时候，方顺安就知道要检查车子出发了。

上车以后，才告诉方顺安去哪里，路线都是他们安排好的，他必须按规定路线开，不能随便乱开，不然就是犯错误。

方顺安和保卫处处长都是配枪的，子弹有30发，不上膛，分装在两个弹匣里，放在枪套外面。

方顺安猜测道：“不过我估计里面混有假的橡皮子弹。”

“保卫处处长的枪和子弹都比我大，射程也远。我们平时一般不用枪，但得擦，每天都会有人来检查枪和子弹，不允许随便乱打浪费子弹。”

方顺安第一次见到林彪是1965年秋天，在杭州西湖国宾馆。

“和他接触以后我觉得他待人很随和，他吃饭是在小会议室里吃小灶，但有时会拿着根牙签，大会议室来看看我们大灶吃什么菜，对我们很关心。”

平时，方顺安都和林彪秘书、保卫处处长一起吃大灶，四个菜,喜欢吃什么自己盛。

方顺安谈对林彪的理解：“他为人又很严谨，话不多，有分寸，一年到头我也听不到他三句话。他生活很俭朴，很少穿军装，不带军衔、领章和帽徽，不像高干。”

“他的军装就是黄军装，裤子是呢子裤，皮鞋是部队发的，手表是上海手表厂出的黑色潜水表，有个罗盘和指北针。”

林彪住的都是国家安排的招待所，比如在苏州住南林饭店、在杭州住西湖宾馆，在上海住岳阳路招待所。

方顺安对林彪的一些生活习惯和喜好也有所了解：“用的东西也是单位配的，家具是普通家具，不是红木的，盖的被子和我们一样，是部队用的黄被子，饮食也很普通，偏素。他吃饭只和叶群，有时候和秘书一起吃，不叫子女的。”

一次，方顺安的母亲给他写来一封信，由于需要内部转，所以到他手上已经晚了五六个月了。

“母亲在信里告诉我老家有人要在我们的晒地上造房子，可能会影响晒东西。那天吃饭时我吃得有点少，被林彪的秘书看到了，马上询问我为什么饭吃少了?是不是收到一封信?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把事情缘由告诉了他。”

“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当时就联系到安徽省徽州地委，地委马上派了一个人到县里，县委副书记再派人到老家生产队去了解情况，发现确有其事，立马叫人家不要造了。”

有一天，方顺安突然接到任务送林彪去上海，具体什么地方都不说。

方顺安按照保卫处处长的指示，先沿着东海把车开到乍浦的一片空地，有两辆车已在那里等我们保卫处处长说:“首长，上海的同志来了。”

据其所知，其中有王必成、陈不显等人。

王必成过来敬了个礼，林彪没有下车，窗玻璃都没摇下来，也不说话，就摇摇手，意思说走吧，我们就走办公室帮忙打扫卫生时看到过毛笔和砚台。

方顺安前面有一辆警车开路后面跟一辆车，他跟着他们开到市区后全部绿灯。

“路线是安排好的，不能有红灯，因为车停在哪里出了事不得了。车子开到岳阳路一栋老洋房，好像是今天的老干部局，以前是宋子文的房子门朝西，车就停在那里。林彪住在老洋房里，我住在对面的一个招待所，那里有个小车班，几个驾驶员住在一起。”

后来，方顺安才知道林彪到上海是参加上海会议的，林彪在上海期间几乎不出去，他不爱搞交际，宴请都不参加。

1966年，方顺安接到任务送他去苏州南林饭店。

“苏州南林我第一次去，车子太长，都拐不过来。我记得进大门后，靠右手边第二栋小洋房就是他住的，我住在北边的北林。”

1965年到1967年，方顺安跟着林彪从杭州到上海，再到苏州，将近有两年时间。

1967年秋冬:林彪被叫回北京。临行前，林彪的秘书来找方顺安谈话，说他们后天要回北京了，叫他一起去。

方顺安心想：在杭州我坐个长途车就能回皖南老家，去北京的话火车要坐两天，太远了。

于是，方顺安说：“北京离我妈太远了。”

这句话一讲，他们就没再叫他去了。

林彪回北京以后，方顺安的任务就结束了，他又回到了延安饭店。

延安饭店的党委书记和经理皆未过问他这两年去了哪里。

不过同事们很好奇,但方顺安一直守口如瓶，没有泄密。

半年后，方顺安就提干了，不再开车，调到食品科当助理员。

1971年，方顺安32岁，成家立业。

由于他工作表现不错，后来又调到管理科，一直做到科长，最高职级是18级正科，享受副总经理待遇。

2000年，方顺安正式退休，退休以后又和老朋友一起在西郊搞房地产开发。

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只说：“经过为林彪开车这段经历后，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发展，一要靠党的政策，二要靠自身努力。”

“党的政策是根本。我感觉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不会有今天。让我去给林彪开车就是党和组织对我的信任。我要努力完成任务，这是我的职责。现在我过得很幸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