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时，毛泽东的秘书们的这些议论，当然是不能公开的

说来也奇怪。毛泽东的几位秘书，除了周小舟、周惠、李锐，还有胡乔木、田家英。胡乔木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委员；田家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看法是那么一致。加上平时他们彼此间就十分熟悉，互相说话从来是直抒胸臆，用不着多加小心，所以，庐山会议期间常有接触，议论一番。

那还是会议开始后的第二天，即七月三日，晚上，胡乔木找到李锐谈了一番。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座。

胡乔木，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具有较深理论修养的高级干部，他对李锐和陶铸说：“共产风室北戴河会议以后刮起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转得较快。”

当时，鼓吹否定资产阶级法权最起劲的是上海的张春桥。此人也参加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他的观点，被毛泽东否定了！

他们还议论：毛主席对徐水那种干劲是很赞赏的；毛主席多次讲到海瑞，鼓励大家讲真话。不过，要真正容得下海瑞那样的人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此，又讲到党内的迎合之风。

“成都会议有些人受宠，因此发展了迎合之风。”胡乔木未指名，但大家心里明白。如上海的某人，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对领导人就是要迷信”，很是表演了一番，也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时间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对领导人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谈话间，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来了。

李富春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我党老资格的革命军，为人温厚正直，一向受大家的敬爱。他当时主管经济计划工作，“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当然他是有责任的。不过，确实有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他坐下来，示意大家接着谈。他很想听听大家对经济工作的各种意见。

胡乔木继续说：

“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不能拿这个观点为打乱经济综合平衡提供理论根据。许多自然现象都是平衡，比如太阳系，各个星球的运转，都按一定的轨道。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

“大跃进”以来，经济失去了平衡，于是，便一再宣传“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作为“大跃进”“正确性”的理论根据和证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过一次。

“不论如何政治挂帅，必须遵守经济规律。要尊重和懂得前人，包括苏联的经验。”胡乔木这样认为。

大家对胡乔木的看法很是赞成，并以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的关于只有掌握不同战争的不同规律，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道理，加以辅证。

三天以后，李锐又去胡乔木、田家英那里做了一番长谈。吴冷西和陈伯达也在场。他们四位是住在一起的。

大家又研究了平衡问题。

“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就是平衡遭到了破坏。”

“多少米煮多少饭，米和饭要平衡；人走路，身体的重心，两腿两手的摆动，都要保持平衡，否则，就要跌跟头。”

大家谈公社的由来，谈党内的民主生活，读报纸的宣传。

“北戴河会议决定大办公社，人们没有精神准备。”

“整风，反右，整得都不敢讲话。”

“‘以刚为纲’、‘三大元帅’的提法不科学，违反按比例的规律。元帅可以下命令，其他各行各业要绝对服从的。”

他们也说了这样的话：“主席的设想和思想常常变化太快，使人很难跟得上！”

几天后，李锐又去看了周小舟和周惠。他们又谈了“大跃进”个人民公社，特别谈了湖南的问题。

“1958年韶山吃偏饭，也只增产了14%。”周小舟说。

他们感到会议虽然表面是轻松的，但还有无形的压力，缺点和问题不敢彻底暴露。“中央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这是他们共同的感觉。

当然，这些议论，是绝对不能公开的。